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东海一枭(余樟法)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东海一枭(余樟法)]->[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出路]
东海一枭(余樟法)
·汪精卫和谭嗣同---左右肝胆两昆仑
·zt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要道德,不要大棒和高调---与儒家共勉兼为某些“反清志士”画像
·向肃亲王致敬,为汪精卫惋惜
·《关于汪精卫:爱囯应该一致,方式不必求同》
·《不要造毛泽东的谣》
·《毛泽东的“感谢”》
·关于中止汪精卫的评论及争议的说明
·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
·向国民党和马英九主席求援的公开信
·《防火防盗防皇汉》
·为阎崇年一辩
·《这个耳光打得好----为老作家张扬喝彩》
·《对薄希来先生的拥护和责备》
·奉和钟老《八十初度》
·《关于成立中华武术大学的建议》
·《孔子不是这么维护的----孔家后人声明之我见》
·儒家立场小论----兼议陈独秀先生
·《拥护改良派,勉励薄希来》
·《理直气壮支持薄希来---警告某些反对派》
·《理直气壮支持薄希来---警告某些反对派》
·《特殊的唯心主义----兼论新时代的文盲》
·《薄熙来,请与法治俱,带着光明来》
·《治官要严、待民从宽----请薄熙来及时纠偏》
·《宁违宪法不违仁----答儒友问》
·打黑反贪凭铁腕,忧民爱国致良知(有关薄熙希随笔五篇)
·关于“立即释放刘晓波、切实保障言论权”事致中共中央书
·《自由派的致命缺点》
·关于李庄案
·《东海老人:律师的正义》
·浅析自由主义的不足
·领导人成德成圣最容易---重发旧作勉励薄熙来先生
·《儒家的自由》
·儒家与自由主义的互补
·防火防盗防老贼
·良知散论,李泽厚,一切的前提等(东海随笔三则)
·让东海大悦的发言
·《宽容:政治家的应然,儒家的必然》
·薄熙来“如其仁,如其仁”
·知识小论
·《“呱呱叫”“叫”得不错但不确》
·《德与智---韩寒可以为我作证》
·《大智慧》
·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东海随笔)
·《明善复初儒友说得好》
·陈明批判
·憾李白误我,请江泽民恕我
·《仁者无敌与“我没有敌人”》
·z再世关羽:“中国人起来,杀光你们身边的儒教徒!”(东海附言)
·为《孟子译注》指瑕
·《鲁迅的伪深刻》
·《如何对待恶少(恶老)的骚扰》
·《来自台湾的官腔》
·《大盗不死,圣人不止》
·《够了!曲解刘晓波的人们》
·《录洪哲胜真言,供刘晓波参考》
·儒家不可以身殉物,颜回不会“以身殉书”
·《儒佛道好在骨子里,基督教病在根子上》
·《略复徐水良》
·奇文共赏:杀死余樟法是天经地义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东海随笔:《东邪不如北丐南帝》等
·《为徐水良等“一封信”签署者哀》
· 《上帝信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基教难改正,儒家真大圆》
·东海随笔:《当今儒门两大异端》
·东海拜年二绝
·东海辞牛迎虎第一文:儒家三统以及回家的路
·从赵本山的小品想起
·仁爱有序,本心无限
·三寸铁笔,一片苦心---面对异端怎么办
·神州何处觅尊严?儒指小示温总理(东海随笔)
·知识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东海随笔)
·真实最重要,真诚最明哲
·三种社会型态,一个政治规律
·何妨不己知?唯患不知人
·马克思说,陈光标说(东海随笔)
·重翻旧作有感,自警三绝
·《东海碎语一束》
·快餐何足入琼筵----重翻旧作有感
·讲道理
·《对当局唯一的请求》
·提醒温家宝总理
·异端论----兼给“马克思主义儒家”一个建议
·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
·良知大法(新稿)
·齐家浅论
·一个公民关于财产公示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请注意规则文明等
·《坚定自家立场,广汲诸家精华》
·与随意网友商榷
·就差那么一点点-----儒佛辨异
·戏改旧作一首自勉
·略答高等华人port先生
·用前韵答范一統诗友
·“不容”然后见君子-----与刘东超先生商榷
·警惕“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导向
·东海随笔:恢复传统的格局(外三篇)
·儒家关于“十四无记”的标准答案
·把反儒派的嚣张气焰打下来!
·驳刘绪贻教授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出路

