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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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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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宪政纲要(最新订正稿)

儒家宪政纲要(最新订正稿)

   一、指导思想我们所要维护的,是人民的自由、人类的良知、人性的尊严;我们所要追求的,是政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的身心和谐;我们所要建设的,是一个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新中华。

   仁本主义以儒佛道为三大统,其中佛道为辅统,儒家为主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王子(阳明)等历代圣王和圣人为道统的传承序列,政统学统皆从道统开出。

   仁本主义以王道为政治追求,以大同为最高理想,强调民意、传统(历史文化)、天道三重合法性,并以民意合法性为最重要最基础最根本的合法性。在王道德治的初级阶段,民主法治不可或缺。

   仁本主义认为,以儒家为主体融合西方文明成果是历史大趋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民主应是民意合法性最不坏的制度保障。同时,民意以及合乎民意的政权都要接受道统的导向。

   仁本主义承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有相当的普世性,但认为仁义礼智信等五常道和仁义、中庸、诚信诸原则是更高的普适价值,具有更高的宽容性、文明性、科学性、真理性,具有丰富的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

   仁本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上返儒家之本,在制度建设上开民主之新。反本开新,才能更好地重塑民族尊严、重造中华辉煌、重展真正的中华大国风范。

   仁本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儒家的本体论、人性论、方法论、生命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对于一切实践活动诸多生活、社会、政治、科学等等实践,都具有最高的指导性作用和纲领性意义。

   仁本主义以内圣学为个体建设安身立命的内宅,以外王学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正道。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全体人类,仁本主义都是最好的“家”。仁本主义在哲学上以人为本,在政治上以民为本,同时又以“仁”为人之本和民之本,所追求的是比人本主义更高级、更辉煌的人类新一轮的文明。

   二、基本义理以下仁本主义之义理和价值,都是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要素,谨作一简单的阐述和申明。

   仁本:仁,于生命为本性,于人类为本心、即人的生命本质和本质生命,于宇宙为本体,即道体。它超越物质、意识而又兼具物质意识的双重性质,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它生生不息的显化和新新不已的作用。仁,即《易经》之乾元、《中庸》之诚、《大学》之至善、程朱之天理、阳明之良知。

   仁,相当于佛教的真如、道家的太极----所证略异,所指则同。儒佛道三家的差异,根本就在于对此心体、性体、道体的认知和定义上。仁本主义以仁为本、为体、为第一性、为最高原则和信仰。仁本主义的体用关系即形而上与形而下、本体与现象、道与器、天与人、圣与王的关系是: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全体大用。

   中庸:中庸之道,简称中道。中,中正;庸释为用,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又寓恒常、平常之意。常道不变,真理不怪。中庸是方法论也是价值观。仁义原则大中至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和普适性,即是中庸之道。五常道、三达德、九经等都可以说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和主要表现。

   诚信: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都很重要,信尤为重要,是儒家政治的基本要求。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里,诚,被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易经》的乾元、孔子的仁、《大学》的至善、程朱的天理、阳明的良知同等“级别”。诚信原则可与仁义、中庸并列。

   和谐:仁本主义可分为内圣与外王,内圣学为个体建筑安心立命的栖居,追求的是生命的和谐、身心的和谐;外王学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道路,追求的是政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易经》说“正德利用厚生为和”,和谐,是正己之德、利物之用、厚民之生的自然结果。

   王道:民主政治是法治,王道政治是德治;民主政治独重民意合法性,王道政治兼求民意、传统、天道三重合法性。民意与天道有交叉,民意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天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两者又有区别,天道合法性涵盖而又高于民意合法性。民意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则是相对的,常有待于道统的校正。王道三通和天下归往,是王道的真义。

   另外,科学如利刃有两面性,用之得当,可成为造福人类的利器和利民利国的盛业。《尚书大禹谟》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物之用,利用自然资源,厚民之生,使民众生活富足。平治天下三大事,正德第一位,“利用”、“厚生”不可少,正德必须通过“利用”、“厚生”去体现。利用和厚生,又离不开物质的开发科技的进步。道济天下离不开智周万物,科学方面的格物致知开物成务,事关国计民生,也是王道题中应有之义。良知(高尚的道德)、良制(优越的制度)与“良器”(发达的科技)共同成就王道政治。

