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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文集
·这六年,公盟做了什么?
·公盟不死
·我们不怕/Elena Milashina
·The Law On Trial In China
·自由有多重要,翻墙就有多重要
·你也会被警察带走吗
·Lawyer’s Detention Shakes China’s Rights Movement
·我来推推推
·许志永年表
·庄璐小妹妹快回家吧
·开江县法院随意剥夺公民的辩护权
·Summary Biography of Xu Zhiyong
·三著名行政法学家关于“公盟取缔事件”法律意见书
·公益诉讼“抑郁症”/《中国新闻周刊》
·在中石化上访
·《零八宪章》与政治正当性问题
·我来推推推(之二)
·我来推推推(之三)
·國慶有感
·我来推推推(之四)
·国庆的故事(系列之一)
·国庆的故事(系列之二)
·
·我来推推推(之五)
·我来推推推(之六)
·净空(小说)
·作为反抗的记忆——《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序
·twitter直播-承德冤案申诉行动
·我来推推推(之七)
·关于我的证言的证言
·我来推推推(之八)
·不只是问问而已
·甘锦华再判死刑 紧急公开信呼吁慎重
·就甘锦华案致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法官的紧急公开信
·我来推推推(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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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推推推(之十)
·景德镇监狱三名死刑犯绝食吁国际关注
·江西乐平死刑冤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材料
·我来推推推(之十一)
·法律人的尊严在于独立
·我来推推推(之十二)
·听从正义和良知的呼唤——在北京市司法局关于吊销唐吉田、刘巍律师证的听证会上的代理意见
·一个思想实验:关于中国政治
·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上)——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演讲
·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在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演讲(下)
·福州“7•4”奇遇记
·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新版)
·摄录机打破官方垄断
·敦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即对重庆打黑运动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依法调查的公开信
·为政治文明及格线而奋斗——滕彪律师的维权之路
·“打死挖个坑埋了!”
·"A Hole to Bury You"
·谁来承担抵制恶法的责任——曹顺利被劳动教养案代理词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严禁酷刑开始
·分裂的真相——关于钱云会案的对话
·无国界记者:对刘晓波诽谤者的回应
·有些人在法律面前更平等(英文)
·法律人与法治国家——在《改革内参》座谈会上的演讲
·貪官、死刑與民意
·茉莉:友爱的滕彪和他的诗情
·萧瀚:致滕彪兄
·万延海:想起滕彪律师
·滕彪:被迫走上它途的文學小子/威廉姆斯
·中国两位律师获民主奖/美国之音
·独立知识分子——写给我的兄弟/许志永
·滕彪的叫真/林青
·2011年十大法治事件(公盟版)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s Under Assault
·《乱诗》/殷龙龙
·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
·和讯微访谈•滕彪谈吴英案
·吴英、司法与死刑
·努力走向公民社会(视频访谈)
·【蔡卓华案】胡锦云被诉窝藏赃物罪的二审辩护词
·23岁青年被非法拘禁致死 亲属六年申请赔偿无果
·5月2日与陈光诚的谈话记录
·华邮评论:支持中国说真话者的理由
·中国律师的阴与阳/金融时报
·陈光诚应该留还是走?/刘卫晟
·含泪劝猫莫吃鼠
·AB的故事
·陈克贵家属关于拒绝接受两名指定律师的声明
·这个时代最优异的死刑辩词/茉莉
·自救的力量
·不只是问问而已
·The use of Citizens Documentary in Chinese Civil Rights Movements
·行政强制法起草至今23年未通过
·Rights Defence Movement Online and Offline
·遭遇中国司法
·一个单纯的反对者/阳光时务周刊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政治意涵/滕彪
·财产公开,与虎谋皮
·Changing China through Mandarin
·通过法律的抢劫——答《公民论坛》问
·Teng Biao: Defense in the Second Trial of Xia Junfeng Case
·血拆危局/滕彪
·“中国专制体制依赖死刑的象征性”
·To Remember Is to Resist/Teng Biao
·Striking a blow for freedom
·滕彪:维权、微博与围观:维权运动的线上与线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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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与法治国家——在《改革内参》座谈会上的演讲


   中国人权双周刊: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895
   
   (一)
   

