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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是為何?---評點《一葉一菩提》(之二)

港版《一葉一菩提》不設腰封,不像京版將高爾泰與常書鴻並列其中吸引讀者眼球。但除題作《《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以下簡作《尋》)的一章專門記述高爾泰外,其餘章節涉及高氏的片段亦不少。不過,畢竟沒有《尋》那麼集中。因此,不妨先對之作評點。
   
   
   蕭形容高是“一頭狼”
   該章第一節這樣寫道:

   
   “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江蘇高淳人,生於1935年,比我大兩歲,1962年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
   
   高爾泰的主要著作是《論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徵》,前者是1956年他只有21歲在蘭州當中學美術老師時寫的,被內定為批判材料後發表,次年即因此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現已馳名中外的人間地獄——夾邊溝農場受苦。解除勞教後自薦於常書鴻先生,被常老收納。1989年他在南京大學工作期間,與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現居美國。
   
   趙士林說,朱光潛、宗白華、蔡儀、李澤厚和高爾泰,‘是中國美學大廈的主要建築師。他們的主要觀點,建構了當代中國美學的基本理論框架。’(《中國當代美學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語我無從評論,只借以說明高氏的影響。
   
   高爾泰2004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傳性隨筆集《尋找家園》,書的最後約三分之一共13篇六七萬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後在《讀書》上發表過,當時我就讀了。這13篇文字可以稱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寫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當精彩,令人記憶深刻,有一定的可信度,【雖然缺乏深度】。(有【】號者為港版新增)(2008年蕭某在《領導者》雜誌發表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中有“我可以作證,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一句,但2010年4月京版《菩提》中此句已刪)不可信者,是他在字裏行間,總是把自己周圍的人幾乎都預設為自己的敵人,而有失公允。【用心的讀者不會看不出來,他對待周圍的敦煌人物,就幾乎全都採取了‘對敵鬥爭’的態度,似乎每個人都想害他。】對有些涉及自己責任的事實,則有意迴避,實際上也起到了掩飾社會的作用,敝深為之憾也!
   
   實際上,在我與他幾年的相當密切的相處中,發現他的確有一種明顯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確受到過極不公正的對待,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種嚴重的扭曲,或許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種劣質(至少我這麽認為),而反應過度,將不公正又施於別人。所以,在高爾泰貌似豁達的表象後面,在他的靈魂深處,其實隱伏著一些陰暗的東西。
   
   我敢說,如果有機會今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誠相見,他將不得不承認我說的全是真話。【但我不敢說他會有這樣的真誠。】
   
   “文革”中有一天,在高爾泰處境最艱難的時候,我偷偷溜進他的房間。他拿出一幅不大的油畫給我看,笑著問我:“你看這畫的是什麽?”畫上展現出一幅北國嚴冬的景象:一片傾斜的雪原上,有幾株掙扎著的枯樹和幾叢被寒風壓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淒厲的冷色,一抹殘陽,透出恐怖的血紅。地平線上站著一頭失群的仰頭嗥叫的狼。我當然看得懂畫裏的意思,沒有說話,他笑著等待,忽然他自己說了:“不,這不是狼,這就是我!”
   
   是的,高爾泰是一頭被追獵的狼,同時也是一頭追獵的狼。”(248—250頁)
   
   套用蕭文的說法:“用心的讀者不會看不出來,”作者巧妙地借用高氏自己的語言,將其定位為“狼”---儘管“被追獵”,但同時也在“追獵”“周圍的敦煌人物”!這樣,本章以及此前此後各章對高氏才華的讚譽,顯然全都是言不由衷,話中有話。一言以蔽之,即: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上文“我不敢說他會有這樣的真誠”便將此表露無遺。
   
   對於蕭某的隔洋挑釁,高在《哪敢論清白——致《尋找家園》的讀者,兼答蕭默先生》(《南方周末》2010-11-05)中,曾概括回應稱:
   
   “《一葉一菩提》中寫我的那篇,曾在《領導者》雜志2008年第一期上發表,題為《〈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簡稱“文本一”)。我的回應,題為《昨日少年今白頭》。蕭默在他的博客上,對我的回應作了答辯,題為《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簡稱“文本二”)。我據以補充了回應再次發表,他又據以分割加工了“文本一”,成為現在蕭著(指京版---張註)中的樣子。
   
   這樣,蕭默對我的說法,起碼就有了三個文本。文本與文本對比,可以看出作者誠信的程度,也有助於文本與事實的對比。
   
   就拿對拙著《尋找家園》真實性的評估來說吧,蕭默在‘文本一’中說,‘我可以作證,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文本二’則稱,賀世哲來信說‘有百分之八十是假的’。蕭著改為‘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起到了掩飾社會的作用’。三者互參,可以看到一種孰予孰取的另類考量。
   
   評估如此,陳述亦如此。例如蕭默說他在‘文革’中我最艱難的時候偷偷溜進我的房間與我相會。那時我人在牛棚,房間已被查封。查封時抄家,他也來了。他的‘文本二’,否認參與抄家,說那時他全年都不在所裡。不在所裡,又怎能進我房間?”
   