   德治:道德挂帅的政治,即礼治,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贤能政治。德治建立在健全完善的法治基础之上,涵盖法治又高于法治(可以说法治是德治的初级阶段),良好的制度公正的法律是德治题中应有之义。与法治不同的是,德治社会以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最高价值标准。

   自由: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内圣学致良知,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内在自由(即人格自由、道德自由),外王学“致良制”,追求的是家齐国治天下平进而“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的外在自由(即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两种自由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另外,儒家尊重并且追求某种文化政治权威,但认为权威必须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民众利益民众权利而存在,同时任何权威都必须是可控、可以得到有效限制的。

   民本:是仁本主义的政治精神。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言,在现代社会可以翻译为:民为重国家次之党为轻。主权在民,国为民而建;政权为民,权为民所赋。国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和政党的存在,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爱党爱国爱民族都必须落实到爱民上来。

   民主:民本思想的真正落实,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理想在国家层面的局部实现,有赖于民主制的保障。只有通过定期、公开、公正的民主选举这一权力更替规则,才能把主权在民、执政为民的政治道德落实到制度层面中去。

   同时,通过儒家经典的深入学习和全面普及,仁本主义就会对民意产生导良作用,成为民意的主要背景。而儒学作为学校的一级学科和选拔考察官吏的重要标准,其教化作用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选举者与被选举者的认识能力和德智水平都会得到大幅度上升。

   以儒立宪、以仁立国、以德立官的儒式民主,是具备三重合法性的具有德治追求和大同理想的民主,是可以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优势而去其不足和弊端的民主。这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平等:《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良知乃天之所命的人之本性。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故人人良知平等,人格平等,这是儒家平等观的形而上学基础。也就是说,良知源于天赋,平等来自良知。据此,国民的人格----即人作为权力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平等,应该平等地享有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基本主张为了落实上述仁本主义基本理念,本着为国民为民族负责的精神,谨就政治体制、文化导向、公民权利及社会发展等等各方面提出主张如下:

   儒家组织:成立中华儒学会----一个特别权威的学术团体,相当于政府的顾问委员会。它集中最优秀的儒学人才和各界德高望重之士,以研究、弘扬、实践儒学为宗旨,以儒家义理为制度建设、法律修订、政策制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性意见。

   尊孔建庙:孔子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代表、中华道德的最佳典范。尊孔,是尊重文化、信仰良知的重要象征。有必要在全国各地建设孔庙,为学习、宣传、弘扬儒学和为各地儒者聚会交流提供道场。而在各种庄重场所悬挂孔像,把祭孔典礼上升为每年一度的国家大典,都是尊孔的最好表现。

   儒学教化:建设儒家学统。将儒学列为一级学科,将儒家经典列为大中小学校的必读书和官员从政入门书,以之作为各级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创办儒家大学,集中、重点培养各种儒学人才;开展各种形式的全民读经活动,切实提高广大官民的儒学水平和道德修养。

   修订宪法:中国的现行宪法已违背时代潮流和民意要求,根据“礼以义起”和“礼,时为大”的原则,有加以修正的必要。中国宪法,必须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彰显仁本主义价值,确立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符合道德原则和普适价值,下通民意,横贯现代,纵承道统。

   民主选举:秉承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宗旨,国家各级行政首长由公平公正公开的选举产生,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

   以德治官:道德,首先用来自治,“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次用来治官,“春秋责备贤者”,这是儒家道德的特色。政治权力、社会文化地位越高,责任就越重,道德要求也就水涨船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道德面前则不平等。一方面政治家及文化人应该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责人从宽律己从严;另一方面,国家要制订各种纪律规范,对政治家及文化人高标准严要求,逐步把不道德者从政界学界淘汰出去。

   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司法独立: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

   保障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生效已经61周年了,中国政府应该也必须担当起作为起草和签约国的责任来,切实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各种正当权利,包括人身、思想、信仰、言论、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居住、迁徙、生活、娱乐、集会、结社、出版、新闻、游行示威、罢工等等自由和权利。

   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各门各派学说、各种异议异己言论包括反儒家反政府言论的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道并行而不悖”,思想的问题思想解决,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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