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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筆法兜售私貨---評點《一葉一菩提》(之七)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曾列入“最高指示”,其實原出於康生寫的字條,毛只是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念了一下,時維1962年9月24日。
   
   想不到此一“寫小說”的筆法,竟被蕭某仿效,在其回憶錄《一葉一菩提》中,不少重要情節描繪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幾十年前的對話,全部冠以引號。不僅如此,連現場氣氛,人物表情語氣無不極力渲染。這就不能不令人質疑:莫非這是小說?
   
   在這方面,港版《菩提》內,《《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第五節的記述屬突出的例子。其首段寫道:

   
   “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聯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當時‘文革’還遠沒有結束,我本是可以給黨校寫一封信,告他一個與我進行‘黑串連’之罪的,但我不屑於這樣,只是給所革委會寫了信,主題是匯報在酒泉工作的情況。但這原是不必寫的,因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許比信還快呢,關鍵只在最後似乎無心捎帶的一句話:‘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261-262頁)
   
   此段第二句中的“我不屑於這樣”,京版《菩提》(即“文本三”)及之前的“文本一”和“文本二”,原作“我沒有”。作為“文本四”的港版對此加以修改,似乎看上去胸襟開闊得多。
   
   但首句卻原封不動,儘管高爾泰早就直斥其非。比如《哪敢論清白》中(載《南方周末》,2010年11月4日)便有一段:
   
   “蕭說他1972年到酒泉時,‘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係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事實上我的編制,從未到過黨校。我指出後,他還重複。”
   可見蕭某信口開河成性。但與下面的小說描寫筆法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回所以後,我想,如果沒人找我,此一‘黑串連’之事便算作罷,有人來找再說。果然,第二天,革委會副主任蘇木匠就打發新調來的辦公室主任吳小弟來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魯( ‘老’的音,西北方言)實交待,菜絲(‘才是’的音)出路‘’,甫一進門,蘇木匠就帶著濃重的蘭州土音,祭起了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吳小弟擰開鋼筆,鋪開紙,準備記錄。我不說話,靜等著。
   ‘你還等什麽,交待呀!’
   ‘交待什麽?’
   ‘你在酒泉都幹了些絲母(“什麽”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爾泰的又一封檢舉信真的先我而到了。這一次的刁狀,一定是告我‘主動’與他進行黑串連。”(262頁)
   
   末句“這一次的刁狀,一定是告我‘主動’與他進行黑串連。”是港版新增的。連同前面“果不其然”那句,均出自蕭某臆想,並無任何證據。這跟作者《自序》中所稱“實話實說”背道而馳。
   
   更令人生疑的是,所記資料來源為何?抄自解封的檔案?蕭某自敦煌考取研究生,之後工作單位變動,其個人人事檔案難道隨便可以借出抄錄?倘謂當天事後詳記於本人日記中,則恐難以置信。且看下文所記,更加神乎其神:
   
   “我打算詳細介紹北涼小石塔發現的經過、價值和我的測繪工作,只要他願意聽,我可以發表長篇學術演說。但只開了個頭,蘇木匠就打斷了我:‘不要講只(‘這’的音)個,問你還幹了些絲母?’
   ‘絲母也沒幹呀,一測繪完,當天就往回趕了’,我故意裝糊塗,還學起了他的口音。
   ‘你見到絲母人?’
   ‘在酒泉博物館,除了館長、講解員,還見到省博物館的張寶璽,也在測繪這些東西……’
   ‘我問你的絲(‘是’的音)在酒泉見到了佛(‘所’的音,下同)裏肥(‘誰’)一個’,聲音大起來了。
   ‘所裏的誰?那多了,鍾頭兒、馬世長、段文傑……’我細數起來,準備要玩就玩個痛快,對付這位木匠我還是有把握的。我說的這些人都是這一回同去參觀的,在嘉峪關分的手。
   ‘不是這些人,是還見到了佛裏什麽人?’
   ‘所裏的人……還見到……’故作冥思苦想狀,繼續逗他:‘沒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給你最後一個之(‘機’的音)會。‘
   他沒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過比他拍得輕一些:‘想什麽想,沒有就是沒有。你這是想幹嘛?’我準備堅持到最後一秒鐘。
   ‘高爾泰!’蘇木匠大吼一聲,以為這一下我就得馬上繳械了,沒想到我卻哈哈大笑起來:‘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長,還拐了個彎:‘你說的他呀!你怎麽不早說呢,你這個老蘇,你老問我見到過所裏什麽人,高爾泰現在調酒泉黨校了,早就不是所裏人了。你看你,要問就往清楚點問嘛,幹嘛老問所裏的人。高爾泰呀!那當然,見過見過。’
   ‘你們佛了啥一個?’他把‘說’和‘所”一律稱之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們匯報呢,革委會收到我的信了嗎?’
   ‘收到了’,吳小弟說,把信翻出來。
   ‘老吳,請你讀讀最後一句話。’
   老吳讀起來:‘“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
   ‘你看你看,我不早說了嗎,有些事信上寫不清楚,要當面匯報的嘛!老吳,麻煩你記錄,盡量詳細一點,免得我再寫材料。’然後我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連’,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說了,我沒有義務再為他打掩護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因為高爾泰揭發的這些事去年早就鬧騰過了,鄭紹榮已經作了結論,蘇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氣,再不說話。”(262-264頁)
   
