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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12)(朱熔基推荐的禁书)(陈桂隶/春桃)

第八章:破题--5 一号议案
   
   在安徽省全面试点的头一年,虽然出现过淮北平原的砀山县陈庄镇,江南山区的宁国市南极乡,依然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南不北,地处江淮之间的肥东县龙塘乡和来安县广大乡,也照旧是我行我素,甚至闹出了人命,但是,全省的总体的形势,还是令人振奋的。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推动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上的改革,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也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句话:开局喜人。
   
     也许正因为有了如此喜人的开局,2000年十二月十三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就在北京发表了这样一个讲话:“明年将加快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步伐,中央财政也将每年拿出二百亿元人民币用于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这项改革。”
   
     2001年二月十五日,《新华网》接着也发布了一条有关的新闻信息:《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消息称,“2000年三月,中国政府决定先在安徽全省开始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今年在全国推广,2002年基本完成。”
   
     这是新闻传媒第一次公开披露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明白无误地表明:从试点,到全国推广,直到基本完成,每一个阶段只用一年时间;整个工作不超过三年。就是说,被称作继土改、“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第三次伟大改革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大功告成。
   
     面对如此消息,不少有识之士深表怀疑,觉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为,这项改革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方向,许多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暴露出来的,有许多我们过去不曾熟悉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去认识,寻求凸现出来的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待时日。可以说,这场伟大的改革,还只是刚刚破题,现在就宣布此项工作将于2002年“基本完成”,无论怎么说都过于草率,而且,让人不可思议。《新华网》上的消息,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新华网》发布这条消息不久,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便在安徽省省会合肥市隆重召开。
   
     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已经成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又是事关各省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所以,决定将被扩大试点的二十个省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国务院有关各部的部长,几乎尽数赶往了中国中部的这座城市。
   
     据统计,合肥的会议,仅正部(省)级领导就来了四十八位。因此,这个会,不但成了安徽省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也成为中国近年来有关农村改革规格最高的一次全国性会议。
   
     会上,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
   
     如果不是两会期间出现了一件轰动性的事件,合肥会议的精神肯定就会很快地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得到贯彻落实,就像《新华网》所说的那样,由中央部署安徽首先试点的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真的可能在最短的时间推向全国。
   
     但是,在随后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一件议案,却改变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这种进程。
   
     合肥会议这边刚刚结束,那边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在北京拉开了序幕。会上,朱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十五”期间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许多代表听了朱总理的工作报告,心中的感伤却远多于兴奋。因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这类“常识性”的话,几乎是每会必讲,已经不知讲了多少年,可直到今天,“三农”问题依然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当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一九九年二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九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坚决制止乱收费和各种摊派的决定,这以后差不多年年都下达这样的通知或是决定,但时至今日,农民负担仍是叫人扼腕叹息的一桩事情!
   
     福建代表团的人大代表饶作勋发言时,就坦陈当前农民最担心政策不稳,最怕的是负担过重;四川代表曹庆泽,毫不客气地指出,朱总理的报告中虽然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并没有举出突破性的过硬措施。
   
     与九届人大四次会议先后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共有十位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其中半数言及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
   
     两会期间,丹麦记者甚至反诘到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所在的部,是否不管农民,只是城里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在大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曾就中外记者关心的农村税费改革给大家详细算了一笔账:“我们目前从农民手里收取三百亿元的农业税,六百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一千二百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三百亿元的农业税提高到五百亿元,也就是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四,把其他的乡统筹、村提留的六百亿元和乱收费一律减掉。当然,农民减负担,地方财政会有缺口,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又会拿出二百亿到三百亿来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的。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
   
     如果要把九亿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地方财政的缺口究竟会有多大?
   
     农民负担真的一年就只有一千二百亿吗?“甚至还要更多”,这“还要更多”又是多少呢?
   
     朱总理都没有具体说。
   
     决定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能否真正地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其关键之处,无疑就在于把账算清楚。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含糊不得的。只有弄得一清二楚了,各方面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对此作过具体的调查,他十分坦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负担远远不止一千多个亿,至少是在四千亿元以上!”
   
     他分类列出几笔账:全国县、乡、村所欠债务有六千亿元之多,仅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至少在八百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需支付七百万名老师的年工资就是八百亿,每年支付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的欠债等就有五百亿;全国县、乡党委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干部”计有一千九百多万人,村、组级“干部”两千三百多万人,每年工资一项就又要两千五百亿。
   
     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便要四千六百亿元以上。
   
     此外,全国近三千个县,约有近三万个科局,近五万个乡镇,七十万个乡镇所属部门都需要运转,还有四百万个自然村近八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的需求,这些每年至少还要三千亿元。
   
     总之,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要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若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农民每年的实际负担则高达四千亿至五千亿元!
   
     与农民的实际负担如此之大,这显然正是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而农民负担却一直无法根除的原因所在。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朱总理总理在李昌平的一封信上批过的那句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安徽省的代表。
   
     因为税改在安徽试点已经一年了,一年里,省委、省政府默默地克服着重重困难,可谓竭尽全力,但仍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改革试点之后,乡镇村级组织的经费变得捉襟见肘,还可以从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增效节支上来寻求解决的途径,但是,目前实施的这个税费改革的方案,将原有的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予以取消,而这个缺口又非常大,以致相当多的农村中小学办不下去,农村教师拿不到工资。如果安徽的同志不把试点工作中出现的这种有关义务教育上的问题,及时反映上去,并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旦中央将税改工作在全国展开,农村义务教育受到的冲击,以及造成的损失,那将会是无法估量的。
   
     因此,安徽省的人大代表觉得有责任将这件事写成一个议案提交大会。
   
     于是,就在这次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安徽省代表团在认真总结了一年来农村税费改革的利弊得失之后,提交了一份要求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的议案。
   
     安徽省代表团提出的这个议案,顿时在各省的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为这次大会的“一号议案”。
   
     发起这个议案的,是安徽的一位女代表。她就是安徽省教育厅的副厅长胡平平。
   
     胡平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两会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胡平平已经当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了,人民代表为人民代言,早已成为她自觉的行动。她所以会想到要提交这样一个议案,不光因为她是教育厅副厅长,她本人也就是教师出身,再说安徽又是农业大省,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乡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便成了她万死不辞、乐此不疲的一件事。
   
     通过认真调查,胡平平发现,安徽在搞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即“教育附加费”;再就是向农民搞“教育集资”。一九九四年以前,各地农村基本上都没有欠过教师的工资,九四年因为实行了国税地税分税制,地方上的财力受到了削弱,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就主要依赖于向农民收取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余下的,全省农村每年教师工资还有的三亿元的缺口,是靠向银行借贷发放的。截止2000年,仅这一项的负债,已累计高达十七亿元。实施税费改革之后,教育附加费和
   
     教育集资两项收费全被取消,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要求从乡镇财政预算中安排,可乡镇财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粮,这笔经费其实便没有了着落。省教育厅为此作过调查,2000年安徽全省乡镇可用财力只是四十六亿元,而全省乡镇负责供给的六十六万人的工资额就已经是四十九亿五千多万元,根本没钱再往教育上投入。更何况,税费改革的两项有关教育的收费,每年空出来的缺口就是十一亿元。按规定,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改造,每年还需要三亿元,以前这钱也是靠向农民伸手解决的,现在也就不能再向农民收取。这样加在一起,安徽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的缺口,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
   
     形势一下变得十分严峻。仅税费改革搞得最早的一个阜阳地区,截止到2001年春天,就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六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元,全地区平均拖欠教师十个月工资;有的,是自税费改革以来就再没给教师发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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