   高文並謂“只說事實,不作評價。好在任何事實,都有個宏觀的歷史背景。都有個時間地點前因後果的鏈條。只要鏈條沒有丟失,背景未被抹去,一種言說的真偽,終究可以辨認。”(《哪敢論清白》)故讀者大可自行分析判斷誰個可信。
   
   
   高在夾邊溝的“劣跡”
   
   該章第二節記述1963年冬蕭初到敦煌時與高的交往,其中提及:
   
   “他總是咧著大嘴笑著向我點頭,上身滑稽地前彎,穿著不合身的衣服。我發現,他遇到誰都是這個樣子。我還發現,他除了欠身點頭,幾乎不與人交談,開會時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我們時常在一起散步。他總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對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後,說這裏沒人看得見。他談到夾邊溝的生活,說那裏的人最後都成了野獸,他們到處逮耗子,燒吧燒吧就吞下去了。有時為了搶耗子,他們會打得頭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難友接到上海家裏寄來的餅幹,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脹死了。其他的受難者棄死者於不顧,為搶奪剩下的餅幹打得一塌糊塗,而他搶得最多。還有一次,一個大家都討厭又拿他沒辦法的勞教人員正好和他一起擡東西,他把筐子裝得滿滿的,用鐵鍁拍打結實,再加上幾鍁。他在後面,起擡的時候他總要把繩子朝自己方面拉,但臨到起擡的一剎那就會把繩子推向前面,壓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著多擡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為止。那人遭到管教幹部的痛罵,而他卻受到表揚。
   
   我是帶著非常沈痛的、敬重的心情寫出這一些的。要知道,夾邊溝的受難者,多數都是知識精英,包括大學校長、系主任、學者、教授、詩人、音樂家、畫家和主編、編輯……甘肅省本來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勞教人員(官方數字),幾乎集中了全省的精華和社會的良知。”(原載2008年《領導者》雜誌,即高所稱“文本一”;港版成了“文本四”,見251—252頁---張註)
   
   對此,高要言不煩地拆穿其讕言稱:
   
   “蕭默從未到過夾邊溝,文中卻如同親歷。說我‘正是因著他體格健壯,再加上表現好,才熬過了夾邊溝這一關’,所謂‘表現好’,是在勞動時把別人‘整得嗷嗷直叫,累得趴下’。事實上我同別人一樣,到那裡就很快虛弱下去。1959年被警察帶到蘭州作畫,才得以死裡逃生。我已回應,但蕭仍重複。”(《哪敢論清白》)
   
   “飽受過驚嚇的野獸”
   
   承接第一節的描寫,蕭某繼續寫道:
   
   “漸漸地,我感覺他在所裏的處境並不好,人人都不與他過多交往。他解釋說,這只是團支部書記賀世哲在盯著他才造成的。他說,他給我講的這些話,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對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總是神秘兮兮的,有時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閃進來。出去的時候,也總是要先往外張望一下,活像一頭飽受過驚嚇的野獸,高度警覺。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總要我走在他的左邊,聽我說話時還要把頭偏過來。但他平時也不想聽到什麽,所以也沒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卻有一個極明顯的特異功能,所裏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裏,每當有人提到‘高爾泰’三個字,他的聽力馬上便恢復了大半,這幾乎已成了他的一種本能。我感到,我面對的是一個受過重傷的靈魂。”(252頁)
   
   在蕭某筆下,高一方面“活像一頭受過驚嚇的野獸”,同時又具備“特異功能”---當別人指名道姓時其聽力恢復奇快!此無異於暗示高假扮“耳聾”!不言而喻,生理/病理缺憾使人同情,但弄虛作假就遭人厭棄了。蕭某並非醫生,更非耳鼻喉專科醫生,在當年敦煌這樣落後的醫療條件下,他憑什麼判定高之聽力狀況到底如何?有什麼科學檢測手段可以提供證明?如果沒有,那就是蓄意將高抹黑,並且充滿幸災樂禍的意味。這樣卑劣的做法也未免太下作了!
   
   
   “把想像當成真實”?
   
   不過,看來蕭某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要在高的感情傷疤上撒一把鹽。請看下面的幾段:
   
   “閑談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為什麼,一向記性並不太好的我,卻特別記住了這個名字,而不太記得他談的事情了,也許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複得不多吧。只記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學,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只有高爾泰向她求過愛。高爾泰說:‘想聽聽我是怎麼求愛的嗎?’我說願聞其詳,他說其實也沒什麼過程,只是在走廊裏直走過去,當著面說一聲‘我愛你!’就完了。但以後兩個人幾乎都同時受難了。
   
   但在《尋找家園》這本書的‘唐素琴’一文中,卻壓根兒沒提這檔子事,只說是兩個人受難以後再次聯繫上時,唐向他有過表示,他沒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云云。
   
   我認為高爾泰在兩種場合說的話都是真實的,並沒有存心撒謊,問題是要看怎麼理解了。事實應該是,高爾泰並沒有向唐求過愛,但唐素琴在他的內心深處卻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愛人,佔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這種柏拉圖式的愛情刻骨銘心,以致在某種情況下,高爾泰做起了白日夢,把想像當成了真實。而這種夢遊式的愛情,比真實的婚姻更加令人著迷。
   
   問題是,把想像當成真實,畢竟是一種病態,它可以制造出美,也可以制造出醜。”(252-253頁)
   
   讀過《唐素琴》的人,大概無不慨嘆紅顏薄命!這位國軍將領才貌雙全的女兒,經過洗腦唯當局馬首是瞻,在學校期間總是緊跟上頭的部署,“正確得可怕”。(《尋找家園》)然而從57反右到80年代,她始終在最底層掙扎。高的命運與之相似,兩人的愛情悲劇令人感嘆唏噓,而絕對不應妄加議論。
   
   但蕭某卻心懷叵測地指高“兩種場合”說法不一,雖“並沒有存心撒謊”,實質則暗指其“做起了白日夢”,斷言他“並沒有向唐求過愛”。進而判定高屬“病態”,“出醜”!試問,所有這些主觀臆測有何事實根據?這跟作者標榜的“實話實說”,豈非完全背道而馳嗎?對比後面所記高對蕭經歷失戀所作之撫慰,兩者人品情操可謂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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