胡志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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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開迷霧 揭穿謊言 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紀念張學良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撥開迷霧 揭穿謊言 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紀念張學良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實——
   六月一日至二日,我應遼寧張學良暨東北軍史研究會與張氏帥府博物館的邀請,飛瀋陽出席了「紀念張學良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在遼寧省政府賓館遼寧大廈舉行,到有來自美國、日本、臺灣、香港、北京、天津、廣東、陝西、江蘇、浙江、吉林、黑龍江、遼寧等地的專家、學者共158人,發表學術論文47篇。
   中外學者早已確認「銑電」是偽造的
   有關西安事變與張學良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已出席過多次,感到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深入開展,大陸的老、中、青學者在「揭穿謊言,正視歷史」方面,確實是與時俱進了。

   研究西安事變的著作及有關張學良的傳記作品,目前已有二百多種,論文則數以千計,多數是醜詆蔣介石「堅持不抵抗」,以凸顯張學良的所謂民族英雄地位,還說張學良為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揹了黑鍋。至於「不抵抗」三字典出何處,大多數著作是輾轉摘抄,語焉不詳——未注明出處;部份著作注了出處,但都是二手,甚至三手、五手傳聞,連孤證都不夠資格,更無旁證。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去延安出席西北大學與延安幹部學院合辦的〈西安事變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曾宣讀〈澄清銑電真偽〉論文。我從常見的十二種暢銷書推本溯源,查明「銑電」最早出自張學良的秘書洪鈁於一九六○年所撰的〈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與東北軍降將何柱國所撰〈九‧一八瀋陽事變前後〉,前者是轉述東北軍參謀長榮臻電告張學良「遵蔣主席銑電指示不予抵抗」,在林林總總的雜書中銑電又有八月十六、九月十二、九月十六日三種版本,可是在中共編印的一千多頁《遼寧省檔案館珍藏張學良檔案》中,根本沒有這份電報的發文或收文。榮臻說蔣介石九月十八日夜間電令張學良不予抵抗,可是十八日蔣正在赴南昌督師途中,那時軍艦上沒有無線電話,他接到電報是十九日在南昌,立即抽調部隊北上助防;後者是指九月十二日蔣介石同張學良在石家莊車站上秘密會談,蔣吩咐「一律不准抵抗」,然而從政府檔案查考,十二日蔣介石從早至晚並未離開南京一步。此案直至一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張學良會見日本廣播公司記者以及一九九一年五月廿八日會見老報人李勇一行才真相大白:張氏坦承「不抵抗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我在延安說:「對日抗戰勝利六十一年了,大陸的書報、教科書仍然糾纏於所謂不抵抗政策,仍然沒有擺脫國共內戰的陰影。如今,中共建政已經57年了,階級鬥爭的國策早已被經濟建設所取代,所以對歷史問題應該抱實事求是態度,已往由於奪取政權的需要,在宣傳上有所扭曲或誇大,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日中共執政近一甲子了,應該有雅量承認歷史真相,在編纂史書時,萬萬不可以訛傳,以假亂真。」回港後,我幾次接到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李雲峰教授的電話,他承認我講的都是真話,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我的言論顯然超前,陝西省委宣傳部不同意把我的論文編入厚厚的論文集中去。去年冬天,我出乎意料收到了那本拖宕了三年才印行的論文集,赫然發現我那篇論文已編入文集,李教授從電話中告訴我:情況是在不斷變化的,任何人都不是鐵板一塊……
   所謂「代人受過」是張學良早年說謊
   雖然拙文排在文集的最後,但還是驚動了瀋陽的張學良研究會,於是我成了唯一赴會的香港學者。行前,研討會籌委會給我電郵了陝西教育學院劉東社副教授的兩萬字論文《七十載心魘:張學良口述歷史中的九‧一八情結》,指定我擔任講評。我在會上指出:
   這篇論文在學術上的摧陷廓清、石破天驚觀點如下:
   
   一、指出「九‧一八前後國內紛擾的政局及某些政治派別極不恰當、極不明智的舉動,對招致外侮和煽風速禍之責任問題,似應引起學界的更多關注;西南派(按:指胡漢民策劃的李宗仁、白崇禧、陳銘樞、陳濟棠等分裂集團)與日本之勾搭關係及『聯日倒蔣』等許多問題,在學術上似應有個明確的交代」「張學良口述歷史提及的某些重要線索,學界完全可以循其思路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二、指出所謂張學良「揹黑鍋」「代人受過」論,始自張學良早期的言論,不能諉過於大陸學者的偏頗、失察,而張學良晚年之否認「代人受過」之說,既非故作驚人之語,亦非為了照顧蔣氏聲譽,更談不上什麼「歷史大翻案」,而係向歷史本真的回歸,蓋因張本人就是歷史假案的炮製者。
   三、考證「不抵抗主義」從未出現於蔣介石的函電文檔中,卻是出自張本人之口。作者認為,對於南京政府對日國策本質屬性的概括,學界完全可以提出更為明晰、精確的概念或術語,何必非要採用極易引起紛爭的「不抵抗」三字。
   四、指出「東北易幟後,東三省在政治、軍事、財政等方面保持著半獨立的自主狀態,蔣氏更將黃河以北財政、軍事統歸張學良節制」,而且「事變前,張對日軍的圖謀應該是完全清楚的,所謂判斷日軍只是挑釁佔些便宜的說法顯然難以成立。」所以,「判斷錯誤論,既是張氏事後經歷的幻化,又是口述回憶資料中屢見不鮮的『前置傾向』的反映,更是歷史當事人對歷史記憶的一種再創造……將事後的思想觀念或見解判斷,人為地前移。」
   五、由此提醒學界,即使第一手資料也難保不帶有種種成見甚至偏見。
   「不抵抗」的定義必須是詞惠意顯,而不是模棱兩可。戰術上的避免挑釁同戰略上的投降賣國應該有所區別。在此我願引用幾年前左雙文教授在〈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的特種外交委員會研究〉一文中的宏論:「1928年後南京政府一味忍讓,是為了爭取國際同情,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兇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天才豪傑,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如果是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儘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還要生事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也是無可厚非的……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釜沉舟,在準備很不充份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
   須知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日雙方的軍力對比: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450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只有300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為驚人: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枝;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長城抗戰時,我們的士兵沒見到敵軍,已被凜冽的炮彈打死大半;他們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從以上對比可以明白,為什麼每次戰役國軍損失都數倍於日軍。據日本軍方記載,在衡陽巷戰時,國軍是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軍的機槍大炮。由於倉猝應戰,八一三滬戰、台兒莊、徐州、長沙、豫南諸役耗盡了庫存的彈藥裝備,加上法國政府封閉滇越鐵路、英國封閉滇緬公路,蘇聯又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承認偽滿交換日方承認外蒙獨立;美國則運送廢鐵支援日本的軍火工業,所以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在歐陸各國均支援日本的情形下,中國孤軍抗日,那時的國家危境是在和平環境中成長的這兩代人所難以想像的。戰後,在衡陽地區撿拾的國軍頭骨逾萬,這還能說蔣介石「消極不抵抗」嗎?
