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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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性丑陋”与“满街皆圣人”

   “全民性丑陋”与“满街皆圣人”

   一东海有在《全民性丑陋,畜生化生存》一文中指出:当今中国,官场是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民间是有史以来最黑恶的,老百姓是有史以来最丑陋的----不仅大量政治罪恶是在老百姓积极主动的参与下完成,很多社会罪恶就是老百姓自己动手制造的。

   或曰:老百姓是好的,问题主要在执政者。

   说中国的问题和责任主要在执政者,很对。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意思是说,上面刮仁风,民风就向善;上面风不仁,民风就变恶,上面的风向是决定性的,“君子”的责任特别重大(这里的君子,是就位而言。)归根结底,是那些负责思想导向和方针政策制订的领导阶级造成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些老百姓。

   不过,“老百姓是好的”这个判断却严重失实。上面刮了大半个世纪的邪风恶风,民风岂能能好得了?老百姓是被教坏、带坏、逼坏的,可怜而无奈,但“坏”毕竟是事实。

   君不见,层出不穷的拐卖屠杀儿童、虐待杀害父母的恶行,都是老百姓所为,为了大义或蝇头小利而灭亲的,多是老百姓,我们使用的假冒伪劣产品及实用不良食品大多出自于老百姓之手;君不见,社会上“恶”已完占上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假恶丑黑等等现象早已习以为常,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师不师生不生、人不人鬼不鬼等反常现象早已“正常化”。

   由于思想德行的“同性相吸”和经常在一起潜移默化,儒者生活圈、朋友圈中人的品质或可能高于“外边”,这不奇怪。但是,儒者在分析、批判、论断社会政治问题时,要有整体性、全局性和历史性的眼光,不仅要突破利益的遮蔽、阶级的局限,还要摆脱生活圈子的影响,不能因为小圈子里多是好人高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外边”也一样。

   只有对政治社会的现状及民众的文化道德水平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才能看得更深更透更远,才能因时制宜对症下药,更好地为中华的新一轮复兴尽责尽力。民主启蒙很重要,文化、道德、信仰之启蒙更重要,要维权,更要“救心”,以中华文化的正知正见,救度他们的心灵。这是儒佛道诸家共同的责任。

   二请注意,说中国“全民性丑陋,畜生化生存”,是就“普遍现象”而言,与宋儒反对的“无好人”之“命题”不是一回事,与“中国也有美好的人”不矛盾,与阳明学“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更不矛盾。

   “无好人”一词,出现北朝、隋唐、两宋以来各种正史及文集,宋儒反对这种说法。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七“恩雠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无好人三字,非有徳者之言也。后生戒之。”;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卷七、吕本中《童蒙训》卷上都曾引用荥阳公的一句话:“世人喜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荥阳公”是程伊川的弟子,他这句话是有感而发。《童蒙训》载:

   “荥阳公尝言:世人喜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包孝肃公尹京时,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两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愿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辞曰:‘亡父未尝以白金委人也。’两人相让久之。公因言:‘观此事而言无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为尧舜,’盖观于此而知之。”

   很显然,“无好人”之说过于偏激、极端。即使是蛮夷国家丛林社会据乱世,好人和比较好的人总是有的(小人、坏人也会有好的一面。)正如吕坤所说:“世人喜言无好人,此孟浪语也。今且不须择人,只于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长,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少,可以为贤人;人必有一见,集百人之见可以决大计。恐我于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妇哉?”

   关于“无好人”之说,只要象“荥阳公”一样举出一个好人好事为例,就可以驳倒。但无论列举多少好人好事也驳不倒东海“全民性丑陋”之说。因为,在马家社会,好人好事无论列举多少,即使所举事例为真,对于整个社会终属极少数。

   其次,世俗“无好人”的感叹,往往是落魄小人从个人立场发出的怨言和私见。小人不明本心,不知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的真理。故在小人眼里,个个都是小人,君子必是伪的,圣贤必是盗贼装的,良知只是个假设。

   而东海“全民性丑陋”之批判,是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世”而作出的客观诊断,如实如理,有凭有据,与世俗“无好人”之说性质不同,更非否定人的良知。就人的本性、本质而言,我完全认同“人人心中有个仲尼”的说法。王阳明与弟子的一次即兴谈话中提出阳明学“满街都是圣人”说: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传习录下》)

   “满街都是圣人”,意为人人都有“致良知”的希望,但不是说已经“人人都是好人”,“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那只有大同时代才能做到,是儒家美好而遥远的社会理想。人除了本性,还有无数无量的恶习。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人类恶习是难以消除的,在恶制恶法和邪知邪见的纵容鼓励下,难免恶习大泛滥,恶人占多数。

   蒙昧于良知的光明,浪费了生命的宝贵,是最大的蒙昧和浪费。儒者远小人、疾恶人,但对他们更有一种深沉的怜悯。希望小人在沦为恶人之前转小向大,希望恶人在恶贯满盈之前有机会、改恶归善。否则,不仅对不起他人,也对不起他自己。

   三要国民普遍变好,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要有好的法律、制度和指导思想。《韓詩外傳》写道:

   “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于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韓詩外傳》)

   这段话点出了儒家政治关键:“聖王之于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也就是说,对于民之常情,要因势利导,依礼节制---制度法律、道德规范都属于礼的范畴,政治制度尤为礼之大者;对于民众的各种欲望,要顺从尊重,但必须以义制约,即:在道德挂帅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追求利益、满足欲望。

   遗憾地是,中共完全背离了这一王道政治的原则。前三十年对国民是逆其常情、灭其常欲;后三十年因其情但不能節之以禮,從其欲但不能制之以義,成了任其滥情、纵其邪欲。老百姓想不坏不可得也。也可见这一状态与民族性无关,与中华文化无关----中共是马列文化的产物。

   “全民性丑陋,畜生化生存”现象,不仅根源于政治之恶、制度之劣和官场风气之败坏,更有文化上的深层原因。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国民普遍信仰的唯物主义,对道德(包括政治道德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人心的毒害实属空前,法家、拜上帝教及法西斯主义全都望尘莫及。

   因此,对良制良法的追求,离不开对马家文化、唯物信仰的批判,离不开对儒家文化、良知信仰的弘扬。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俗地说,好制度的建设,有赖于好的文化和信仰。只有突破自由主义“不问文化不问信仰只问制度”的狭隘单一思维,三管齐下,中华民族才有望迅速打破历史的“圈套”,从,走上法治加德治的长治久安的大道。011-7-22东海儒者余樟法儒学中国:http://www.rujiazg.com/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7/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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