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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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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秋风: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转载)秋风: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局势已处于危急状态

    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形势持续恶化,不安定因素剧增,不稳定局势加深,全面危机爆发的迹象日益明显。

    (一)政治形势危急 最明显的标志是,官民对立已经达到相当尖锐与严重的程度。由于公信力丧失殆尽,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仇视、抵制与抗争已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了经常公然对峙的地步。问题不在于民,而在于官。道理很简单:非民选的政府通常总是漠视民意和冷酷自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腐败。致命的问题更在于借以制止腐败发生的真正有效的制度设置,在现行社会政治条件下已经行不通。随着权力丧失道德自制力的状况愈演愈烈,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对权力腐败现象的控制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败并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权力腐败严重蔓延与泛滥成灾的结果,势必瓦解其政治基础,最终导致政治失败。能够有效制止腐败发生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其实并不难找,西方文明早已对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种唯一有效的办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办法都尝试过了,结果没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问题不在于是否行得通,而在于是否真正有诚意、愿望和决心。

    (二)经济形势危急

    最突出的表现是,现存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但难以找到及时调整与转变的有效出路;现行经济制度的潜力,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前经济政策的选择,也已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当前形势不是经济是否再次探底的问题,不是经济是否已经走出谷低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何时走出谷低的问题,而是社会是否已经真正开始为近几十年来一贯推行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代价的问题。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在其政治合法性丧失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之后,谋求以单纯的经济发展成绩作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却是无效的,从长期看是危险的。必须认识到,政权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实体现民意的民主选举结果来赋予,因此合法性属于政治范畴,不是经济范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来说,经济状况的优劣既非其主要来源,也非其重要来源,更非其唯一来源。显然,从法理上看,在某个社会中,即使其经济状况不佳,只要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就不成问题;反过来,尽管经济形势良好,倘非经由民主选举程序上台,政权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获得。无论何种社会共同体,如果其统治者的合法性单纯系于经济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础,也缺乏道义根据,势必难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经济,只能回归政治。否则,经济危机爆发之日,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彻底丧失之时。

    (三)社会形势危急

    最直接的证据是,当前用于维持国内秩序稳定的财政开支,竟然同国防费用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表明社会矛盾朝对抗性方向转化的具体表现与发展趋势越来越显著。 权力腐败失去控制,意味着政治上陷于慢性自杀;城市房价失去控制,意味着经济上陷于慢性自杀;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着使自然环境陷于慢性自杀。而秩序持久过度依赖暴力得以控制,则意味着使社会陷于慢性自杀。合而观之,社会的主要领域与自然生态及环境保护已陷于失控状态,而社会的特定反应与人民的权利诉求及意志表达则处于强力控制之下,最终将意味着一个民族与国家正陷于慢性自杀。 也不难理解,国家如果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动用暴力工具无所顾忌,腐败无孔不入,权力意志肆虐,丛林法则盛行,将会发生哪些反应,造成哪种局面。社会离心离德的迹象日益明显,文化、知识或技术精英纷纷移民海外或长期滞留不归,以及贪官中饱私囊后争相外逃,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国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机关公信力丧失与社会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民族团结与统一的纽带日益松弛,边疆地区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以及台湾与香港地区的民意动向与趋势,同样已经确切地表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及诚信危机的存在与表现,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危害之广泛,恶果之巨大,影响之深远,已经使社会陷于走投无路的精神处境。 综上所述,危机全面爆发的征兆已经无可置疑。无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来风满楼。压迫社会变局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眼看即将落下。高悬在国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摇摇欲坠。

    二、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必须承认,社会诸领域所表现的显著的危机特征,其实已经众所周知,人们对此早已心照不宣。无可讳言,问题不在于危机是否已经开始逼近,而在于它何时全面爆发。 诚然,它虽然已对社会生机造成了重创,以至怨声载道,乱象丛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对整个现行社会秩序加以摧毁。原因不难看出,在现行秩序陷于如此不公正的状态之后,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强维持,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因素:庞大的既得利益队伍的效忠,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威慑,以及普遍表现出来的国民性怯懦与苟且。 即使如此,随着社会形势与生存处境不可避免地继续恶化,特别是由于财富分配不公趋势持续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并且无法及时找到切实可行、真正有效的控制办法,形格势禁、积重难返的结果,就连那些借以维持统治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条件也变得难以为继。政府维持现状的警力调用变得越来越频繁,维持秩序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顶住抗争与维权活动的压力越来越吃力,摆脱遭到敌视与对抗的困境越来越困难,避免国家分崩离析结局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实秩序的压迫进行种种抗争,包括采取某种激烈反抗行动,从中国社会历史的革命传统看,就具有天然的道义根据与正当性。这些原则与原理,毫无疑问都为革命与改革的领袖人物所承认、所赞同。那种明知故犯,出于自私自利的卑劣动机,不惜通过镇压抗争活动,力图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免于被抛弃命运的可耻行径,同昔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象与革命敌人的历史表现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三、改革必须打破清规戒律

