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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10、孙文革命与华侨和留学生

   《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10、孙文革命与华侨和留学生

   

   

   因为晚清政府腐败无能无法保护在外国领土上的本国国民,在Java一个中国百万富翁的法律地位还不如一个日本妓女,晚上10点以后中国人不得上街,而日本妓女却无此种限制。由于被剥夺基本公民自由,包括归化成美国公民的权利,华侨们感到是没有国家的人,但他们几乎没有政治或革命意识。在旧金山有八千洪门会员,孙文却未筹到分文,仅一名加州大学教授给了孙文4000美元,然后全花在毫无收获的由洪门领导人陪伴的沿海旅行中,12月抵达纽约时孙文已身无分文。

   

   在纽约时,孙文会见了中国留学生,其中有后来在中华民国任要职的王宠惠,当时为耶鲁法学院学生,其父是广州传教士,他帮助孙文写了一本英文小册子,《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印了一万册,在美国仍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年底孙文应欧洲学生之邀访欧洲,在伦敦,孙文首先与严复交谈了看法,严得是中国改革的先驱者,也是当时思想最深刻的中国人,影响了包括梁启超等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如今年已50,变得比梁启超更反对革命,严复说“中国尚未准备好共和革命,因为中国人的知识仍处于低等阶段”。孙文答:“那么人们要等多久黄河水才能澄清?你是个思想者,我则是个行动者。”[1]

   

   1905年孙文再次应欧洲学生邀请访欧,此时他决定不仅应当吸引留学生和秘密会社,而且应当在新军中发展成员。[2]1905年初孙文在伦敦住在英国友人家中,学生们给孙文钱让他赴欧洲大陆巡回演说,首站是布鲁塞尔,孙讲述了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随后孙文与学生们交流讨论,他们不反对三民主义,但强烈反对孙文的革命策略。[3]孙文举例赞杨秘密会社的战斗力,并说他们构成革命力量最佳组织部分。学生们指出下层阶级的战士,历史证明往往靠不住,因而应当依靠人民自已;最后孙文同意学生之知识分子适宜领导革命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孙文成为由布鲁塞尔(30人),巴黎(10人)和柏林(20人)共60名学生组成的革命党的领导人,孙文让他们宣誓忠于纲领。但在孙文离开欧洲前,除了14人之外,其馀学生经慎思后皆退出。但最大的革命组织在日本,有来自17个省的数百名学生加盟。

   

   孙文努力强化他的国际形象。1905年春,孙文访问了布鲁塞尔社会主义国际秘书处。在巴黎孙文两度拜访法国外交部,这次他向法国提议帮助反制日本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日本当时打败了法国的同盟俄国。孙文对法国外交部官员说日本在他的运动中有许多利益,但他愿意让法国取代日本作为他的主要资助者。Quai dOrsay仍怀疑故未作答复。但有些法国情报官员,对利用中国革命来制约扩张的日本感兴趣。[4]

   

   因此,孙文视日俄战争是个寻求外国资助的机会。日本泛亚主义者,此时对孙文的支持架起了孙文与日本留学生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重要桥梁。Miyazaki称赞孙文是在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均找不到相提并论的最杰出的人[5]。他的自传对孙文着墨甚多,发表于1902年,1903年出版中文版,使留学生们对孙文颇有好感。1905年7月19日当孙文抵横滨时,Miyazaki正在东京赞杨孙文,他描述孙文是个绝世的领导人,他的国际声誉将给革命带来信誉;7月28日在《二十世纪中国》杂志办公室他将孙文介绍给关健人物黄兴和宗教仁。孙文强调革命派联合的重要性以免相互争权。经数次会谈,他们决定联合成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7月30日,代表17个省的70名中国留学生,聚会听孙文新组织的计划,会议地点在日本黑龙会组织总部。该会期望推翻满清将在满洲留下权力真空,使得日本能在大陆创造以漠河为界的新国界。黑龙会的创始人Uchida Ryohei是孙文的合作者。同盟会创立大会有Uchida,Miyazaki和另一名日本冒险家出席,定于下次会议选举领导人。8月13日数百名留学生拥至日本饭店,听孙文首次向东京学生演讲;8月20日,300名学生参加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孙当选总理,黄兴任执行长,在孙文缺席时代总理;决定以《二十世纪中国》作为盟刊,会上约70人加盟。同盟会重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平均地权”的纲领。在成员起誓遵守该纲领后,按孙文指导打秘密手势表示三个暗号,中国,中国事物,世界事物。然后,孙文与每个盟员一一握手。“从今天开始,你已不再是清朝臣民了。”此时屋内一根木柱倒下,“这象征着满清政府的跨台”。

   

   孙文制定了详细的革命计划。初时,在革命力量解放的地区,应实行三年军政。此期军政府在县级应控制所有的军事和民事;同时,与当地人民合作,消除旧的政治和社会邪恶。诸如奴隶,缠足,吸鸦片,官僚腐败;第二阶段(不超过六年)实行训政,此期地方自治政府应指导当地人民普选地方议会和行政官员,军政府仍应控制中央政府。此期应当有临时宪法,确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训政结束时,军政府应当解散,国家应由新宪法管理。简言之,孙文主张通过三阶段革命将国家导向宪政。[6]

   

   1906年同盟会员增至963人其中863人在日本。黄兴在同盟会刊《二十世纪中国》与梁启超展开激烈辩论,因发表“日本政客剥削中国”一文被禁刊。因此1905年11月26日革命者将该杂志改名为《民报》。章炳粼,胡汉民,汪精卫均是主笔。梁启超一人不敌,加之梁私下亦同情革命,故青年日益倾向革命。[7]

   

   同盟会扩大社会基础,多省各阶级,统一中央组织形成现代政党,汇集革命力量于一体。1906年至1911年,同盟会组织了一系列起义,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各一起,加上1895和1900年分别在广州和惠州两次起义一共举行了十次起义。最后一次是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着名的黄花岗72烈士(实际牺牲82人),许多是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

   

   哈罗德认为“实际上,孙文带给同盟会很少真实的价值,只有少数会员来自兴中会,孙文也未贡献任何重要的意识形态”。

   

   [1]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101.

   

   [2]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49

   

   [3]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102.

   

   [4]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103.

   

   [5]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50

   

   [6]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51

   

   [7]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51

(2011/07/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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