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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編造匪夷所思---評點《一葉一菩提》(之五)

蕭某乃清華建築系出身,躋身“偉光正”之列(估計是“文革”後)得以青雲直上,晚年名利雙收,遂舞文弄墨附庸風雅,此不足為奇。使人訝異者乃其所撰《一葉一菩提》,標榜“實話實說”而充斥編造臆想。彼對高爾泰之評語“把想像當成真實”(港版《菩提》,253頁)正好是夫子自道。此種“小說藝術”手法,在《《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一章(同上,248-266頁)之第四節和第五節,尤其運用自如,簡直令人嘆為觀止!
   
   第四節記述他與高“酒泉晤面”之後寫道:
   
   

   “揭發”等於“出賣”?
   “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說他對賀世哲的揭發(京版原作‘出賣’),還可以解釋為一種報復,那麽,為什麽他要出賣我呢?我對他一貫的友善,他應該是知道的。(港版新增)這完全是一種對惡勢力的搖尾乞憐,以獻上朋友為代價,以求(京版原作‘求得’)自己的減罪,這是一種人間最不齒的卑劣行為。他難道不明白(京版原作‘知道’),就憑著他的一張紙,我就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嗎!(京版原作‘?’)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訴過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1965年陰歷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系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裏,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陳克儉我見過,瘦瘦的,戴副眼鏡。他在所裏呆了五六天,畫了不少速寫,作為素材。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遊’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通通算作是陳的反動言論,把自己洗刷一凈。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象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成現實了。
   
   以後我聽說,當時對陳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陳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干鎮開診所,有三個小孩,我妻子認識。”
   
   死無葬身之地?
   以上文字不僅用詞不當,混淆概念,誇大其辭,談陳克儉事更是信口開河,且逐一辨析:
   
   首先,“揭發”與“出賣”詞義大有區別。“揭發”指“揭露(壞人壞事)”(《現代漢語詞典》),明顯屬褒義。“出賣”則指“為了個人利益,做出有利於敵人的事,使國家、民族、親友等利益受到損害”,(同上)乃貶義詞。蕭某在港版中使用“揭發”,變成肯定高在被迫交代中對賀的“報復”,這跟他前面指“賀兄、施兄”因高之交代而被“葬送”的說法,以及字裡行間流露的深切同情(257-258頁),顯然自相矛盾!
   
   其次,一口咬定高之被迫交代為“對惡勢力的搖尾乞憐,以獻上朋友為代價,以求自己的減罪”,完全是主觀武斷。筆者在上一篇評點文章中已指出,毛時代當局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向廣大幹部群眾施壓,迫使其就某人某事作出“交代”,乃司空見慣。而當事人根本無法抗拒,就範屬普遍現象。何況就高當時之交代(蕭某稱之為“報復”)而言,不可能因而“減罪”。正因為此,港版將京版之“求得”(含完成意味)修正為“以求”(意即“打算”而已)。至於蕭指高“獻上朋友”,更不值一駁。賀夫婦與高勢不兩立,相互關係何“朋友”之有?
   
   又次,蕭稱高的“一張紙”即可使其“可能死無葬身之地”,那是聳人聽聞的瞎說!以蕭某文革期間左右逢源的行徑,尤其是先後獲得從工宣隊到軍宣隊不同掌權者青睞的實際情況,一個“摘帽右派”的一句話(蕭拿不出高揭發其“偷聽敵台”的書面材料作證明),就會危及其生命?誰會相信?
   
   
   暗示高“告密”獲利
   
   不過,儘管破綻百出,蕭某依然自說自話,繼續採用“意識流小說”的筆法。下面一節之離奇,可謂變本加厲。而開頭一段含沙射影,話中有話,特別耐人尋味:
   
   “五
   
   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聯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當時‘文革’還遠沒有結束,我本是可以給黨校寫一封信,告他一個與我進行‘黑串連’之罪的,但我不屑於這樣(京版作“沒有”),只是給所革委會寫了信,主題是匯報在酒泉工作的情況。但這原是不必寫的,因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許比信還快呢,關鍵只在最後似乎無心捎帶的一句話:‘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港版《菩提》,261-262頁)
   
   這開宗明義的首句,不明真相的讀者或會如墮五里霧中。拆穿了,無非蕭某蓄意誤導,使人得出印象---高連串的“告密”,換取了莫大好處:一個“摘帽右派”,居然混入“地委黨校”這種特殊單位!
   
