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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
·也論“高贵”
·恒道三定律
·“伟大”是一种感觉
·人生有五愛
·政治是摧毀友誼的機器
·世界是一個“騙局”
·人之賤則無敵,人之貴則無友
·人之“賤”則無敵,并非談“高低貴賤”
·在法庭的四個最後陳述(1981-2014)
· 儒家文明的“人生游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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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進化論——分子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的统一理论》(2009)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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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进化论》中的“三个世界”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1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2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3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4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5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6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7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8 道德的起源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9 不同宗教的不同“公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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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11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12 “目的环境”进化论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13 进化的统一理论
·《普遍进化论》连载之 14
·《多层次進化論》序(2008-8-9)
·《多层次进化論》目录
·《前哨》文章:关于“目的环境”的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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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物種世紀”的来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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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角度看教廷與“進化論”和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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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谈“人造生命”和“人造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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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非革命看“板块政治”(《动向》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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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論》(1986)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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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脑論》目录
·首脑論旧序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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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論》(2006)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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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霸权论》的主要观点
·《霸權論》9章81節287頁全部書稿
·《霸權論》書頁中另行排版的85句短文
·《霸权論》目录和序
·1·1国家是一种活的“行为体”
·1·2“人——马系统”的智力和能力
·1·3“巨系统”和涌现特征
·1·4目的:“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1·5无脑动物、有脑动物和理性水平的高低
·1·6从“水母群体”到“极权体系”和“遥控机器人群体”
·1·7自主行为系统的层级与交错
·1·8兩个“自我”
·1·9“狡詐”是“政治行為體”的重要特徵
·2·1从“国家有机体論”到“地缘政治学”
·2·2 2·3每一个“國家”都有一个極难改變的「地緣環境」
·2·4「國家行為體」的模型
·2·5躯体的萎缩是拜占廷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2·6 2·7動亂:「國家動物」的「情緒爆發」
·2·8 動物的群聚和人的群聚
·2·9國家的“動物性”和“板塊性”
·3·1古代世界地图的变更
·3·2波兰的“再生”和“国土”的平移
·3·3 3·4 3·5 3·6国家的扩张、分裂、解体、倂合和一体化
·3·7国界的人为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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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敲掉了专制政治的“第二根支柱”

“六四”敲掉了专制政治的“第二根支柱”


严家祺


   
   中国今天的政治,与大清王朝政治有两个重大区别,一是“最高权力”不再世袭。二是“最高权力”很难由一人终身掌握。看一看朝鲜、利比亚,朝鲜既有“世袭制”,又有“最高权力终身制”。利比亚在一九六九年推翻封建王朝後,建立了“共和国”(後改为“民众国”),卡扎菲却掌握利比亚最高权力已四十二年,就是死也不肯放弃最高权力。
   

    专制政治不光是东方的传统,在欧洲历史上,都有过一段专制君主统治的时代。专制政治有三根支柱。一是“最高权力世袭制”,二是“最高权力终身制”,即“最高权力的不可转让性”,三是“最高权力的不可分割性”。
   这种制度,在“明君”掌权时,也会出现“繁荣盛世”,一旦“昏君”上台,不出年,就会民不聊生、天下大乱。长期一人独揽大权,“明君”也会变成“昏君”。卡扎菲独揽大权四十二年,民怨愈积愈多,终于爆发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很快就变质,“共和”徒有其名。现在看来,辛亥革命只是敲掉了专制政治的第一根支柱——“最高权力的世袭制”。台湾现在实现了民主,但中国大陆,专制政治的“第二根支柱”,是在一九八二年开始动摇,而经过“六四”才被敲掉的。鉴于毛泽东终身掌权和“文化革命”的教训,一九八二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连任届数不得超过二次,但军委主席连任不受限制。如果没有“六四”,邓小平会终身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应当说。邓小平在“六四”後作的两个正确决定是:一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辞去了军委主席职务。邓小平带了一个头,江泽民也没有敢一直连任军委主席。明年“十八大”,在卡扎菲“只有死才能下台”的今天,看起来胡锦涛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三连任军委主席。
   
   “六四”敲掉了专制政治的“第二根支柱”。当中国认识到“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是“普世真理”时,当中国接受和实行“分权制衡”原则时,专制政治的“第三根支柱”就倒下了。
   
   民主是逐步成长的,需要在完善法制和厉行法治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建设。中国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现状,承认“人的不完美性”,实行“分权制衡”。就像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最近讲的那样,要通过建立“宪法诉讼制度”,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现在首先要做到是转变观念:把“稳定压倒一切”,改为“法制压倒一切”。
    (2011.6.4 《明报》)
(2011/06/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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