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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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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妈妈”与冷血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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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与不归

    归与不归,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都是交织着内心痛苦和挣扎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讲,尤为如此,只是内容与他人略有不同而已,道理非常简单:一方面我希望自由地获取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年老体弱,不想承受过重的经济和精神压力,这是自相矛盾的,但原因存在于东西方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在国内我有房产,它已经升值了许多倍,靠它出租也可以过小康生活,但我有一个毛病,不以个人的物质基础而满足,对各种社会现象,爱说三道四,用妈妈生前给我下的定义,一辈子就倒霉在嘴上,我想在免于恐惧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我的观点,这正是我2009年2月4日,来到枫叶之国的主要原因。
   
   从踏上旅途那天算起,至今已有两年多了,也就是说,很快就可以拿到永久居留权,或者说,目前我依然是旅居在异国它乡,商务考察的签证延期还没批下来,我哪里也去不了。报上误传的所谓本人是联合国难民的消息,是不了解情况,是不准确的,总之,我是典型的游子。作为一个关注中国事务的评论员,归与不归的问题,一直像一团乱麻,充塞在我的心中,有时,看到温家宝的有关政改的讲话,我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很有信心,我恨不得马上飞回我的故乡,有时,我看到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被拘捕或被骚扰,我心中很难过,想赚点钱赶快买块墓地,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搅得我坐立不安,既使在写这篇小稿时,也萦绕于脑海,不能释怀:归与不归?
   
   坦率地讲,我不是英雄,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日夜生活在恐惧中,为我而流泪,我希望和以前一样,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可以平静地读书,思考,会客,我留在大连旧居的书房里,有多达8000多本各种图书,香港及海外几乎公开出版的书,我大都持有,我可以十几个小时,不间断地读书,这对我是一种最大的精神上的快乐,总之,这种自由阅读的方式,在中国已不是问题,官方不会因为读什麽书和讲什麽话而拘押你,当然这一点比文革时要进步得多,但假如把读书思考的结果真实地写出来,或在公开场合发表观点,则风险就是巨大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在加拿大有言论自由,但赚钱特别难,2007年,我在上海卖出去很多书法作品,但在北美的市场很小,既使是像我这样的高产作者,每月的稿费收入也平均不过1500元,我在香港出版了《薄熙来传》一书,至今还没拿到一分钱;而反过来说,在国内赚钱非常容易,2008年我在广州卖一幅三尺中堂,就是八千元,买家还要请我吃饭,但公安等部门用卫星定位方式,对我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有时还要跟踪,请我喝茶,使我苦不堪言。假如,我长嘴只有一种功能,就是吃饭,我就留在国内,但它偏偏还有别的很多更重要的功效,使我欲罢不能,所以,我很痛苦,改变不了环境,就必得背井离乡。
   
   不过,凭心而论,不论是在牢房里,还是在获释后,专政机关那些奉命行事的警员们,从来没有直接殴打过我,对我还是比较理性,温情的,记得刚来多伦多时,有的媒体一再追问公安摘取人体器官的事,仿佛我就是有力的目击证人,但我多次讲过,我没有看到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我永远不想用谎言发泄心中的仇恨,更不想违心地奉承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去换取可怜的稿酬,虽然,稿费是我唯一的收入,我特别看重。我只想抱着良好的希望中国进步的善意健康的心态,去批评中国社会的弊端,揭露官员的贪腐,指出其病症所在,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进而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也许我的力量微不足道,也会找来误会和非议,但我愿尽绵薄之力。
   
   归与不归的情感纠葛,缠绕着我写作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自从踏上加国那一天算起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最初,有一个老朋友请我吃饭,约我谈话,并给我介绍了工作,但显然有交换条件,即少些或不写批评文章,被我委婉地拒绝了。后来又有人以读者的名义慕名来访,与我会面,对我提出了严厉警告:再这样写下去,就永远别想回去,我没生气,也直言了我的决心,于是,我还在凭着良心和愿望勤奋地写作,生活。
   