   以上描寫的對話,大概只有那句“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因屬蕭某信中提過,加了引號還說得過去。其餘便只能視作小說了。
   
   正因蕭某自己“底氣”也不足,港版接著增寫了兩段文字:
   
   “有人說,我不應該把這事說出來,這是要求我當‘聖人’了,對於我這個俗人來說確實是礙難辦到。難道是要求我來承擔他兩次告發了我的、可以馬上就打出‘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我有什麼義務以無謂的犧牲自己為代價,再給這麼一個人打掩護?
   在我說時,吳小弟頻頻點頭。他是從敦煌縣調來的,心地挺好,頗有是非之心。”(264頁)
   
   在前一段,蕭某竭力為自己也曾“揭發”別人辯護,以求擺脫“告密”的罵名。對此,筆者認為,在毛時代尤其文革時期,面對當局高壓而被迫“揭發”或“交代”屬情有可原,不能與“賣友求榮”或“出賣他人”劃等號,不可一概而論,需作具體分析。但蕭稱由於高的兩次告發“可以馬上就打出‘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卻是誇大其辭,誤導讀者。詳情已見於另文,茲不贅。
   
   後面一段把現場知情人吳小弟帶出來,無非想增加記述的可信性。但顯然是徒勞。
   
   “經過這次‘交待’,足以確證高爾泰對我的兩次告密,都白費了心機,我又安全了。至於他們是否把我說的寄給地委黨校,就不關我事了。
   運動確實鍛煉人。”(264頁)
   
   隨後這段首句的“告密”,京版及其他文本原作“揭發”,如此修改旨在進一步將“告密”大帽子硬扣在高頭上,與底下一段呼應更加密切。
   
   “高爾泰《尋找家園》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寫得特別好,景境、情境、心境盡出,對於太熟悉那個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來說,讀來更覺有味。讀者可曾記得,在該篇結尾,對於‘牛鬼’們擅自在山中打黃羊的事,高爾泰只描寫了當范華提出不必讓革委會知道以後各位‘牛鬼’的表現,說明世事人情之險惡,的確驚心動魄。高爾泰當時說;‘我們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覺改造自己,一舉一動都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捉黃羊是小事,不是個政治問題,可如果相約保密,倒反而會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問題了。’聽聽,多麼練達,多麼老到!老實巴交的范華,怎麼可能成為高氏的對手?文中並沒有明確交待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
   原來,人情世事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264頁)
   
   這兩段跟之前的文本相比,改動較大。其中“的確驚心動魄”和“老實巴交的范華,怎麼可能成為高氏的對手?”,是港版新增。
   
   而“高爾泰當時說;‘我們越是在外,越是要自覺改造自己,一舉一動都應當向毛主席匯報。捉黃羊是小事,不是個政治問題,可如果相約保密,倒反而會把事情弄大,成了政治問題了。’聽聽,多麼練達,多麼老到!”以及“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則是“文本一”和“文本二”所無。這兩個文本末句是“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正就是高爾泰本人!”,京版和港版都改作“又留給了讀者多麼大的想像空間”。
   
   為什麼京版和港版《菩提》會有上述修改呢?那是因為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中對前面兩個文本據實反駁,蕭某實在無法硬撐下去。高這樣寫道:
   
   “蕭在‘文本一’中說我的《荒山夕照》(編者註:文章寫1968年冬,高爾泰等7名‘牛鬼蛇神’被派到山里開荒,藉機在山上打黃羊改善生活的一段經歷):‘沒有明確交待回所以後他們當中是否有人向革委會舉報了。我讀了以後,可以打賭,一定有人舉報了,而舉報者不是別人,絕對肯定就是高爾泰本人!原來,人情世故之險惡,最典型的體現者就是高爾泰!’前面的‘打賭’‘一定’‘絕對’,加上後面的‘原來’二字,立即就變成了事實,和對事實的道德判決。
   事實是,那次回所以後,革委會主任聽了范華(編者註:范華是帶隊開荒的小組長)的匯報,說他要親自到大泉帶頭勞動,讓范華多準備幾個夾鐃。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是當時所謂‘新生革命政權’以權謀私的一個小小萌芽,值得一寫。但那是另一個主題,我怕文字雜亂,決定割愛。想不到留下這麼個懸念,竟會使蕭默如此亢奮。
   這一段他無法重複,蕭著中已模糊處理。”
   蕭某名成利就,早已退休。晚年無所事事,倘蓄意舞文弄墨虛構情節,潛心進行小說創作,亦無可厚非。但用以誣陷一位流亡海外的昔日同事,便是卑鄙之尤了。
   第五節後面所記,變本加厲,荒誕離奇。下回再作點評。
   (未完待續)
   (6-25)0:10am
(2011/06/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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