    问题就摆在那里,情况就是如此。剩下的问题只是愿意不愿意正视、敢于不敢于承认而已。即使无视之,否认之,它们也不会因此而消失。它们的存在、表现、发展以至结果,其客观性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应当挑明问题症结所在,促成人们冲破思想禁区,摈弃政治教条,摆脱习惯禁锢,重新审查与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针、政治禁忌与思想顾虑的时候了。

    (一)“稳定压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论,不可继续老调重弹。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赋予稳定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诚然,稳定具有某些益处,但其价值决不应该被置于正义、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稳定之上,尚有它们存在。如果这些价值也被所谓稳定所压倒,那稳定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为害甚巨。 应当指出,对于社会的发展与公众福祉,或者对于公共利益来说,社会稳定充其量只属于条件或前提,决非目的或方针。把稳定视为目的本身,或者视为最高目的,竟至于具有压倒性的价值,这不是对稳定价值的肯定,而是对稳定意义的误解,对稳定本质的曲解,对稳定作用的狡辩。稳定不过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它既不应当被强求为目的,也不应当被固定为方针,否则,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对革命党人的镇压行径,或者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活动与战争行为,就获得了正当的道义理由。显而易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辩词,其着眼点是从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不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立论的;其动机是从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不是从被统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总之,一句话,此论决非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 更进一步说,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政治变革来说,稳定不仅不属于充分条件,甚至不属于必要条件。因此,稳定既不应当被误判为条件,也不应当被轻信为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近30年来的稳定,何以既未能为政治状况带来真正有益的实质性变革,也未能为社会经济状况带来属于有机的可持续发展。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与危机特别是与生存危机伴随的不稳定,及其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倒是促成变革与进步的宝贵的催化剂。这种情况决不是某种例外,而是几乎贯穿于中国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始终。这正好印证了鲁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二)“改革必须坚持新的‘凡是’方针”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对其先驱国民党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30年前,也是在社会陷于危机之际,是邓小平及其政治伙伴推动的改革,通过对其前任毛泽东的部分否定,打开了历史的新局面。由此可见,历史变革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 值得庆幸的是,对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经被推倒,也应当被推倒。历史证明这是有益的。然而,对邓的“凡是”,近30年来至今未被推倒,并且被继续坚信无此必要性。这样做,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甚至于作茧自缚,作法自毙,究竟有何不同或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邓小平本人的看法,对毛泽东功过评价应当为三七开,对自己功过评价充其量为对半开。如果不怀疑这一论断是由衷的、真诚的,并且是有根据的、中肯的,那就必须承认,从政治逻辑上说,既然拒绝对毛搞“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和正当的,对邓持相同立场或态度也同样是正确的和正当的,甚至更加正确和正当。决不能推倒了对一个人的“凡是”,却树立起对另一个人的“凡是”,无论这个人功劳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况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三)“只要握紧枪杆子就丧失不了执政地位” 奇谈怪论,岂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体统!该论点暴露的立场很成问题,无疑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必须给予义正词严的批驳。 对于被革命事业授予政治继承权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违反了当初其革命先辈的社会政治理想、信念与追求,转而力图维护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那就是对先辈的背叛,就是蜕化变质,从而在政治性质上沦为不折不扣的反动派。那种在意识形态上极力颂扬与热情礼赞昔日的革命精神传统,但在现实表现中却无情地以铁腕手段对付与压制群众正当反抗活动的两面派做法,不仅在行为逻辑上陷于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誉上陷于破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凡是敌视、阻挠、对抗或镇压人民的权利抗争、民主要求与革命愿望的政治势力,无论起初多么富于革命特质,只要它敢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到了同人民利益相冲突的对立面,就无疑在政治性质上蜕变成为可耻的反动派,就不可避免地最终落到被历史抛弃的可悲下场,概莫能外。 明智的政治家也不会不明白,一个革命出身的政党,如果失去了昔日一贯保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传统,同时又拒绝主动接受新的价值观洗礼,及时实现适应现代民主要求的角色转变,一味因循坐误,依然故我,做不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那它就毫无政治前途可言。历史决不会站在它那一边。结果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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