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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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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联合国囚犯最低标准待遇规则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
·联合国保护所有被以任何形式拘禁或关押人员的主要原则(1988)
·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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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签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
·联合国律师职责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1985年)
·联合国检察官的职责准则
·世界人权公约英文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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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程序与证据规则(1995)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规约
·起诉严重侵犯国际人道法责任人的国际(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1991)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1981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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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6、日本政要支持孙文

   《共和革命之父孙中山》6、日本政要支持孙文

   

   

   1897年7月2日孙文乘船至蒙特利尔,后穿越加拿大到温哥华,8月初抵横滨。最重视孙文的日本政要是泛亚主义者Miyazaki Torazo。其他支持孙文者,主要出于权宜之计。孙文对Miyazaki毫无保留,告诉他要推翻满清创建共和。日本自由党领袖Inukai Ki对孙文的个人气质极欣赏,通过他孙文得以会见日本首相Okuma Shigenobu和上议院副议长Soejima Janeomi,其他上议院议员Miyazaki兄弟和Hiravarna Shu成为孙文的坚决支持者。这些日本友人与孙文享有共同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欺负亚洲人的情感。他们相信中国一度伟大的文明,仅是暂时落后,一旦有外界适当帮助和新的领导,会重新站立起来。日本先现代化,必须帮助中国改革现代化,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欺压下获得自由,以回报古时文化之债。这些观念即1898年Okuma主义,许多日本人认为孙中山的使命即促使中国泛亚主义。[1]极端泛亚主义者认为他们是亚洲大陆的主人(1932年极右派暗杀了时任首相的Inukai)孙文被视为值得投资的对象,他们在东京提供给孙文一幢房子,与Hirayama Shu同住,孙文名义上是Miyazaki和Hirayama的中文教师,这时孙文有了日本名字Nakayama(即中山)。[2]

   

   但孙文并非日本唯一或主要的扶持对象,Okuma Shigenobu支持康有为改良派,孙文和梁启超愿意两派联合,但康有为甚至不愿意面见孙文,并否决任何合作的建议。[3]日本政府予康有为一大笔钱后,康于1899年至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开始侵入孙文的海外原有领地,占取孙文的资源。梁启超则转向革命,孙文介绍梁到夏威夷后,他却又归向康有为,并将当地华侨吸收进保皇会。几经犹豫不决后,梁启超怀疑孙文的判断力和领导能力。孙文则变得不信任文人的革命决心。

   

   7、康梁保皇君主改良派与孙文共和民主革命派

   

   与这些日本人比较,在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极保守且患政治冷漠症。一万多名留日学生仅100馀人支持孙文。在中国的革命进展更缓慢,人们普遍害怕卷入反清活动。而康梁领导的保皇会的敌意,使革命更加艰难。他们恶意攻击革命和共和观念。[4]孙文采取合作态度待之,因为都是政治流亡者。然而,孙文的合作建议被康有为拒绝。康自视为帝王师,不耻于与任何反叛者同流。Inukai善意调停安排孙康会谈,但届时康却未出席。梁启超表现得更乐于合作,改良派与革命派水火不相容,直到日本政府下令康有为离境才有所改变。[5]梁启超与孙文开始讨论合作甚至合并,康有为则游走欧美,加指令梁启超赴夏威夷负责当地的保皇党。

   

   为加强革命活动,抵制保皇党的影响,1899年孙文派程少波至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派Shih Chien Ju到长江地区加强与秘密会社的联系,陈诗梁到香港开设接待中心,七名哥老会首领加盟支持孙文革命。[6]

   

   1898年夏,菲律宾自由运动领导人Fcmilio Aguinaldo派代表到日本请求援助对抗美国,孙文热情支持,会谈后,Mario Ponee毫不犹豫授权孙文负责行动计划,运载武器的船只在途中遇风暴沉没,随身的三名日本军事顾问及13名中国人丧生。但菲律宾人仍感谢孙文的热情支持,给了孙文十万元,使孙文得以创办一份报纸,由程少波在香港发行中国日报。1900年后,孙文的革命似乎有了起色。一名从保皇党转向孙文在长江地区建立了与哥老会的联系,广东天地会也建立了联系。杨衢云于1899年从南非回到香港,这时杨承认孙文任未来中国总统。[7]

   

   自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以来,各列强争相在中国分势力范围,建铁路,开矿山,办任何有利可图的企业。1895年,中日之战的巨额战争赔偿,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使中国成为债务国。清政府只得求助于外国银行,外行则要中国以税收作为担保。在四十个月内,该战争赔偿高达五千万英镑,而由于黄金升值,实际赔偿更高昂。

   

   [1]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46

   

   [2]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64.

   

   [3]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65.

   

   [4]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46

   

   [5]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47

   

   [6]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p.547

   

   [7] Harold Z.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Little Brown and Co. Boston 1980.p.68.

(2011/07/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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