从国家主义说起---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出路

   一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义,以民为本,反对法家的以君为本和马家的以党为本,也反对国家主义以国家为本为最高、唯一的价值归依。也就是说,儒家爱国,但不认同国家主义,反对国家至上、国家崇拜。

   (同样,儒家爱民族、社会、集体,但不认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只有儒家仁义、良知、中庸、诚信诸原则才有“主义”的资格,此外任何主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即使是好的良性的主义,也是不中正、有偏颇的。)

   荀况认为,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适应民众需要,为解决民众之间争夺物质生活资料而产生的。国家应该以国民的利益为利益。从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来看,国家只能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政治实体:

   它是有限的,受到公民权力强有力制约的国家的权力体系,这些权力体系的合理性是由法律或宪法所规定,其正当性由个人权利的价值、道德权利的价值以及宗教使命的价值支撑。易言之,国家扮演的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的角色,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合法性。

   不过,国家本位虽不符合儒家标准,但比起“君本位”和“党本位”来,终究要进步文明多多,多少与人民利益有所符合----至少不完全违背。五四时期,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代表人物国家主义派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行动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国家主义派曾遭到李大钊们的严厉批判,说他们反苏反共“反赤”反人民反革命。这倒并非栽赃。国家主义确是反对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曾“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苏联是强权者,“攻击”共产党卖国。

   国家主义派主张:“南京同人须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以期觉醒现在一般教育者之迷梦,而造成中华民国之教育,不要徒事贩卖洋货。”(《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尽管“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有误,终究比“徒事贩卖”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洋货好得多。

   东海尽管对国家主义“以国家为前提”的方针不认同,但十分赞赏国家主义的某些观点,赞赏他们“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纲领。不过,当今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内争人权才是当务之急。

   二“解放”以来,人权问题比满清当国及日寇入侵时代更为严重。无论是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帅还是后三十年的经济挂帅,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缺乏基本保障,比亡国奴还不如。想起来真令人痛彻心肺:回归前的香港澳门这些殖民地的民众所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保障,居然是号称站起来当家作主的大陆人民望尘莫及的。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华势力不在国际而在国内。民之大患、族之大患在心腹啊。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多数弱势群体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底层民众的生活、医疗依然缺乏基本保障,他们的谋生渠道和生存空间日见逼窄,无数人被各种苛政逼得走上歪门邪道,甚至被逼成“与汝偕亡”的“恐怖分子”。

   国民动辄违法犯法。公权力要依法整人,太容易了。寻衅滋事、行贿贩毒、非法经营、煽动闹事、赌博涉黃、嫖娼卖淫、黑社会…要整人,一抓一个准,罪名都是现成的;如果你是搞企业的,整起来就更方便了,偷税漏税、非法经营、非法集资、虚假注册,倒卖土地…罪名有上百个,总有一项“适合”的。

   就拿偷税漏税来说,如果依法纳税,只怕大多数商企人士及个体户能否维持和生存都成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税负之高,即使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等于逼着他们犯法呀。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歌功颂德之声四起。其实,中国经济暂时性的成就,有赖于对民众的“利诱”、压制和剥夺,有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恣意破坏,付出的代价、留下的后果极其沉重,利在特权阶级,害留子孙后代。

   这种背离了基本道德精神的恶性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国富兵强也是靠不住的。秦始皇中国、希特勒德国都曾经很富强,说垮就垮了。毛氏说的不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反道德、反文明、反民心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无论怎样不可一世,都是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三不仅文革而已,六十年来,中华文化、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锦绣山河,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政治黑暗的程度,唯秦始皇和五胡乱华时代差堪仿佛,而道德之沦丧、社会之溃败、自由度之低下、腐败现象之严重等等,又非秦始皇和五胡乱华时代可比。

   论自由度,“万恶的解放前”也比现在高得多。有人看了歌颂大片《建党伟业》,发现影片透露了以下史实:那时的中国人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是允许的,中国的北洋时期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善待的;那时办报纸和刊物是随便的,有人看就有市场;周恩来在狱中还可以和众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闹事,搞集体绝食进行狱中斗争——居然还获胜了……诸如此类。这真是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冷笑话和黑色幽默。

