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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安土地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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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安土地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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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别再用你那行将就木的权力继续损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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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勾结抢劫 法院充当掠夺工具全过程 (十五)

2009年10月15日,我代表村委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状:

   行 政 申 诉 书 申诉人(原审上诉人):福安市下白石镇外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外山村村委楼

   法定代表人:王少光,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申诉人(原审被上诉人):福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安市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杨培钦,市长.

   第三人:闽东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里凡村.

   法定代表人:刘丛生,董事长.

   第三人:福安市甘坪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安市甘棠镇甘坪村.

   法定代表人:刘丛生,董事长.

   第三人: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委楼

   法定代表人:江成进,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福安市甘棠镇英歧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安市甘棠镇英歧村委楼

   法定代表人: 张惠清,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 福安市下白石镇凤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凤山村村委楼

   法定代表人:陈素春,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福安市下白石镇外山村里凡村民小组,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外山村里凡自然村.

   代表人:王坤明,组长.

   第三人:福安市顶头水库管理处,住所地福安市下白石镇顶头村镜塘桥.

   法定代表人:丁榆明,主任.

    申诉人不服(2007)闽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中的部分认定事实.现提出申诉。申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申诉请求:请求变更(2007)闽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中的部分认定事实,对167.58亩土地作为国有的认定,改判认定为申诉人村委集体所有.

   申诉理由:

    (2007)闽行终字第38号行政判决书中对申诉人所有的167.58亩土地认定为国有不当.申诉人所有的土地由被申诉人非法为第三人(闽东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颁发土地使用证一案,申诉人于2005年11月14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7年4月23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判决结果撤销了福安市人民政府在2000年2月向“丛贸公司”作出的安政国用(2000)字第034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对其中167.58亩土地却认定为国有。认定国有的事实依据则是来自两份1977年的“契约”(见证据1)。 为此,申诉人不服一审对这167.58亩土地的认定,于2007年5月8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上诉。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申诉人同年12月27日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判决结果维持原判。但,纠正了部分的认定,对于纠正部分更加无视事实与法律,以至给申诉人造成多年的诉讼之路换来没有判决结果的“判决书”。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维持原判,两审法院的事实依据都是77年所谓的“契约”,法律依据也都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目的规定。

   首先,这份“协议”是否可以成为法院把167.58亩土地作为国有的事实依据来认定?根据以下几点可以看出法院依据这份“协议”作为事实依据来认定是十分错误的:

   1、 从1977年这份协议形式看来只有“卖方”,没有买方。本协议没有经过有关机关的确认,从始至终也没有履行过。根据 福建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未经土地管理部门确认的征地协议一律无效。

   2、 协议中所提到的 金蟹山、岐头港、歧后山、罗家湾从“契约”存在开始,到第三人(丛贸公司)侵占为止,这几个地块从来没有被动用过,一直由申诉人所有与使用。当时的水产局占用过15亩的土地位置是“岐前”,而“岐前”这个字眼并没有在“契约”中出现过。

   3、 “契约”中所提到的补偿款申诉人并没有收到过,被申诉人在两审法庭中也无法提供原告收到补偿款的证据。

   4、 被告提供两份“契约”确认的土地亩数不一,一份是山地110.29亩,农地40亩,另一份山地100多亩,农地44.29亩,而且两份“契约”都盖有公社公证的章,那么,公社作为公证机关到底证明哪份属真实的契约不清楚。

   5、 这份“契约”来源不明,不能作为福安政府把集体土地当国有土地的权属随意为第三人颁发土地使用证的依据。因为这个“契约”中的指挥部没有成立,“契约”也没有履行过,一个没有交易与履行的合同,也只能是废纸一份。所以申诉人与当时的指挥部都把这份“契约”弃之不顾了,至于被申诉人与第三人从哪里拣来这份“契约”作为颁证依据,原两审法院并没有对这份契约的来源做个清楚的审查。

   6、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要求每一宗土地都要有户头,每发生一次交易,就要办理一次登记。而本案的宗地当时的渔港指挥部没有得到审批,且这个单位最终也没有成立。后来的造船厂只是口头向申诉人借地称造两艘船,当然也没有过征地事实。到2000年,福安市人民政府没有通过申诉人,却把属于申诉人所有的土地暗中颁发土地证给第三人,直到2005年申诉人起诉时止还在谎称没有为侵占企业颁发土地使用证?待事情无法隐瞒起诉到法院时,福安政府就强辩这宗土地是国有,依据的就是77年的“协议”。申诉人集体所有的土地难道福安政府或者更多的其他人没有经过申诉人可以随便处置?

