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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到办公室上课去!—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四
·不扎也得扎!—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五
·学习班—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六
·向人性宣战—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七
·“盯关跟主义”—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八
·人性不曾屈服—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九
·野蛮是如何炼成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之十
·后记:
·有谁战胜过真相
·法治中国需要中国法律人的良知及责任—致世界法律大会中国代表的公开信
·从上书到公开信
·是谁在“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关于游行示威权利的行政复议申请书
·致陈光诚的一封信
·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和高智晟在一起的一个下午
·2+2=4的自由
·推倒「新闻柏林围墙」——透视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
·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等于开历史倒车
·陈光诚案凸显中国法治的困局
·暗夜里的光明之舞
·中国维权运动往何处去?
·陈光诚是如何被定罪的?(补充版)
·Crusader in a legal wilderness
·China’s blind Justice
·China's Political Courts
·以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闵家桥
·“最可贵的是她有健康的公民意识”——关于公民王淑荣的对话
·“阳光宪政”的护卫者/民主与法制杂志
·要让好人走到一起,才能合力纠错——奥美定事件亲历者访谈录/南方周末
·李卫平: 被迫走出书斋的维权者——著名维权律师滕彪访谈录
·太阳城:写在第三期“名家说法”被命令取消之后
·滕彪印象/法制日报
·Rule of Law requires our consc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临沂野蛮计生与陈光诚事件维权大事记(2006-11-7)
·耻为盛世添顺骨
·中国时报专访:盼与政府互动 和平维权
·滕彪博士: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刘爽
·司法改良和公民维权——学而思沙龙的网谈
·学术、政治与生活——2006年12月17日做客沧海论坛在线交流记录
·黎明前的见证
·看看我们的朋友——致受难中的高智晟和他的妻子和孩子
·临沂警匪暴行录
·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及陈光诚案维权大事记(五——七)
·中国当代宪政主义者的困境和选择/林泽波
·通过汉语改变中国
·茶人滕彪/萧瀚
·崔英杰案:“慎杀时代”的第一个考验
·死刑、司法与中国人权
·废除死刑的中国语境——在第三届世界反死刑大会上的发言
·司法独立,和谐中国——2007年“两会”之际的公民呼吁/许志永 滕彪
·彻底改革司法才能避免滥用死刑
·崔英杰案,在多重反思中寻找契机
·从“两会”看赎回选票运动
·关于尽快将青岛市四方区政府违法拆迁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野蛮拆迁:袁薪玉被控放火和妨害公务案一审的当庭辩护意见
·维权书简·戴脚镣的舞者
·被遗忘的谎言——就《成都晚报》事件致中宣部长和教育部长的一封信
·滕彪:可怕的“冤案递增律”
·不是我不明白
·张敏:滕彪律师访美谈中国司法现状与维权
·萧洵:纸包子案记者被判刑引发强烈质疑
·自由亚洲电台:拾荒者遇上联防离奇死亡 孙志刚式悲剧首都重现?
·何亚福 王鑫海 杨支柱等:放开二胎倡议书
·临沂野蛮计生事件及陈光诚案维权大事记(八--九)
·一个案件的真相与两个案件的正义(附:“聂树斌案”到了最危急时刻!)
·滕彪、胡佳:奥运前的中国真相
·郑筱萸案扇了死刑复核程序一记耳光/滕彪 李方平
·“杀害自己孩子的民族没有未来!”
·关于李和平律师被绑架殴打致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的公开信(签名中)
·NO FIGHTS,NO RIGHTS——接受博闻社采访谈中国人权现状
·挽包遵信先生
·香港电台铿锵集:扣着脚镣跳舞的中国律师
·那些陌生的人们在我们心底哭泣——推荐一个短片
·关于邮箱被盗用的声明
·《律师法》37条:为律师准备的新陷阱
·保护维权律师,实现法治——采访法学博士滕彪律师/张程
·Six Attorneys Openly Defend Falun Gong in Chinese Court
·李和平 滕彪等: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
·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致李和平
·专访滕彪律师:《律师法》2007修订与维权/RFA张敏
·The Real China before the Olympics/Teng Biao,Hu jia
·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
·律师:维权人士胡佳将受到起诉
·胡佳被捕 顯示中國要在奧運之前大清場
·人权的价值与正义的利益
·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
·关于《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的说明——声援胡佳之一
·邮箱作废声明
·关于审查和改变《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部分不适当条款的建议
·胡佳的大爱与大勇
·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
·狱中致爱人
·奥运和乞丐不能并存?
·滕彪李苏滨关于青岛于建利涉嫌诽谤罪案的辩护意见
·纽约时报社评:中国的爱国小将们
·回网友四书
·我们都来关注滕彪博士/王天成
·暴力带不来和平,恐怖建不成和谐——就滕彪、李和平事件感言/王德邦
·让滕彪回家、追究国保撞车肇事的法律责任、还被监控公民自由/维权网
·刘晓波: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
·Article 37 of the PRC Law on Lawyers: A New Trap Set for Law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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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与法治国家——在《改革内参》座谈会上的演讲


