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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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文化修养

论毛泽东的文化修养

   一有一个普遍的误会,认为毛氏传统文化修养很高,其夺权、整人、愚民、御民的技术都是从传统里掏来,他的邪恶毒辣阴谋诡计一肚子坏水是从古书里汲来的。其实,毛氏的传统学问毫无根基。

   经史子集,经是文化至关重要的根,而仁本主义是经典原则,精神主导物质、本性决定习性、道德统帅一切是中华文化特色,与假恶丑、贪嗔痴和各种邪知邪见格格不入。毛氏如真通儒家经典或佛道一经一论,就不可能投入马列主义、唯物主义那种恶性异端的怀抱,不可能欣赏法家思想及人物,更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对中华文化和天下苍生犯下空前大罪。

   论史,毛氏正史不熟,史学不正,倒是了解一些野史,一些小说化、演义化的伪史。有文章如是介绍:

   “毛氏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300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之多。”(《光明日报》2011年6月17日王香平:《“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毛氏等中共领袖的读史人生》)

   这不过毛氏吹牛或帮闲文人拍马屁而已。先不说别的,“技术上”就大不易。《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一天读它近一万字,连续读17年,才能读了17遍。毛氏一生有这么多时间放在《资治通鉴》这一部书上?

   更重要的是,毛氏生平的思想行为与《资治通鉴》体现的政治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别说17遍,他是否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都值得怀疑。如果说毛氏读过《韩非子》、《商君书》、《厚黑学》几十遍,那就比较可信。他一生尤其是后半生的各种行为表现,都可以在这两本书中得到解释。

   二《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根据儒家原则所修的正史之代表作,作者是大儒司马光,在历史上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直书(如实记录)各种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史实,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评论。黄盛雄将司马光的附论归纳“诚”与“礼”。贯穿《通鉴》的核心是“礼之纲纪”。张须在《通鉴学》云:

   “《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尽管“《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陈垣语),但这些评论中透露的立场、原则、思想倾向和价值观无疑是儒家的。司马光坚持的是儒家文化政治的正统立场,强调的是王霸之辩华夷之辨,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推崇的是“先王之法”是贤明政治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按照这些标准,毛家政治名不正言不顺纲维以绝,最不诚最非礼纯属蛮夷。霸道不过逊于王道而已,毛家政治完全违背王道原则,比霸道恶劣万倍。根据毛氏生平的思想言论行为特别是其政治行为逻辑判断,他不可能喜欢《资治通鉴》,他的一切都是与《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原则和精神对着干的。对于反感反对的书籍下这么大的功夫,不符合人性---即使作为反面教材也罢。

   三自古以来《资治通鉴》读得好的学者不少,我以为王夫之是读得最深入的。他从69岁开始毕其一生心血写过一本《读通鉴论》,根据儒家义理,借引《资治通鉴》中的史实,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衰得失和臧否人物,是一个大儒的历史沉思录,是我最欣赏的一部史论杰作。要读好《资治通鉴》,不可不读《读通鉴论》。

   宋末胡三省也读进去了。他如是评价这部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胡三省的评价从反面证明毛氏没读进去。作为人君,他“不知自治之源”、“不知防乱之术”,“下无以治民”;作为人,他“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对于儒家礼乐亦一无所知。他只看到了其中的战争和“相砍”。他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毛氏对《资治通鉴》的批注多浮皮潦草似是而非,对《史记》《资治通鉴》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评价也不着调。才气算什么?文化、智慧、道德才是“两司马”最富有的呢。)

   当然,除了“相砍术”,毛氏也不是一无所获,他从古书中学到了不少名相,有时候能够把话说得很动听。例如,他曾对孟锦云谈及《资治通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又说:“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道理都很不错,可惜有言无行,全是口头禅,实际行动百分百逆行。毛氏时代正是“四维不张”、吏治最坏的时代,臣下绝大多数是“寡廉鲜耻,贪得无厌”之辈(贪权比贪财更可怕),毛氏本人更是无知无畏无耻之尤,有时话说得动听,反而更显得虚伪可怕。另复须知,毛氏巧言令色、言行乖离的表现,恰恰与儒家仁义、诚信、良知诸原则背离。

   三毛氏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会做诗填词写煽情文章,但他无文化修养,于儒佛道皆浮皮潦草似是而非,更无道德修养----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没有修养的人了,完全负修养。“修养”他的是法家之类异端、唯物之类外道,是权谋术厚黑学……它们虽爱打文化招牌,实质上都是一些伪文化、恶文化、丑文化、反文化的东西。