   其實蕭某此一詭計,早就見於2008年發表的《尋》一文中,2010年出籠的京版舊調重彈。為此,高於《哪敢論清白》扼要地直斥其非:
   
   “蕭說他1972年到酒泉時,‘遠非黨員也與黨毫無關系的高爾泰,此時的編制卻在地委黨校’。事實上我的編制,從未到過黨校。我指出後,他還重複。”
   
   
   精心炮製的“對話”
   
   “回所以後,我想,如果沒人找我,此一‘黑串連’之事便算作罷,有人來找再說。果然,第二天,革委會副主任蘇木匠就打發新調來的辦公室主任吳小弟來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對話。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拒不交待,死路一條;魯(“老”的音,西北方言)實交待,菜絲(“才是”的音)出路’,甫一進門,蘇木匠就帶著濃重的蘭州土音,祭起了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吳小弟擰開鋼筆,鋪開紙,準備記錄。我不說話,靜等著。
   
   ‘你還等什麽,交待呀!’
   
   ‘交待什麽?’
   
   ‘你在酒泉都幹了些絲母(“什麽”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爾泰的又一封檢舉信真的先我而到了,這一次的刁狀,一定是告我‘主動’與他進行黑串聯。”(同上,261-262頁)
   
   末句後半為港版新增。全句中所謂“檢舉信真的先我而到”,“一定是告我……”云云,均無實證,純屬蕭某臆想。如此“把想像當成真實”,足見其“病態”之一斑!
   
   但為應付讀者可能提出的質疑,蕭某特地寫上一句“吳小弟擰開鋼筆,鋪開紙,準備記錄”,似乎其中全部加了引號的對話均屬現場記錄,並非杜撰。
   
   不過,不免依然疑團重重。時隔39年,上述現場記錄即使當日存入檔案,還能一直完整無缺地妥善保存至今嗎?蕭某後來離所考入母校清華讀研,莫非其全部檔案都轉至清華?2008年《尋》文發表前蕭某難道核對過檔案?在何處核對的?
   何況文中連對話者的語氣動作都道之甚詳,這就更神乎其神了!
   
   
   蕭某“玩”蘇木匠
   書中接著寫道:
   
   “我打算詳細介紹北涼小石塔發現的經過、價值和我的測繪工作,只要他願意聽,我可以發表長篇學術演說。但只開了個頭,蘇木匠就打斷了我:‘不要講只(“這”的音)個,問你還幹了些絲母?’
   
   ‘絲母也沒幹呀,一測繪完,當天就往回趕了’,我故意裝糊塗,還學起了他的口音。
   
   ‘你見到絲母人?’
   
   ‘在酒泉博物館,除了館長、講解員,還見到省博物館的張寶璽,也在測繪這些東西……’
   
   ‘我問你的絲(“是”的音)在酒泉見到了佛(“所”的音,下同)裏肥(“誰”)一個’,聲音大起來了。
   
   ‘所裏的誰?那多了,鍾頭兒、馬世長、段文傑……’我細數起來,準備要玩就玩個痛快,對付這位木匠我還是有把握的。我說的這些人都是這一回同去參觀的,在嘉峪關分的手。
   
   ‘不是這些人,是還見到了佛裏什麽人?’
   
