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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谢的人——刘国凯先生

   我感谢的人——刘国凯先生(修正稿)
   
   我与刘国凯先生从未见过面,也未有过联系,关于其身份,我仅知道他是中国社民党主席、旅美华人、卡车司机。
   在去国之前,我就知道他的“人民文革”思想,他与陈泱潮、王希哲、武振荣四人,是最早提出“人民文革”概念的人。他们四人没有盲从邓小平时期官民一边倒批判“文革”大流,以鲜见的慧眼,各自独立地发掘出“文革”中包含的进步性质:
    刘国凯先生把“文革”中把文革划分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把“文革”主体分为“奉旨造反派和“乘机造反派”;陈泱潮则分之为为“保权派”和“夺权派”,陈泱潮则将“乘机造反派”的行为称之为“百姓趁机维权抗争的有限造反文革”,并将“乘机造反派”归入“夺权文革”的大类;王希哲亦于其中,发现了“文革”的进步属性,指出了文革主体存在一股反抗中共特权官僚专制的进步力量,这股力量的文革,根本有别于高干子弟针对“黑五类”的打杀砸抢文革。

    刘国凯、王希哲、陈泱潮、武振荣都独立指出:“乘机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具有反抗中共极权的暴政的正义性质,不能盲目加以否定。陈泱潮先生更在“人民文革”的概念上思想升华,发现了“造反有理”和“主权在民”观念的相通性。
    我通过研判我父亲的经历,得知刘国凯等人对“文革”的分析和评价,比邓小平、陈云官方和中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的主流评价更为正确。
    我已故的父亲正是当年桂林工人造反派的领导成员,他因反对“武斗”和参与“造反”,遭到“武斗”派的迫害,“文革”后,更遭到邓小平、陈云势力的残酷清算。我父亲因出身小资本家,“解放”后十七年间倍受歧视,并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对中共“血统论”和极权暴政均满怀憎恨,他在文革中的“造反”,就是典型的“乘机造反”。
    我非常叹服的是:刘国凯先生与陈泱潮、王希哲、武振荣一样,敏锐地看出,对毛泽东都能“三七开”的邓小平、陈云一伙之所以气急败坏地全盘否定文革,是因为“文革”中的“人民文革”成分,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特权命根子,他们否定“文革”的焦点,是文革中的“人民文革”,这可以从事后他们残酷清算“乘机造反派”,却对宋彬彬等“太子党”“联动”分子完全的袒护纵容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
    刘国凯先生在文革问题上的见识,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我尤为叹服的是:衮衮民运前辈中,唯有刘国凯先生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到满清王朝的殖民压迫政权性质,并且敏锐地察觉到了后毛时代中共政权的满清意识。刘国凯先生的思想予我以很大的启发,助我发现了中共政权与满清政权的诸多内在相似性。
   
    刘国凯先生得知我流亡泰国的消息后,于2009年主动与我联系,我这才得知他对我很看重。我在国内和流亡泰国期间,曾根据一己之观察思考,写过几篇主张社民主义道路救国的文章,自以为很一般,未想却受到刘国凯先生的高度重视,其中《只有社民主义可以救中国》一文,还被刘先生收入社民党参考文献。
   刘国凯先生热情邀请我加入社民党。恰逢我当时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民主党很失望,感动之下,就高兴地加入了在理念上甚为接近的中国社民党。入党之后,刘国凯主席交给我一个人物,要我在曼谷组建中国社民党东南亚委员会,我亦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得知我经济上的困难,刘国凯先生还派人送给我一笔他个人的捐助。
   但事后我才发现我接受任务的草率:我虽然能写些文章,却缺乏组织能力,再加上泰国华商界受中共影响很深,当时驻泰联合国难民机构对中国流亡者大副收紧政策,旅泰流亡者锐减,所以迟迟未能完成组建中国社民党东南亚委员会的任务,以致刘国凯主席不得不于2010年十一月,派刘因全先生从美国飞到曼谷,代我成立组建中国社民党东南亚党部。
    此外,加入社民党之后,我由于不熟悉政党生活,在程序等问题上又让破坏分子抓了把柄,如今正在狠力打砸社民党牌子的小平头,于当时乘机对我进行疯狂的污蔑和诋毁。很遗憾我的疏忽拖累到了社民党。
   总之,我完全辜负了刘国凯先生的期望,至今仍然心有余疚。
   希望刘国凯主席和中国社民党能够尽快挫败小平头、卞和祥等人另立“中央”的破坏。
   
   曾节明 写于 辛亥革命百年六月十二日星期天中午于纽约家中,六月十四日星期二修改
(2011/06/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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