   英国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曾把国家比作身体,而法律就是这身体上的筋脉。正是依靠法律,一群人才 被联结成“国民”,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法治,英文是rule of law,按照富勒的定义,就是“使人们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最起码的司法独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政 党竞争的体制下,有没有可能通过人们的行动去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在一个规则到处被践踏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可能建立规则的权威性?如何实现向宪政的转型?我 不是从理论,而是主要结合一些案例、从故事里面看法律人如何一点点推动法治的发展。
   
   法律人包括法学家、律师、法官、检察官,也可以包括立法者,法律人以法律为业,这个“业”在英文里面有三个不同的 词,vocation,职业,是谋生的手段;profession,专业;calling,可以译成“召唤”、“志业”。把法律不是仅当成一个赚钱手段, 而是当做一个志业的时候,法律人和法治国家才能联系起来。看西方国家的历史,它的法治发展进步离不开法律人的点滴努力和不断争取。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是 每个公民的义务”,它当然更是法律人的责任。在生活中不断争取才会有自由和权利的扩大,同时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捍卫,已争取到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够保 住。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
   
   我本人,既是一个法律学者,又是一个律师,另外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推动中国民间组织(NGO)的发展,我是公盟的发起人之一,同时是关注死刑和酷刑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我结合从这三种不同的角色获取的经验,讲一讲法律人如何能推动法治。
   
   (二)
   
   首先是学者。学者应该独立从事面对现实的研究。很多中国学者缺乏起码的现实感,对社会对政治形势的判 断偏差很大,做出来的研究和现实脱节,制造学术垃圾。我想一个学者,尤其是像法学等社会学科的学者,在中国目前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应该关注跟现实关 系更密切的领域,比如说劳动教养、严打、酷刑、上访、黑监狱、城管、拆迁,比如家庭教会、法轮功、基层人大选举、新兴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网络围观运动等 等,这些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都缺乏深入的调查和严肃的学术研究。如果学者缺乏现实感,就注意不到这些问题;或者由于自我审查、考虑政治风险等原因,不愿 碰、不敢碰这些话题。如果学者都不去碰的话,就失去了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对相关制度进行改进的机会。
   
   法律人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现实。在立法阶段征求学者意见,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司法实践 也一样。只不过目前司法不独立,学术的影响还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比如《刑法》第105条第2款,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的一些朋友,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 奖的刘晓波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罪名进了监狱。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仅仅是写了一些文章,签署一些公开信而已。《刑法》此条款与《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相抵 触,另一方面,假如中国《刑法》学者都把这一条款解释成“明确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即只有一个言论足以煽动起人们立即的暴力行动,那么这个言论才应予制 裁、不受《宪法》保护。如果中国学者把此原则作为因言治罪的标准,肯定会对现实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2003年孙志刚事件,当时被《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公众反应非常强烈,孙志刚的命运、收容遣送制度成为人们的关 注焦点,我、许志永和俞江刚刚从北大毕业,在3所不同的大学教书,我们就一起讨论怎么推动这个事情。当时中宣部已经禁止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一个切 入点,突然想到2001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第2款有这样一个规定:当公民发现行政法规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时候,可以建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这个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这个条款不被人们注意,但是它的确是可以用的。(《宪法》里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在西方这是极重 要的权力。)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要求对国务院的《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公开建议书,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一种“激活《宪法》”的 努力,我们也试图通过这样的行动推动中国逐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不久后,国务院直接把收容遣送制度给废除了,代替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后来还有贺卫方、沈岿等5个学者写公开信,要求成立孙志刚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这也是试图激活《宪法》的另外一个条款。我曾写过一篇 《激活宪法》,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宪法》里的一些条款,需要人们用行动去激活,否则它就一直在文本里。
   
   (三)
   
   1990年代,经济学者是公共话语的中心,后来发现仅从经济、市场层面,很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之后越 来越多的法学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法律话语逐渐成为热点,法学者在一些公共事件里扮演主要角色,而且涌现出很多“维权律师”介入热点案件、公益诉讼或公共 事件,逐渐形成较大影响。我从2003年开始在法大工作,同时做兼职律师,因为做了太多敏感案件,律师证在2008年被注销了。
   
