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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宗教灭绝政策的实质是从精神心灵上扼杀藏人

中共对西藏的宗教灭绝政策的实质是从精神心灵上扼杀藏人

   

   

   郭国汀

   

   中共自以为得计的策略是“凭借国家暴力撑控西藏,達賴兴不起大风浪;而西方国家有赖于中國大市场,不会真跟中國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達賴,把他拖死后,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1],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達賴,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追求金钱。

   

   达赖喇嘛认为:假如按照毛澤東等當年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中央對藏方針,以及後來胡耀邦對西藏的政策,不僅西藏問題,中國其他諸多問題也能順利解決。[2]

   

   藏文化與藏人的宗教,傳統,語言和特性等密切相关。

   

   达赖喇嘛指出“語文是表現民族本質的最重要的特徵。藏民族具有特殊的语言文字,藏語不僅是藏族互相溝通的語言,也是藏人書寫文章,歷史,佛學教義或科學技術等知識的唯一語言文字。藏語文是一個與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達能力,從梵文翻譯的內容,不論詞意,藏語文是唯一可以還原梵文的語言文字”。他还认为:“藏語文,是完整記錄自釋迦牟尼佛誕辰兩千多年來,形成和發展的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以及佛教科學的文字,包括那蘭陀傳承中,所有的顯密論典。特別是因明論典的完整教、學傳承和方式,當今惟有藏文中記載和保存。因此,保護和繼承西藏文明,不僅有利於世界和平,也是眾生的福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破壞行為,都無益于我們長遠的、共同的利益”。[3],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它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所记载。

   

   宗教涉及藏民的根本問題,佛教與藏人的本質密不可分。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历来尊奉喇嘛的传统。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首相洛桑森盖(LobsangSangay)指出“宗教是心灵和精神的事,对藏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藏民族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傳統風俗習慣;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以佛法管理藏区,延续了近四百年。藏区佛教信徒高达90%,因此佛法、佛祖和喇嘛对藏人至关重要,是藏民族的文化传统。

   

   佛教倡导清心寡欲、是超度来世的宗教,因此藏人重来世,来世和现世同等重要。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不断经受痛苦;即使富人,也难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在于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4]。而成佛之路皈依上师至关重要,但是佛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皈依上师,其次才是皈依佛、法、僧,因而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最崇拜的就是上师。達賴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達賴喇嘛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的根本上师[5]。因此,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实质上等于消灭了藏人的(精神)生命。

   

   中共早在1950年代便大规模展开了灭佛运动。1962年,班禅喇嘛致信周恩来的“七万言书”披露了中共的宗教迫害事实: “‘破除迷信’,反对宗教;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在各寺庙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内,不分昼夜紧张地学习、强迫动员互相批评,对公开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斗争打击”。“竟有让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边,强迫互相挑选成婚”。“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除外逃1万,仅剩7000人”;“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把许多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据一份“人民解放军”内部资料披露,自1952年至1958年,共军粉碎了996次叛乱,仅在Kanlho东北部杀害超过一万名藏人;而在安多另一地区Golog ,人口从1956年的14万人,下降为1964年的7万。[6]

   

   1956年西藏新年寺院被炸毁,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但还被欧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7]。

   

   1950-1960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着出狱者不到2%,他们分别被关押在166个集中营。[8]对此班禅喇嘛证实:“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加以休息不充足,缺医疗,使大量关押犯非正常死亡。”

   

   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年,至少70000余名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50%。男女比率降成1比7至11,亦即青壮年藏人基本上被消灭或监禁;1968年1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致数百人丧生。1969年另一次拉萨起义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1972年;1987年起义又起,1989年西藏实行诫严,据张少松将军称,18个月期间至少600人丧生。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计约1738人被枪决;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划为右派;在四川藏区,2/3藏民被捕关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9]

   

   文革结束后,藏区6259座寺庙,绝大多数被毁坏一空,仅13个仍开放,大多数被变成军营,商店或拘留所。寺庙内的大量珍宝,佛像,价值连城的字,画,经书皆被毁或盗空。1973年一家北京工厂熔化了600吨西藏佛相。1983年一个西藏代表团,在北京发现32吨西藏遗物,包括13573座佛相。[10]直到1979年所有的学校仅教汉语。依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计:约120万藏人受害,其中约432000人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按正常出生率计扣除流亡者,藏人死亡人数至少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11]。

   

   

   1980年代,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难觅踪影。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领袖,都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工具的僧团领袖,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资源。

   

   

   1994年北京“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治藏路线转为强硬,達賴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

   1995年達賴喇嘛认定班禅后,北京更将其视为敌人。西藏党委书记陈奎元指称:“達賴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達賴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陈还说:“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996年下令收缴和销毁達賴像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由黨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僧侣被赶出寺庙,遣送回乡,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黨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

   

   西藏黨政干部和员工都被明文禁止信仰宗教,要视達賴为敌人,家里严禁挂達賴像,不许设经堂佛龛、请僧侣念经、做佛事、挂宗教性标志或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者被开除黨籍、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

   

   如今形式上的宗教活动照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 “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使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

   

   

   严格控制宗教致命的后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高僧和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胜者成为葛丹寺主持,并成为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后这种制度被中断。

   

   

   王力雄先生认为:今日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对体制外自发的宗教活动严厉取缔。王指出中共迫害西藏宗教的逻辑是:只要藏民族保持一体,中国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体,在于没有阶级斗争,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说共产主义无神论与宗教先天对立,仅出于以阶级斗争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藏传统社会的具体目的,也不可避免把矛头转向西藏宗教,把它当作 “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打倒。不打倒宗教,则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敢于做共产党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群众土壤。

   

   毛泽东亲口对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因此毛的宗教政策是灭佛,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旨在诱导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对佛教更为致命。 袁红冰教授深刻指出:“人是心灵的存在。对藏传佛教的最可怕的威胁在于,中国官僚寡头集团一直试图从西藏人的胸膛里,剜出那颗精神信仰的心,并塞进一颗在物欲中腐烂的心”[12]。综上所述,若没有确证证明中共有计划群体肉体灭绝藏人,无疑中共对西藏实施了宗教文化灭绝政策。而宗教文化灭绝实质上等同于精神心灵灭绝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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