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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新書述評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


   
   不久前出版的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撰寫的英文書《 論中國 》( On China )中的第十三章《 摸老虎屁股之第三次越戰 》( Touching the Tiger’s Buttock The third Vietnam War ) 論述關於發生於1979年的中越邊界戰爭。作者對該戰爭和相關的問題等提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訊息及作出其解釋和評論。基辛格認為, 戰爭的後果已構成世界格局的改變並導致十多年後蘇聯崩潰的間接原因。
   
   

   以下為書中第十三章主要內容的概括:
   
   
   
   1979年4月,中國總理華國鋒就數週前延長六個星期的中國侵越戰爭說道: “ 我們已摸了老虎的屁股,它也不敢反撲。” 這隻老虎,他指的是蘇聯。
   
   
   越南在反擊赤柬一連串的邊境衝突後,最終進攻柬埔寨,推翻( 親中的 )波爾布特政權. 1979年2月17日,中國要“ 教訓越南 ”,揮軍侵越 。在這場侵略戰爭中,中國已須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在戰略上中國是勝利的,因為中國藐視剛剛簽署的《 蘇越安全防衛條約 》,攻打越南,蘇聯對此並不敢以軍事行動回應,讓世界看到蘇聯極為有限的能力。 從此角度上觀察, 這場邊界戰爭是蘇聯邁向崩潰進程的起點, 儘管那時無人能作如此的推想;此外它也是冷戰時期中美戰略合作的高潮。
   
   
   

令大國困惑難堪的越南

   
   
   中國介入對越戰爭正如美國當年干涉入越戰那樣。 相同的是,中美兩國皆低估了越南的承受能力和民族精神。 美國曾認為,越南僅是個小國,當與美對抗,它只不過是蘇聯和中國為併吞亞洲戰略上的一名小卒。美國人相信,只要美軍能阻止北越攻擊, 對方便見難而收,解決問題的事務就轉到談判桌上。 如此的見解不準確。其實河內有其本主意,不是莫斯科或北京均可對它實行控制。越南所要的是獨立自主和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越戰是美國尋求妥協和北越追求全勝的激烈搏鬥的體現。
   
   
   中國也誤讀了越南。 中國曾極力援助北越,為打破其認為美國包圍的一環和阻止美國在中國之南設立的軍事基地。中越之間的目標各其有異, 一個為防止美國,一個決意為其獨立而戰。1975年越南統一後,中國所遇到的戰略威脅比美軍在越的更大。
   
   
   為了援越,中國曾派遣十萬軍民抵北越境內, 協助保護運輸和供應系統。 可是,越南人從不信任中國,這是歷史的因素。 越南自公元前二世紀至十世紀被中國併吞統治,越南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等方面上均受中國的影響。 自907年取得獨立後,越南各王朝曾運用中國的文化建立一個特殊的獨立國家。
   
   
   越南的民族意識來自兩個矛盾的因素: 吸收漢文化和抵抗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統治。 在反抗中國和維持獨立的進程中使越南成為一個自豪和善戰的民族。 受孔儒文化的影響,也使越南以大中華的心理對待其各鄰邦。 在上世紀反抗西方的戰爭中, 越南曾善用寮國和柬埔寨的中立,並在1975年後以共產主義包裝“ 特殊關係 ”來對待兩小兄弟。
   
   
   河內領導人諳熟孫子兵法,將它運用於抗法抗美戰爭中。遠在反法反美戰爭還未完結前, 中越雙方都知道它們將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爭奪影響力。在反美越戰中,中國在政策的制定時,並非以相同的傳統文化作為戰略考慮的因素。 諷刺的是,中國的長遠戰略利益是與美國一致:維持四個互相制衡的國家南、北越、寮國和柬埔寨。毛澤東於1965年曾對艾德加-斯諾 ( Edgar Snow )記者表示可以接受南越這個國家的存在,就說明了這一點。
   