   经史子集,他学的经是“权经”、史是野史、子是诸子(如法家道家兵家杂家)。集,毛氏学了不少,如把小说列入“集”类,毛氏读得最多的是大量权谋、草莽、江湖、宫廷、盗贼、黑幕小说及风月黄色之书。他题给江青的诗《庐山仙人洞照》,就有句子是从黄色小说《花荫露》中抄来的。

   毛氏研究的根本不是帝王术也不是霸术,而是厚黑学,他实践的不是王道也不是霸道,而是马家加法家的贼道邪道。他集中西邪说之大成,将法家、马家中特别阴暗邪恶的一面淹会贯通,发挥到极致。他就是一个集古今小人伪人恶人于一体、集中外流氓烂仔盗贼之大成的超级暴君。正可谓:“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馨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对于中华文化正统和中华民族本身,毛氏都是个穷凶极恶的逆子、贼子和乱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般乱臣贼子,或有所收敛,或不无尊重,秦始皇和洪秀全则是加以迫害摧残,毛氏更是变本加厉,以毁灭孔子之道、春秋精神为快。

   日前看到一则题为的《逆子虐打双亲,逼父下跪叫爹》报道,说的是上海一名忤逆儿子徐贺君,对年迈的父母拳打脚踢,并曾经打断母亲李淑珍的三条肋骨。近日忤逆儿子更以鞭杆把老父虐打得遍体鳞伤,逼老父徐文昌下跪叫自己“爹”。

   这个畜生徐贺君的表现,让我想起毛氏和毛共。它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爹”,凌驾于中华文化之上,又以“党妈妈”自居,凌驾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上,这些做法,也与徐贺君异曲同工。中国人民遍体鳞伤,中华文化气息奄奄,儒佛道三条肋骨早已被打断。

   古代和外国也有虐待、虐杀父母的儿女,但都属于偶发事件,一旦发现,举国震动。而“解放”以来,为了革命“大义”或蝇头小利而灭亲已经见怪不怪,虐待、虐杀父母事件遍地开花。

   这一切也是拜毛氏及中共所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领导阶级丧心,民众就会随之病狂。加上一党独大制度和唯物主义信仰,更是贪嗔痴假恶丑的最佳培养液,让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一体同恶”起来。

   四中共其它领导人败于毛氏是必然的,那是小人败于恶棍;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是注定的,那是君子败于小人。

   在非正常社会或战乱时期,小人容易得势,恶棍反而成功。有思想有理论有“理想”的小人和恶棍尤为厉害,一般君子是斗不过的。要战胜恶棍,有两种可能:一是比他们更恶,象面对其他诸侯王的秦国;二是成德成圣成为大人,在文化理论和道义各方面都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象面对桀纣的汤武。

   撇开其他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各种因素不论,只论道德文化,比较共产党毛泽东而言,国民党蒋介石都颇为君子颇有文化,可又不够大,不够格,其文化政治品质都都偏离中华正道、正统颇远,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其立国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偏离了儒家原则,民国作为政府只能勉强称为中华偏统;二、官员和领导层中没有儒者,也不以儒家经典为必读必考书;三、也是最荒唐的,其先后两代领导人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入了基督教。不论他们入教什么原因,信教是否虔诚,作为中国的领袖,这么做都是不允许不可原谅的。(详见《国民党的文化基础和道德素养》)

   这都是文化底蕴、道德功力不足的表现。正因为国民党这方面较“虚”,鲁迅们才能打倒孔家店冒充民族魂,马列主义才能够乘虚而入,中共才有不断坐大的机会。这样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是最容易给邪说暴力以可乘之机的。

   如果孙中山蒋介石儒化程度高一点,如果他们能够坚持儒家和中华的立场(儒家和中华是一而二、二合一的关系),走真正中体西用的道路:确立儒家文化为主体、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汲取西方制度、法律及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那么,历史就可能改写。

   如果当时儒门有孔孟那样的“大人物”出现,对马列防之于初萌,拒之于未乱,后来的各种丑剧、悲剧和惨剧也有可能罢演。就是东海在,马列文化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的真面目被及时揭露,鲁迅们反民主、反常识、反中华的原形将早早暴露,中国人民就不容易上它们的当,它们要成气候就大不易,中共要坐江山就大不易。同时,毛共的参与者、毛氏的拥护者也会有所警惕,或者退出帮凶帮闲的队伍,或者帮起来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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