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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法治宪政民主联邦体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自由法治宪政民主联邦体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郭国汀

   

   达赖喇嘛认为:境内藏人无需要为他的退休而灰心丧气。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来看,这都是明智的决定,从长远讲,有益于西藏的宗教和政治”。[1] 假如按照当年“十七条协议”时的中央对藏方针,及后来胡耀邦对西藏的政策,不仅西藏问题,中国其他诸多问题也能顺利解决。达赖啦嘛还认为“就西藏问题而言,如果社会机制和决策机制等完全透明,我们的困境就能迎刃而解”[2]。

   

   宪政学者张博树认为:由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极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水平、复杂的民族生态状况和历史遗留的不同政治实体并存的现实,有必要考虑设计一种超越“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逻辑的制度体系,即“双轨共和制”。

   

   吾以为在现行中共极权专制体制下,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因为中央集权的极权体制特征在于: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完全违悖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现代政治学原理。因而中共政权是个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陷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恶性循环;而专门设计复杂的双轨共和制似无必要,因为美国,加拿大,俄国,印度等国的民族复杂程度远比中国更盛,美、加、俄、印皆有超过100个少数民族,印地安原住民长期所受到的不公不义待遇,并不亚于中国少数民族,然而上述国家均在联邦体制下妥善地解决了民族问题。

   

   正义,平等,公平,合理,和平理性应当成为解决民族争议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不可调和的民族茅盾才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汉族与藏族或维吾尔族或蒙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茅盾,而极端自私自利缺德乏能无知的中共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却愚蠢地长期将民族茅盾当作“你死我活”敌对斗争!因此,若不及时终结中共极权暴政,蛮横无理的中共暴政必将使中国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逼迫藏族和维吾尔族独立。解决民族茅盾的关健在于遵循法治,各族人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受法律的同等保护,全体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一切社会领域的机会均等;而宪政法治共和民主联邦体制为各民族平等互助和平共处提供了最佳法律制度保障。

   

   就理论而言,宪政联邦体制的优越性在于它能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制衡有效合作,为各省市地方政府提供高度自治的同时,充分保障个人自由,进而保障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包括私有财产权,竞争性的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契约自由等经济自由;而个人经济自由充分保障则最终导致国家富强。追求经济自由繁荣,是各国实行联邦政体的重要动机。联邦体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平等权利,保护公平竞争,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首创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由于联邦体制鼓励自由竞争,从而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使得一国内各级政府之间引入自由竞争机制。市场经济要求有不受政府任意干预控制的自由,从而保证了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宪政体制是西方正宗自由民主国家的立国之本,而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则成为其强国之道,因此宪政、法治、共和、民主联邦体制,为解决不同利益的群体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能提供最佳法律制度保障。

   

   就实践而论,联邦体制是解决大国和多民族共存的国家的最佳体制。世界各大国及多民族国家,几乎全部是联邦制,俄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印度、巴西、德国、瑞士等国要么是超级大国,或者由于多民族;他们之所以采取联邦制,原因在于宪政联邦体制,得以在一国境内采取灵活多样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适应各地区各民族的不同宗教文化地理民族特征需求。既能保持大国优势,又可能充分保证各不同利益共同体各民族的不同需求,且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

   

   举例言之,加拿大宪政联邦政府分成中央、省和自治领及市三级行政机构,他们之间分权制衡协作;有些权力和责任专属联邦:国家和国际问题,包括国防、外交政策、省际贸易和通讯、货币、海关、航海、刑法和公民身份;其他权力和责任专属各省及自治领:市政府事务、教育、卫生、自然资源、财产和公民权利及高速公路;而农业和移民的权力与责任则由联邦和各省及自治领共同负责。二级政府分权制衡,大大减少了行政管理层级,既节省了高额行政管理费用,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联邦制使得各省和自治领得按其人口和地方特征调整其政策,各省及自治领皆有其自已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由于法国裔的坚持争权,最终使加国成为英法双语国家。法国裔占多数的魁北克省曾长期主张独立,一度公投赞成独立者高达48%,不过如今年青一代已不热衷于独立,盖因他们享受到了全方位的公平合理的待遇;YUCAN自治领十四个印地安部落通过印地安委员会与联邦政府谈判,主张该自治领的土地所有权,经十七年谈判于1990年4月1日获得两亿三千两百万加元和41440平方公里土地的补偿,占该自治领全部领土的8.6%;[3] 而1999年设立的NUNAVUT自治领,其总人口中印地安INUIT族人占85%,由19个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一名总理和各部长,INUIT语成为该自治领官方语言,并成为学校教育母语。

   

   西藏问题唯在自由法治共和宪政民主联邦体制下,才能得到妥善解决。由于中共政权是中央集权的极权专制体制,党政不分,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实质不分,中央、省、县、镇四级行政,由共党、政、政协、妇联、民主党派等五套班子行使重叠管理,各层级职权重复,导致极大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巨额行政管理费用及各级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必然使国库空虚,不堪重负,以致创造了每26个国民须养活一位党政官员的世界之最,与宪政联邦分权制衡体制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因此,只要中共政权存在一日,西藏问题便几无望得到解决,“对西藏几乎是死刑”。原因在于,经61年极权统治,中共犯罪利益集团造孽太深犯罪过重,其极度僵化的行政体制,早已丧失自我纠错改正的功能,当今中共各层官员非常清楚暴政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深重危机,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破灭,共产党当权犯罪利益集团,实际上皆抱持权钱交易尽可能捞最后一把,在中共破船沉船之际,极力捞个人私利而已,因而根本不会认真考虑而该极权体制也注定了其无法解决西藏问题。

   

   2011年7月9日“民主中国与西藏的未来”研讨会专论

   

   

   

   [1]达赖喇嘛,“你们不需要担心”,2011年3月19日在达兰萨拉大乘经苑的讲话 Dalai Lama believ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selecting a young Tibetan boy as his reincarnation may no longer make sense. He might select his own reincarnation while he is still alive, which would give him a chance to train a successor. Only one thing is certain, he says: his successor will be found outside of TibetEvan Osnos,The Next Incarnation As the Dalai Lama turns seventy-five, what is Tibet’s future?October 4, 2010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10/04/101004fa_fact_osnos。Tibet will keep to its own path with or without the Dalai Lama, a Chinese official said Tuesday when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on what will become of the region after the Dalai Lama's death,"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Tibetans,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Tibet," said Zhu Weiqun, executive vic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ina says Tibet on its own path "with or without Dalai Lama" council general of China at New York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e/cgny/eng/xw/t656154.htm

   

   [2]达赖喇嘛与中国国内人士视频会面问答,2011年1月4日。the Dalai Lama said, "if we have to remain in exile for several more decades, a time will come when I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provide leadership.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establish a sound system of governance while I remain able and healthy, in order that the exile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an become self-reliant rather than being dependent on the Dalai Lama. If we are able to implement such a system from this time onwards, I will still be able to help resolve problems if called upon to do so. But, i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ch a system is delayed and a day comes when my leadership is suddenly unavailable, the consequent uncertainty might present an overwhelming challenge." By Eve Bower ,Exiled Tibetans vote for a future, CNN April 28, 2011

   

   [3] Stephen Hammond, Steps in the Rights Direction, Human Rights Celebrations and Tragedies that Inspired Canada and the World,2008 p.91.

(2011/07/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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