   聽任鄰國佔島圈洋盜採石油算不算「不抵抗」?
   在國際爭端中,訴諸談判、尋求國聯主持公道,那也不存在所謂「不抵抗主義」。如今中國在北韓、伊朗核問題上不也是力主和平談判嗎?非但反對訴諸武力,連經濟制裁都要否決。再看我們週邊的鄰國,從海疆、陸疆蠶食中國固有領土、偷採自然資源還少嗎?日本侵佔釣魚島,近年又佔領沖鳥礁,拳頭直指我浙江舟山群島,連南韓都到中國近海佔島圈洋——在中國領海和200浬專屬經濟區內、上海正東百多公里處的東海蘇岩礁,建成現代化人工智能島。廿多年來,越、菲、馬、新加坡等國已在南沙海域鑽井一千多口,每年盜採五千萬噸原油,光是越南,1981至2002年就在南海盜採油氣賺了250億美元,而東盟國家每年盜採總量已逾五千萬噸。我們這個貧油國,原油自給率僅43%,去年進口原油兩億噸,眼看著自己的海底資源被鄰國大量盜採,卻要從中東購買貴價油長途運輸進口,為什麼不揮兵南下收復失地呢?以今日中國的綜合國力,比1949或1936年強大何止千倍(僅鋼產量,2009年是六億噸,佔全球鋼產量的46.6%﹔1936年僅41.4萬噸,增長1448倍﹔2009年日本產鋼8753.4萬噸,為日本的6.85倍),打個把菲律賓、馬來西亞還不是摧枯拉朽、探囊取物?顯然,中央考慮的是戰爭會使卅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那麼七十九年前,國民政府的首腦林森、蔣介石們還不是考慮一旦開戰會把黃金十年的建樹付諸兵燹?何況當年國民政府並未束手待斃,九‧一八之後的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百齡廟之戰都打得很出色,只是當政者希望八十個德械師全部練成後再正式對日宣戰而已。西安事變爆發,使剛練成的二十個德械師,統通葬送在上海灘!結果是,對日抗戰付出更漫長、更沉重的代價。
   由於這次研究會的主題之一是探討「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具體問題的澄清、訂正」,所以我為大會所作的主題報告強調由於人的記憶多少存在著誤差,而且人性的共同弱點是隱惡揚善,所以口述歷史的準確率不會超過百份之五十。譬如哥大公開的四千八百頁張學良口述自傳抄本中,有許多顛三倒四、東拉西扯、前後矛盾、雜亂無章的詞句。例如張學良在錄音講話中斷言他從未偷看過蔣介石被拘留時查抄的日記;然而,2002年6月8日臺北中國時報發表了張學良忘年交郭冠英的文章,這位一貫為張鳴冤叫屈的「張學良問題權威」坦承,他在張去世前問過「究竟有沒有看過蔣介石隨身攜帶的日記?」張答道:「看過,我愈看愈出火,愈看愈生氣!」從當年大量的文獻資料可知,正因為張學良看到蔣日記中寫明讓張充當繼承人,這才使張牽情動腸,幡然悔悟。因此,人們對張學良晚年顛三倒四的言語不必十分認真——1993年的哥大錄音帶與1990年的唐德剛十一卷錄音帶都可作如是觀。李宗仁也不外如此:僑居紐澤西時,他見了同病相憐的失意官僚政客,就指斥某大員坐擁數十萬精銳而不堪一擊、蔣介石臨陣換將遙控指揮以致失敗、某人丟了東北蔣居然不加追究。但若李懷疑來人是親蔣的,其論調就變了,口口聲聲我與蔣先生雖然政見不同,但私交絕無芥蒂,到底我倆為革命共同奮鬥了幾十年,同甘苦共患難,大陸之失我們都有責任,不能諉過於他一人……個人榮辱不算什麼,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我現在真感無官一身輕云云。這種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實錄,可見於李宗仁部屬許高陽妻子黃紉秋的回憶錄,多數是不能代表傳主的真實思想的,只能說明某些政客的詭異狡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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