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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特别响亮的地方政治社会特别黑

    红歌特别响亮的地方,政治社会特别黑----儒家政治观与中国政治生态略谈

   一政治的政,由正与文组成。正者,正常、正气、正义、正道也;文者,文化、文教、文明也。只有正与文两者兼具,才能通达治理,才可治国安民,才符合政治的标准。

   首先,政治是“正人”之事,然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故正人先须正己。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集注》引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马一浮先生说得好:“政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此乃政治真义。今人好言政治,只知尚权力,计利害,与古义天地悬隔。”

   其次,这个“文”字,亦值得深长思。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孔子又称尧“焕乎其有文章”,以尧舜事业为“文章”。《尚书》称尧“文思安安”、舜“睿哲文明”、禹“文命敷于四海”,其“文”字皆有深意。

   很多人包括某些儒家学者认为儒家政治是人治,错了。儒家是“文治”、德治、礼制。儒家对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修养非常重视,同时又特别强调良制良法。儒家政治与民主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是道德挂帅,一是制度、法律挂帅。

   儒家的“文”,如上所述,儒家的德具有政治性和制度性,而礼是各种文物典章制度的总称,儒家礼法并称,礼也可以涵盖法律,儒家外王学就是直接关注制度建设的学说。总之,儒家的道德包括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必须体现为道德政治,而道德政治又以良制良法为核心。

   儒者重视家庭社会更重视政治,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更在政治上做功夫,追求在政治上兴善除恶:良制良法,兴之不容已;恶制恶法,除之而后快。不论是否有机会从政,儒者都有强烈的社会政治责任感,充满己饥己溺、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政治上,儒家不反对革命。孟子和荀子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学术路线歧异,但都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就有革命的权利。针对世俗中“商汤周武是篡夺桀纣天下”的说法,荀子指出,商汤、周武不是篡夺天下,而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详见《荀子-正论》)

   但是,儒家反对革命崇拜,反对马列主义“革命教”的教义,认为革命仅具有工具价值,任何革命行动,都必须遵守仁义、诚信、中庸等原则,真正以民为本。同样,儒家不反对阶级斗争,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和谐为纲;儒家不反对利益追求,但反对利益至上,主张正其义再谋其利,先义后利,追求公利---真正的人民利益……

   人们都以为民主社会的“官”不好做,殊不知真正王道社会的“官”更难做,除了受到制度法律的制约,还要接受各种道德规范和良知原则的约束----这种约束尽管比较软,对真正的儒者来说却是更为有力有效的,是“天条”。某些不良法条,儒者或不怕犯之,却绝不敢“触犯天条”的。另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爱权,同样取之有道。孔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求实现仁政理想的机会和权力。但孔孟和历代圣贤绝不会为了得到权力而放弃道义、违背原则。

   二根据中华的政治标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政治,达标者寡。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荀子说:“以德兼人者王。”且不说秦汉以后,便是夏商周王朝,也有大量的王不配称王,很多朝代不配为王道。

   至于现代中国所谓的政治,别说王道,连霸道也不配(以力假仁者霸,霸,也是借助仁义讲究道德的呀。)纯属赤裸裸地夺民之利、恶狠狠地侵民之权的流氓政治盗贼政治。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写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这段话用来描述当今中国,最传神不过了,而且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末年尽管政治颟顸官场腐败,但清官良吏和正义之士也层出不穷,而现在,要在体制内找一个清正之士,只怕比大海捞针更加艰难。

   古人云:“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损阴隲处。随事皆然,当官尤甚。”现在当官、当政者,皆以“使人民不敢言”为荣耀,以“使真言无处发”为要务,岂仅损阴隲而已?人民不敢言而敢怒。直到地下的怒火铸就人间的地狱----中国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特别是正人君子的地狱,成为禽兽盗贼的天堂。

   (当然,从佛教角度看,禽兽盗贼与天堂无缘。他们不仅死后要下地狱,当下就已经生活于地狱了。贪嗔痴慢疑本身就是地狱境界也,仿佛荣华富贵,其实心灾重重危险重重,不祥莫大焉,苦痛莫大焉。)