   前几天竟发生了这样一件荒唐透顶的事:行前,我把房子出租给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双方签订了合同,以前他总是守信履约的,但今年一反常态,他迟了十多天没有缴纳房租,我电话询问,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大连公安人员找到他,向他宣布,你支付给姜维平的房租,必须经过我们同意,使房客惊愕不已,他们还留了公安人员的手机号码,于是,我给那位警员打了电话,原来,他是以前负责监控我的人,叫王某,由于大连是个小城市,我有广深的人脉关系,我的朋友李某,也是他的哥们,李某是我二十多年的朋友,所以,他以前和现在都对我非常客气,他说自己是奉命行事,接着对我进行了十几分钟的爱国主义教育,总之,我们讨论了“归与不归”的严肃问题。看来,如果政局没有大的变化,我继续写下去,就没有好果子吃,既使房租解决了,也别想再回国。
   
   我们的分歧在于什麽是爱国,我认为,写了批评政府官员的文章,是希望中国稳定而进步,写得越多,越是爱国,而他或者说,他的上级,则恰恰相反。如果读者回顾2009年3月29日,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专访,就会知道我当时提出的有关“中国处于撕裂状态”的观点是善意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去年温家宝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我首先予以肯定,我从未怀疑他的真诚,也反驳过有些朋友的“做秀说”,现在,读者们已经看清了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也看到了中国的危机和希望所在,不是我比他人聪明,而是我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比较多,我很了解他们,而且,我主张淡化个人的仇恨,而选择理性的批评,尽管如此,大连公安还是用“归与不归”的事,来威胁和折磨我,真的,我感到很委屈,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不是害怕回不去,而是不符合我做人的准则和性格:不参与政治,只做持批评态度的读书人。所以,我极少参与演讲活动和会议,也厌倦出头露面,交际应酬。我每天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每天都做着回家的梦。
   
   归与不归的痛苦如此简点,而又如此沉重,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一点也怨不得他人,我认为,痛苦来自中国的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来自制度滋生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而改变制度需要时间和耐心,也必须首先要有言论自由,我正是一个代言人,我把我的批评定位是“温情批评”,这样可能拥有很多的读者,也包括体制内的官员,而目前中国的进步,最需他们的支持。试想,温家宝一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点燃了多少人的梦想啊!他讲一句话,是不是比我写的所有文章的影响力都要大呢?所以,委屈之后,我心情又由激愤而变得淡然,我主动给警察王某打了电话,他还称我为“姜哥”,而且,房租问题也很快解决了,他问:你什麽时间回来,我说,大约在2012年底,我相信中共十八大开过之后,如果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担任了一二把手,我就有信心,不会再次坐牢,当然,我就回去,他那边也传来了善意的笑声。
   
   无疑地,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党内改革派,当年正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刘志丹》的小说害惨了他父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我不相信这对他不是刻骨銘心和具有哲理启迪意义的,同样的,李克强在河南省任职时与著名医生高耀洁打过交道,她在题为《高洁的灵魂》的自传中透露了李克强是言论自由的赞成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辽宁省任省委书记时,他和家人没有贪腐的问题,这不是我的观察和奉承,而是辽宁省新闻界朋友的共识。因此,尽管眼下国内形势很紧张,但我依然对归与不归的问题态度非常明确:归!待到中国进步时。
   
   虽然,中国人一代代的民主梦都破碎了,但到了第五代领导人,我依然抱有乐观的信心,社会总是要进步和发展的,1966年文革时收听敌台要枪毙,讲错一句话也是要严惩,而今天很多的老百姓和官员,在私下场合,都会冷嘲热讽国家领导人,但讲话一旦变成了白纸黑字就不行,真是岂有此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美国的家庭电台牧师团创始人坎平,可以用“世界末日”的谎言造谣惑众,而政府淡然处之,为什麽中国的艺术家艾未未,裸露身体委婉地调侃与嘲讽党中央,就犯法了呢?为什麽我在加拿大写稿批评哈珀,他不屑一顾,而我发表了批评中国时政的稿件,就震怒了大连公安呢?原来还是制度的问题。因此,虽然,归与不归,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抉择不一,不必强求,但假如中国接受了普世价值,也搞了宪政民主,肯定许多人会选择落叶归根,至少心中的痛苦会少些。
   
   2011年5月26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万维网6月13日首发
(2011/06/2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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