   律师在执业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行动去影响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人。比如辽宁丹东的冷国权案件,是一个死刑 冤案,冷国权完全没有贩毒、走私,但办案人员企图办成一个跨国贩毒大案,竟以刑讯逼供的方式,使他屈打成招。我们在开庭前向法庭提交了要求50多人出庭作 证的申请;在开庭时,我们把2010年7月份刚刚生效的证据规则给法官看,跟他交涉:按照新的证据规则,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有不同意见的,法庭应 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里用的词是“应当”。在死刑案件中,当辩护人对书面的证人证言有不同意见的,法庭就必须通知他们出庭作证。中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 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非常低,我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几乎见不到证人出庭,全都是由公诉人念书面证言,不管是办案警察还是目击证人、鉴定人等,通通都不出 庭,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对证人进行质证,这显然违背最基本的诉讼法理。2010年出台的证据规则就更加明确了。虽然这个案子的法官拒绝了我们的合法要求, 但我想这种交涉和争取是有用的。单从后果来看,交涉和不交涉都是没有证人出庭,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不是没用的,一方面让法官知道原来有这样一个条 款,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但没有加以重视,他可能没想到有律师会拿这个跟他叫真儿、跟他叫板。面对这种叫板,他拒绝肯定是没有底气的,也许他会 考虑在以后的案件中遵照这个规则。我们不仅仅在法庭上跟他交涉,而且会把他没有按照证据规则来审理案件的事情公之于众,这样也会影响律师同行,影响法官检 察官,甚至影响社会公众。这种行动对法治的推动,虽然微不足道,但如果有更多的律师按照同样的方法去做,逐渐地积累,它一定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出庭的时候,经常是戴着手铐,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按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生效判决之前,就应该 假定被告是无罪的,你被剃了光头、穿着黄马甲、戴着手铐、有的还戴着脚镣,显然给法官(或陪审团)的印象就是,你是有罪的、是坏人,否则干嘛这样。所以我 在每次开庭都要求解除被告人的戒具、脱掉黄马甲。脱掉黄马甲这个事,没见过法官允许,但大多数法官会答应把手铐给摘掉。
   
   湖南的杨金柱律师发动万名律师签名,他说要找一万个律师签名,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 罪”)做出司法解释,后来被湖南司法厅给叫停了。再如杨慧文律师,在《政府信息公开法》颁布后,他向北京市属73个部门和区县政府申请公开公车消费、公款 接待、公款旅游等“三公”消费情况。上海的李洪华律师,给全国所有的省级政府部门写信,要求政府公开财政预算、财政支出情况。这些行动虽然难以起到制度性 的推动作用,但它们一定是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象征意义,而且也会对政府乱花钱起到警示作用。这都是法律人积极行动的例子。
   
   比如2005年蔡卓华案,一个牧师自己印了很多《圣经》,准备分发给基督徒,却被安上非法经营罪名。我和高智晟、范 亚峰等出庭辩护,在法庭上一方面论述非法经营罪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强调本案是对《宪法》所保护的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再如2007年我们介入的王博案, 所有法轮功案件,上面定下来几年就是几年,几乎没有任何改判的可能性。律师介入不介入对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的作用,但是为什么家属还努力去找律师,律师能 起什么作用?我想,通过律师的介入,一方面保障被告人程序上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荒谬 性,实践中利用这一条款对法轮功的指控都是不成立的,印刷宗教类的书籍传单、下载光盘、发布网络信息,跟邪教、跟破坏法律实施,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我们 在介入这个案件后,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一罪名,研究控方的法律依据,最后这个案件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自由》成为法轮功案件的经典,今天为法轮功案件 作无罪辩护的律师都要参考、甚至直接照搬我们的辩护词,这也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
   
   曹顺利劳教案,北大毕业的一个维权人士,两次被北京公安找借口劳教,在法庭上我们主要强调劳教的违宪性,论述劳教违 反《宪法》、违反《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因此劳动教养条例不能适用本案。开完庭后,我跟该案主审法官说:你完全可以在判决书里写上“因为劳教相关的 法规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所以本案不予采纳。”如果你写上这么几个字,那你一定是60年来最伟大的法官。他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接着又说:我的孩子、家 庭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他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完全可以在判决书上这么写,把法院的章一盖,然后发给当事人和律师,这么一个行动就让他名垂千古,但是他 不干,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把这个后果想得太可怕了,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2003年李慧娟案件,河南洛阳中院一个助理法官,在判 决书上写道:《河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和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这在当时引起学界巨大反响,这个事件也会被记入中国司法史。所以法官也是有空间做一 些事情的,这需要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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