   
   1971年,周恩來對秘密來訪的基辛格表示, 中國對越援助不是戰略或意識形態上的計算,只純碎為歷史上各朝代所欠下的債務的償還。 或許北京認為北越絕不可能打贏美國, 以及被分治的北越就必須依賴中國,正如韓戰結束後的北韓那般。
   
   
   在戰爭期間,不太願看到河內取勝,為防備和減少越南在寮的影響,中國就在北寮建築公路。看來此工程與美國利益毫無相關。1973年,越戰結束後, 基辛格和周恩來曾試圖商談撮合西哈努克、朗諾政府和赤柬合作的柬埔寨方案,其目的也為阻止河內的影響。 可是不果,因為國會禁止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參與各種軍事活動。
   
   
   基辛格新書述評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

   圖:美越巴黎和平條約越方談判代表黎德壽與基辛格在巴黎某私宅園內交談。中間者為越南譯員。
   
   
   1973年2月,為商討執行兩週前於巴黎達成初擬的巴黎協議,基辛格抵河內。 黎德壽曾帶領美國客人參觀國家博物館所展示越南長久歷史上抗漢鬥爭的文物。
   
   
   河內佔領南越後, 歷史上的宿敵,地緣政治高於意識形態,中越的紛爭不可再掩飾了。這說明了並非只是美國誤解越戰的意義。中國視美國干涉越南為帝國主義行動,目的為圍堵中國,正如十年前朝鮮半島的那樣。
   
   北京圍堵的夢魘此時將要出現。若河內的印度支那聯邦建立,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就受到極大的壓力。以柬埔寨抵抗越南成為中國的目標。
   
   
   1975年8月, 赤柬領袖喬森潘抵北京。鄧小平對喬說, “ 美帝走了,蘇修又來。中柬須團結和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 ……”。
   
   共產黨人曾團結面對共同的敵人 --- 美帝國主義,可是1975年美國人被趕走不久,他們便互相搏鬥了。
   
   
   共產黨在印度支那三國掌權不到六個月,十五萬越南人被趕離柬埔寨返越。 跟著大量的越南華人被迫逃離。1976年2月開始,中國停止援越和後來完全抽離援越工程。 與此同時,越南更傾向蘇聯。 越共於1976年2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公開將中國定為“主要敵人”。 同年6月, 越南加入由蘇聯為首的經濟共同體 ( Comecon )。 1978年11月, 越蘇簽署《 友好合作協定 》(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 。 1978年12月,越軍侵柬,推翻親北京的波爾布特政權並設立親越的金邊政府。
   
   
   人們所看到的,意識形態在衝突中消失。指導共產主義中心的均衡力量競爭的並非是意識形態,而是國家利益。
   
   從北京的眼裡,中國正遭到四面受敵。北方有蘇軍五十師的駐守; 西部阿富汗處於蘇聯的控制範圍下。 北京也認為蘇聯在背後支持1979年1月伊朗的伊斯蘭教革命。 同時, 為安撫西方,蘇美正進行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裁減計劃 ( 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ies ,縮寫為SALT II )的談判, 而此時越蘇又是要搞結盟。 中國質問 : 難道不是蘇聯加緊包圍了嗎 ?
   
   在威脅面前,西方和中國在外交上有持著不同的態度和對策。 西方會小心處理,盡量避免激化,注重以平衡力量方式而不是武力去解決爭端;而中國卻大多於表現強烈的蔑視。 越侵柬後,美國曾勸諭鄧小平須行動謹慎。可是中國決策者喜以精神法戰勝敵方為精銳武器,相信以先發制人的威懾方式。當對方佔優勢時,中國便使用漸漸消磨敵人意志的方法,最終達到贏取心理上的勝利。
   
   
   面對蘇越的威脅, 鄧小平走外交和戰略的攻勢之路。 雖然並非完全掌握國內大權,他決定以外攻內。 中國對蘇聯箝制的政策作出強烈的敵視;不理會美國的勸諭, 北京主動在亞洲扮演反蘇反越同盟的角色,決意與河內攤派。
   
   
   

鄧的外交政策:與美國對話和建交

   
   