   一叶知秋。日前,因一条骂官员、发牢骚的微博就被劳教一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地暴露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何等糟糕,言论环境何其恐怖。牢骚话固然不雅,可是,做出劳教决定的人物和势力更加龌龊。劳教本属毛时代遗传下来的恶法,祭出这条恶法来制造文字狱,可谓恶上加恶。

   防民之口、封锁异议、迫害异己、制造文字狱的政权,一定是反动的,其领导人不论是否主使者甚至不论知不知情,都难逃其责,难洗其耻。与秦始皇喜欢刻石立碑一样,马家政权最喜欢自我歌颂了。殊不知没有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歌颂赞美就不论真假都没有意义,或只有负面意义----反衬出被歌颂赞美的人物和势力是多么专制霸道无耻。

   论腐败,当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贪官污吏之众多,任何王朝的末期都望尘莫及。所谓的公仆已成公害无异盗贼,所谓的政府就是“正腐”仿佛贼窝。就拿贪官外逃一事来说,据日前央行网站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引用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初这60多年里,中国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之多,共赔款8.5519亿两的白银。约等于800亿人民币。外逃贪官席卷的资金10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触目惊心啊!而且,这还是公开的数据(你知道的),而且不包括2008年6月以后,因为该报告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

   秋风儒友高呼: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时代,危险来自于外敌;而现在,危险来自于内贼,来自于制度的落后政治的野蛮。比起国土,文化的沦陷、人心的沦陷更可怕更危险。

   国民党时代是“国破山河在”,现在,中华彻底蛮夷,山河满目疮痍,官民道德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道德环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还在加速度、无限度地恶化下去,中国正从“不适合正人君子居住”向“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方向狂飙突进。

   四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法家是君为主天下为客,马家是党为主天下为客。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法家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国家主义是国家为重民为轻,马家是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

   2009年戴秉國在纽约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体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才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大意)此言可以视为“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的“现代性”和极端化之表达。

   把一种党本位、特权本位的“基本制度和体制”视为中国的第一核心利益,其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立场,昭然若揭。

   儒家、国家主义和“党本主义”都讲爱国,实质各不不同。儒家先爱民后爱国,爱国但不主义;国家主义只讲爱国,尽管有问题,却是真爱国、真把国家当一回事的。“党本主义”的爱国主义则是用来忽悠人民的,堂皇的旗子后面,隐藏的是害国祸国恶迹累累的“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也是反国家主义的。)

   在党主社会,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不是愚民就是刁民,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愚民和奴隶是被忽悠的,刁民和奴才是帮助统治阶级忽悠愚民和奴隶的,轻则为爱国秀,重则为爱国贼-----打着爱国主义旗子的贼。难怪有句名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名实乖离,是法家更是马家及毛家的特色。秦始皇是千古大盗悍贼,却到处刻石勒碑自我颂圣;毛氏高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质上是极端的利己主义,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有人将毛氏与墨子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利他主义,殊不知墨子“摩顶至踵以利天下”是真,毛氏的利他主义全假,是仅仅留在口头上的。

   因此,儒家爱国,但对爱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正如陈独秀所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儒家爱国,但不会盲目地爱国,在爱之前,会先问清楚国是谁的国,它“姓”什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否一致、一致到什么程度;儒家爱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真正的中华,而不是奴隶之国蛮夷之国反中华反人民之国,不是秦始皇马克思们的暴力机器。

   五儒家法家马家都讲党,形似而实异。法家马家要求的忠君和忠于党是无条件的,儒家的忠则有条件,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君主不仁不义,君主利益与国家国民之利益严重冲突,臣就可以不臣,可以逃离甚至诛杀之。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儒家既主张忠君又支持汤武革命,仿佛矛盾,实不矛盾。儒家义理中,似乎互不相容其实言各有当之处甚多,学者宜好好领会。儒家的忠,从根本上说,是忠于良知忠于道统忠于民本原则,儒家爱国更要仁民、亲民,吉凶与民同患。

   在这个时代,最好的仁民亲民工作,无疑是反专制、反特权、争人权、争自由、醒人心,这是当今儒者的“工作重心”,也是仁人志士最好的爱国行动。兴儒弘道,更是“华人”爱国爱民题中应有之义。良制良法的建设、良风良俗的恢复,都有赖于儒家的复兴良知的光明。所谓明体达用,明道救世,良知是体、是道,改制立法移风易俗则是救世之用。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