   中国人权双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95
   
   (一)
   

   英国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曾把国家比作身体,而法律就是这身体上的筋脉。正是依靠法律,一群人才 被联结成“国民”,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法治,英文是rule of law,按照富勒的定义,就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最起码的司法独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政 党竞争的体制下,有没有可能通过人们的行动去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在一个规则到处被践踏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可能建立规则的权威性?如何实现向宪政的转型?我 不是从理论,而是主要结合一些案例、从故事里面看法律人如何一点点推动法治的发展。
   
   法律人包括法学家、律师、法官、检察官,也可以包括立法者,法律人以法律为业,这个“业”在英文里面有三个不同的 词,vocation,职业,是谋生的手段;profession,专业;calling,可以译成“召唤”、“志业”。把法律不是仅当成一个赚钱手段, 而是当做一个志业的时候,法律人和法治国家才能联系起来。看西方国家的历史,它的法治发展进步离不开法律人的点滴努力和不断争取。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是 每个公民的义务”,它当然更是法律人的责任。在生活中不断争取才会有自由和权利的扩大,同时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捍卫,已争取到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够保 住。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
   
   我本人,既是一个法律学者,又是一个律师,另外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推动中国民间组织(NGO)的发展,我是公盟的发起人之一,同时是关注死刑和酷刑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我结合从这三种不同的角色获取的经验,讲一讲法律人如何能推动法治。
   
   (二)
   
   首先是学者。学者应该独立从事面对现实的研究。很多中国学者缺乏起码的现实感,对社会对政治形势的判 断偏差很大,做出来的研究和现实脱节,制造学术垃圾。我想一个学者,尤其是像法学等社会学科的学者,在中国目前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关注跟现实关 系更密切的领域,比如说劳动教养、严打、酷刑、上访、黑监狱、城管、拆迁,比如家庭教会、法轮功、基层人大选举、新兴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网络围观运动等 等,这些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都缺乏深入的调查和严肃的学术研究。如果学者缺乏现实感,就注意不到这些问题;或者由于自我审查、考虑政治风险等原因,不愿 碰、不敢碰这些话题。如果学者都不去碰的话,就失去了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对相关制度进行改进的机会。
   
   法律人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现实。在立法阶段征求学者意见,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司法实践 也一样。只不过目前司法不独立,学术的影响还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比如《刑法》第105条第2款,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的刘晓波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罪名进了监狱。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仅仅是写了一些文章,签署一些公开信而已。《刑法》此条款与《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相抵 触,另一方面,假如中国《刑法》学者都把这一条款解释成“明确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即只有一个言论足以煽动起人们立即的暴力行动,那么这个言论才应予制 裁、不受《宪法》保护。如果中国学者把此原则作为因言治罪的标准,肯定会对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2003年孙志刚事件,当时被《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公众反应非常强烈,孙志刚的命运、收容遣送制度成为人们的关 注焦点,我、许志永和俞江刚刚从北大毕业,在3所不同的大学教书,我们就一起讨论怎么推动这个事情。当时中宣部已经禁止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一个切 入点,突然想到2001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有这样一个规定:当公民发现行政法规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时候,可以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这个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这个条款不被人们注意,但是它的确是可以用的。(《宪法》里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在西方这是极重 要的权力。)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要求对国务院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公开建议书,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一种“激活《宪法》”的 努力,我们也试图通过这样的行动推动中国逐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不久后,国务院直接把收容遣送制度给废除了,代替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后来还有贺卫方、沈岿等5个学者写公开信,要求成立孙志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也是试图激活《宪法》的另外一个条款。我曾写过一篇 《激活宪法》,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宪法》里的一些条款,需要人们用行动去激活,否则它就一直在文本里。
   
   (三)
   
   1990年代,经济学者是公共话语的中心,后来发现仅从经济、市场层面,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之后越 来越多的法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法律话语逐渐成为热点,法学者在一些公共事件里扮演主要角色,而且涌现出很多“维权律师”介入热点案件、公益诉讼或公共 事件,逐渐形成较大影响。我从2003年开始在法大工作,同时做兼职律师,因为做了太多敏感案件,律师证在2008年被注销了。
   