   1977年鄧小平重返政壇後, 他只改變毛的國內政策而保持對外政策原封不動。因為這符合中國民情和國家利益之需。 然而,在處理方式上,毛鄧有重大的分別。
   
   毛懷疑美國對蘇政策的戰略意圖,而鄧卻多考慮戰略的利益並注重實踐的結果。對蘇聯的威脅,毛認為不但對中國,還是對世界的,而鄧只規劃它注重只限於中國,尤其是來自南方的威脅比北方的更急逼。 毛的行動像急躁的老師,而鄧如一個需求的同夥人。
   
   
   當遇到危機時,鄧小平拋棄毛末代對美關係的猶豫態度。 中國不再是世界革命的領袖。為對抗蘇聯在歐洲的擴張,中國也曾倡議日本共同聯手。
   
   然而,儘管中美多次會談,但並不影響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合法政府的政策。 由此,蘇聯和越南可能認為那就是中國的痛處。
   
   
   自卡特總統上任後, 中美加速建立外交關係的程序。然而,最大的障礙仍是美台關係。 在此之前,福特總統也曾提出中美建交後,美國將繼續維持與台灣某種形式的關係,但中國不接受。
   
   
   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遣安全顧問比格涅夫-布爾澤金斯基 ( Zbigniew Brzezinski ) 前往北京。此時美中同樣感到來自蘇聯在非洲和中東的壓力, 雙方都認為應該聯手對付蘇聯在世界範圍軍事和政治上的擴張野心。因此,兩國建交的時機已到。
   
   外長黃華會見布氏,黃在分析國際形勢時表現極高的信心,極少談及中國本身的困境,反而擺出孔夫子的姿態,訓導美國客人的國際外交知識。首先他對美蘇超級大國的談判來個總評, 指出兩國的“ 矛盾 ”之處和強調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而蘇聯是最危險的戰爭根源。他指責美國在第二階段核武裁減問題上與蘇聯談判是倒退的做法,還讓蘇聯插手入中東的事務等等。總之,黃華批評美國“ 養虎為患 ”, 指出蘇聯只是 “ 外強內虛 ”,行動卻總是欺軟怕硬。蘇聯的面目在印度支那上表露無遺, 問題歸咎於“地區霸權主義”。 越南在蘇聯的包庇下,想控制寮柬,最終成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夢想。他指出,河內目前已控制了寮國,但遭到柬埔寨的抵抗。
   
   黃還預測,越柬將發生長期的戰爭,並非只是如目前的邊界小衝突,除非河內放棄其霸權理想。
   
   翌日,鄧小平還警告布爾澤金斯基, 美國與蘇聯妥協和合作將從不會令蘇聯安份守已, 反而只助蘇克服其遇到的困難。
   
   作為被蘇聯主要攻擊的對象,中國此時卻向美國提出合作的行動是一種自我認為的責任,不是國家之間的談判,更不要說向對方請求的了。中國人的分析態度,表現得如一位戰略指導員,不接受美國醫師開的藥單,也不是美國常與歐洲同盟所採用的主導方式。
   在中國的分析中,難以找到美國人談判中常持有的主要原則:國際法、多種的解決方法和普遍的共識。所見到的是中國的實用主義和目的。鄧小平指出,“ 只有對付北極熊,別無他法 ”。實用主義,雖也是美國社會的價值觀之一,但它是有所限制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不可無視赤柬殺害其同胞的罪行,卻又利用它作 “ 圍堵 ” 戰略的一塊磚頭。
   
   自1971年7月秘密訪華起,中國提出的建交條件從未改變:從台灣完全撤軍,停止美台防禦條約和只與北京建交。 尼克松和福特兩屆政府都同意上述條件。 但他們強調兩岸和平解決問題,和美國繼續向台提供某些防禦性的援助。
   
   卡特維持前總統尼克松1972年對周恩來的承諾。 1978、79年他提議建交的要點:重申前兩屆政府所承諾的原則, 美方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中方有責任訴諸發展核武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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