    根据58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和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当时征用土地的范围与程序都做了规定,并且规定国家建设用地须经有权审批的机关批准.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非农业建设用地清查处理若干规定的通知

   11、无权批准用地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批准用地的,其批准行为和巳签订的用地合同一律无效。为此,原一、二审法院仅凭这份没有履行的“契约”不能作为2007年定案的证据,另外,就算依法征地,那么征而不用的土地也应该返还农民耕作,更何况,契约中所涉及的土地从始至终都没有履行过,也没有被占用过,一直以来都是由申诉人所有与使用。第三人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在庭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说明都已经证实了直至第三人(丛贸公司)到来后,才开始侵占行为的发生。

    其次,法院认定国有的法律依据是:《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目的规定。

    本条第一目是: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属国家所有。

    在此暂且不谈这份协议是否合法有效问题,就本条第一款已经说明很清楚了:

    “ 一九六二年九月《六十条》公布以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的华侨农场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含合作化之前的个人土地),迄今没有退给农民集体的,属于国家所有。 ”

    而申诉人的土地从来没有被任何单位使用过,当然不存在退还。由此可见,这土地一直都是申诉人所有,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另外,本条第四款也规定:凡属上述情况以外未办理征地手续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按当时规定补办征地手续,或退还农民集体。一九八七年《土地管理法》施行后违法占用的农民集体土地,必须依法处理后,再确定土地所有权。 本款更加证明了原一、二审法院依据77年这份“契约”作为认定土地权属的依据不但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适用法律也是错误的。

   接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在重新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更加无视事实,其理由如下:

   二审法院在判决书第7页将原审法院查明的两项事实认定做了毫无依据的改判:

   1、原审法院经过审查认定“1977年8月30日渔港指挥部征用下白石下岐农地、围塘地、仓库共计24.05亩”这一事实,下歧村委已提交1977年的协议,协议里亩数与四至都很清楚。二审法院却改判为:1977年8月30日渔港指挥部征用下白石下岐农地、围塘地共计24.05亩及农地内两座仓库(见证据2)。

   2、原审法院认定1986年8月23日福安拆船厂和里凡村签订面积2.73亩的土地无法体现有经过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二审法院却修正为这份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协议为征地协议。

   二审法院对以上事实的改判不但没有事实依据,相反更加助长违法事实的蔓延,也极大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还有、原一二审的判决自相矛盾。

    二审判决书第五页已经提到:被告提交福建省革委会闽革【1978】综507号《关于福安县下白石渔港工程征用土地的批复》在批准征地的具体面积部分存在缺失,由此,被告向闽东丛贸公司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部分权源依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被告不能证明权权利人到现场共同指界以及颁证前予以公告……….

    以上判决可以看出那份77年的协议根本没有得到当时有关部门的审批,或者审批的面积只有几亩。在原一、二审庭中,申诉人也提到如果被告无法提交完整的面积,将视为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那么法院既然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又极其牵强附会的认定签订了“协议”就属于国有的荒谬事实,显然自相矛盾。

    最后,法院在判决书中称:167.58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付给里凡生产队。那么,里凡生产队以及外山村委没有一个人收到这笔款项。难道一、二审法院代收了这笔款项不成?

    对于两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撤销了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为此,申诉人下属的里凡自然村村民小组(是土地的权利人,也是本案的第三人)于二00八年四月七日向福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福安市人民法院不受理。接着,上诉宁德中级人民法院又被驳回。(证据3)于是,申诉人对于原两审法院认定的167.58亩土地虽然不服,但,基于两审终审制的原因,也因为农民承担不起昂贵的诉讼成本的原因,申诉人依据原两审的判决书,先放开167.58亩的土地,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被申诉人违法颁证部分的,与申诉人有关的于2009年5月8日,申诉人下属的里凡自然村村民小组再次向福安法院提起民事诉讼,6月10日福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裁定,6月15日又再次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8月6日收到宁德中级法院的裁定书维持原裁定(见证据4) 。

    今年5月20日,申诉人向福安政府提起国家赔偿也没答复。

    紧接着福安政府也依据这两份判决书,两次登报要重新给第三人(闽东丛贸船舶实业有限公司)颁发土地使用证。于是,申诉人下属的村民小组2008年12月13日向福安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接着上诉宁德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裁定应予立案受理,今年4月1日福安法院开庭审理后判决驳回,之后再次上诉……

    为此,申诉人认为法院是给人们依据事实与法律说理的地方,当事人的矛盾与争议诉诸法律,就是为了让法院来解决问题。而本案就因为法院的判决让被申诉人可以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也因为上级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针对解决问题态度做出模棱两可的判决,致使“下级法院不敢违背上级法院意愿”的理由,导致申诉人经过几年的依法维权得到的判决书竟然是一张废纸的结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带来重复起诉的麻烦,既浪费国家的诉讼成本,更使原被告的诉争在法律上无休止的循环,法律也由此在人们心中失去严肃性,法院也在人们的心中失去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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