   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行动去影响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人。比如辽宁丹东的冷国权案件,是一个死刑 冤案,冷国权完全没有贩毒、走私,但办案人员企图办成一个跨国贩毒大案,竟以刑讯逼供的方式,使他屈打成招。我们在开庭前向法庭提交了要求50多人出庭作 证的申请;在开庭时,我们把2010年7月份刚刚生效的证据规则给法官看,跟他交涉:按照新的证据规则,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有不同意见的,法庭应 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里用的词是“应当”。在死刑案件中,当辩护人对书面的证人证言有不同意见的,法庭就必须通知他们出庭作证。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非常低,我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几乎见不到证人出庭,全都是由公诉人念书面证言,不管是办案警察还是目击证人、鉴定人等,通通都不出 庭,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对证人进行质证,这显然违背最基本的诉讼法理。2010年出台的证据规则就更加明确了。虽然这个案子的法官拒绝了我们的合法要求, 但我想这种交涉和争取是有用的。单从后果来看,交涉和不交涉都是没有证人出庭,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不是没用的,一方面让法官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条 款,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但没有加以重视,他可能没想到有律师会拿这个跟他叫真儿、跟他叫板。面对这种叫板,他拒绝肯定是没有底气的,也许他会 考虑在以后的案件中遵照这个规则。我们不仅仅在法庭上跟他交涉,而且会把他没有按照证据规则来审理案件的事情公之于众,这样也会影响律师同行,影响法官检 察官,甚至影响社会公众。这种行动对法治的推动,虽然微不足道,但如果有更多的律师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做,逐渐地积累,它一定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出庭的时候,经常是戴着手铐,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按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生效判决之前,就应该 假定被告是无罪的,你被剃了光头、穿着黄马甲、戴着手铐、有的还戴着脚镣,显然给法官(或陪审团)的印象就是,你是有罪的、是坏人,否则干嘛这样。所以我 在每次开庭都要求解除被告人的戒具、脱掉黄马甲。脱掉黄马甲这个事,没见过法官允许,但大多数法官会答应把手铐给摘掉。
   
   湖南的杨金柱律师发动万名律师签名,他说要找一万个律师签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 罪”)做出司法解释,后来被湖南司法厅给叫停了。再如杨慧文律师,在《政府信息公开法》颁布后,他向北京市属73个部门和区县政府申请公开公车消费、公款 接待、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情况。上海的李洪华律师,给全国所有的省级政府部门写信,要求政府公开财政预算、财政支出情况。这些行动虽然难以起到制度性 的推动作用,但它们一定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象征意义,而且也会对政府乱花钱起到警示作用。这都是法律人积极行动的例子。
   
   比如2005年蔡卓华案,一个牧师自己印了很多《圣经》,准备分发给基督徒,却被安上非法经营罪名。我和高智晟、范 亚峰等出庭辩护,在法庭上一方面论述非法经营罪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强调本案是对《宪法》所保护的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再如2007年我们介入的王博案, 所有法轮功案件,上面定下来几年就是几年,几乎没有任何改判的可能性。律师介入不介入对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家属还努力去找律师,律师能 起什么作用?我想,通过律师的介入,一方面保障被告人程序上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荒谬 性,实践中利用这一条款对法轮功的指控都是不成立的,印刷宗教类的书籍传单、下载光盘、发布网络信息,跟邪教、跟破坏法律实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们 在介入这个案件后,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一罪名,研究控方的法律依据,最后这个案件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自由》成为法轮功案件的经典,今天为法轮功案件 作无罪辩护的律师都要参考、甚至直接照搬我们的辩护词,这也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
   
   曹顺利劳教案,北大毕业的一个维权人士,两次被北京公安找借口劳教,在法庭上我们主要强调劳教的违宪性,论述劳教违 反《宪法》、违反《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因此劳动教养条例不能适用本案。开完庭后,我跟该案主审法官说:你完全可以在判决书里写上“因为劳教相关的 法规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所以本案不予采纳。”如果你写上这么几个字,那你一定是60年来最伟大的法官。他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接着又说:我的孩子、家 庭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他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完全可以在判决书上这么写,把法院的章一盖,然后发给当事人和律师,这么一个行动就让他名垂千古,但是他 不干,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把这个后果想得太可怕了,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2003年李慧娟案件,河南洛阳中院一个助理法官,在判 决书上写道:《河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这在当时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这个事件也会被记入中国司法史。所以法官也是有空间做一 些事情的,这需要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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