   ‘所裏的人……還見到……’故作冥思苦想狀,繼續逗他:‘沒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給你最後一個之(“機”的音)會。’
   
   他沒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過比他拍得輕一些:‘想什麽想,沒有就是沒有。你這是想幹嘛?’我準備堅持到最後一秒鐘。
   
   ‘高爾泰!’蘇木匠大吼一聲,以為這一下我就得馬上繳械了,沒想到我卻哈哈大笑起來:
   
   ‘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長,還拐了個彎:‘你說的他呀!你怎麽不早說呢,你這個老蘇,你老問我見到過所裏什麽人,高爾泰現在調酒泉黨校了,早就不是所裏人了。你看你,要問就往清楚點問嘛,幹嘛老問所裏的人。高爾泰呀!那當然,見過見過。’
   
   ‘你們佛了啥一個?’他把‘說’和‘所’一律稱之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們匯報呢,革委會收到我的信了嗎?’
   
   ‘收到了’,吳小弟說,把信翻出來。
   
   ‘老吳,請你讀讀最後一句話。’
   
   老吳讀起來:‘“還有些事回來再當面匯報”。’
   
   ‘你看你看,我不早說了嗎,有些事信上寫不清楚,要當面匯報的嘛!老吳,麻煩你記錄,盡量詳細一點,免得我再寫材料。’然後我就把高爾泰如何想與我進行‘黑串連’,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說了,我沒有義務再為他打掩護了。可以自誇——毫無破綻,滴水不漏。因為高爾泰揭發的這些事去年早就鬧騰過了,鄭紹榮已經作了結論,蘇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氣,再不說話了。
   
   經過這次‘交待’,足以確證高爾泰對我的兩次揭發,都白費了心機,我又安全了。至於他們是否把我說的寄給地委黨校,就不關我事了。”(港版《菩提》,262-264頁)
   
   末段云“足以確證高爾泰對我的兩次揭發”,其中第二次“揭發”查無實據,純屬蕭某出自揣測的一面之詞。試想酒泉晤面時蕭的答話,使高感到“像吃到一個蒼蠅”(《那敢論清白》),他還會向早無聯繫的敦煌所發信,“揭發”蕭某搞什麼“黑串聯”嗎?當日兩人晤面時既無第三者在場,如此“揭發”豈非自找麻煩?
   
   
   鄭紹榮指實為虛
   
   上文提到的“高爾泰揭發的這些事去年早就鬧騰過了,鄭紹榮已經作了結論”,包含了一段荒謬絕倫的故事。
   
   筆者在上一篇點評中已指出:蕭某偷聽敵台一事千真萬確,且係其本人親口告知高爾泰,堪稱鐵案如山。對此,蕭某本人供認不諱,有關事實的記述,於其所撰《菩提》京版與港版毫無二致,只是都將事件發生的時間由“文革”前推後5年,即1969年。
   
   但敦煌所當時的掌權者鄭紹榮,不知何故百般庇護蕭某,據說為此特地訊問揭發者高爾泰。
   京版《菩提》這樣寫道:
   
   “為了搶救我,當過多年法院院長的鄭老還使出了撒手鐧---審案子的一套絕技。
   他把高爾泰找來,劈頭就問:‘你說蕭默偷聽敵台,敵台裡說的是哪一種外語?’
   ‘英語。’高爾泰猝不及防,脫口而出。
   ‘我們瞭解了,蕭默來所多年,從來也沒有說過英語,讀過英文,他根本就沒有學過英語,怎麼能是英語。’
   ‘那,那就是俄語。’高爾泰有點慌了。
   ‘我們也瞭解了,蕭默雖然大學學過俄語,但多年來也沒見他說過,寫過,讀過,可能早就忘光了。所裡也有大學時學過俄語的,我們也問了,都說早忘光了。你再好好想想,到底是什麼語?’
   ‘那就是藏語。’高爾泰已經慌不擇路,死定了。
   ‘啪!’一記重掌狠狠砸在桌子上,鄭紹榮怒吼了:‘高爾泰,你個老右派,還在防毒!我問你,西藏是外國嗎?西藏人民廣播電台是敵台嗎?再說,蕭默聽得懂藏語嗎?所裡哪個人懂得藏語?’
   高爾泰一下子泄了氣。這位以打小報告出了名,以至於所裡沒人再敢與之交往的高氏爾泰,這一次算是徹底栽了,他將再不會有什麼真友。”(同上,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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