   儒家严华夷之辨、王霸之辩、义利之辨、真伪正邪之辨。现代中国的“政治”,非华、非王、非义、非真、非正,是反政治的假恶丑政治:反正常、反正义、反正道、反文化、反文明,豺狼当道,特权第一,利益至上,防民之口,以民为敌…

   《论语》载: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冉求所议,实为政务,只是议于“季氏之私朝”,故为孔子所讥。国家政务,必须“议于公朝”,即使退休大夫“犹当与闻”。如果“独与家臣谋于私室”,那就不成政务而成为家务事了。用现代话说,这是有违“政务公开”原则的。

   同样,现代中国没有政治,只有党务、家务、权术、私事;当然没有政治家,甚至没有西方那种政客,只有术士戏子阴谋家野心家势利客投机分子黑箱操作者及撞钟和尚,只有极端利己主义、利益主义者。自古小人有可能长大,恶人有可能善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有经过唯物主义洗脑的人,都会成为的“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享受和特权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所以,六十多年来各级领导干部中的绝大多数,不仅缺德,往往还很缺智,缺乏适可而止急流勇退的智慧,总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他们一旦拥有特权,就很容易权令智昏,很喜欢把权用尽、把路走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哪。

   三至于毛氏,更是空前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荀子说:“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今世俗之为说者,以桀纣为君,而以汤武为弑,然则是诛民之父母、而师民之怨贼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

   毛氏比桀纣更加穷凶极恶,更属于“天下之害”、“民之怨贼”。崇拜、歌颂毛氏,以毛氏为统帅、领袖和导师,自然更加“不祥”。事实上,崇毛者个人大多命运坎坷,下场悲惨;毛时代和后毛时代,各种重大的人祸及天灾此伏彼起,真可谓不祥莫大焉。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毛左派有“爱滋病毒特性”:“它对其他不生养自己的机体却无力残害,专门残害的只是能生养自己的机体。”然哉然哉。

   有人认为毛氏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罪孽最大(如茅于轼),东海以为他搞文革罪孽更大。文革残害的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慧命,毁灭的是无数无量生民的心性。哀莫大于心死,人人丧心社会病狂,那是比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更可悲的。

   文革虽然早已结束,他的罪孽可没有停止,只要他还受到崇拜,他的思想还在流传,他的罪孽就在不断延伸和扩张之中。尽管后三十年政治路线是右转的,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还高踞宪位,左的幽灵还时隐时现,国内霸权主义国家恐怖主义还在名正言顺地延续着……

   现在,到处“红歌”嘹亮,中国向左转倾向鲜明,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其实,与其说是唱红,不如说是倡黑,因为绝大多数红歌是不正常的,是对暴君暴政暴力的歌颂,对邪知邪见邪说的宣传。据报道,重庆69岁的易如国老母去世,而他坚持随重庆“唱读讲传”进京演出团进京演出。真可谓:爹亲娘亲不如红歌亲,红歌一唱心便黑也。

   至于重庆方竹笋案件,更充分说明:红歌特别响亮的地方,政治社会特别黑,言论自由度特别低。对几个市领导发几句文字牢骚,居然锻炼成狱,这种事在秦始皇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只有马家队伍中“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才干得出来。2011-6-21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注:有儒友指出:“政是正攵,不是文。九經字樣作攴,今依石經作攵,與文別。”其实这不影响东海的解释。《诗•大雅•皇矣》曰:“其政不获”,释文:“政,政教也。” 政与文教、教化密切相关。政与教皆有攴。《说文解字》:攴,小击也。“攴”是执以教导人者,有“正人”意,可以引申为教化、文化的意思。

   对某些文字作出别出心裁的注释,是儒家的传统。就像王字。王字的甲骨文为斧钺之形,斧钺为礼器,象征王者之权威。这是象形;本作“士”,是能独立任事的人,后加一横,表示在“士”之上,即人间的最高统治者,这是会意。又有,“王”字有“二”与“十”字组合说、“一”与“土”字组合说、“大”与“一”字组合说、“人”与“二”字组合说、“大”与“二”字组合说等等,各有其当。董仲舒的解释最有外王特色:‘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2011-6-21东海附言


此文于2011年06月2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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