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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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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出路

从国家主义说起---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出路

   一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义,以民为本,反对法家的以君为本和马家的以党为本,也反对国家主义以国家为本为最高、唯一的价值归依。也就是说,儒家爱国,但不认同国家主义,反对国家至上、国家崇拜。

   (同样,儒家爱民族、社会、集体,但不认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只有儒家仁义、良知、中庸、诚信诸原则才有“主义”的资格,此外任何主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即使是好的良性的主义,也是不中正、有偏颇的。)

   荀况认为,国家权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适应民众需要,为解决民众之间争夺物质生活资料而产生的。国家应该以国民的利益为利益。从宪政主义的国家理性来看,国家只能是这样一种有效的政治实体:

   它是有限的,受到公民权力强有力制约的国家的权力体系,这些权力体系的合理性是由法律或宪法所规定,其正当性由个人权利的价值、道德权利的价值以及宗教使命的价值支撑。易言之,国家扮演的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的角色,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合法性。

   不过,国家本位虽不符合儒家标准,但比起“君本位”和“党本位”来,终究要进步文明多多,多少与人民利益有所符合----至少不完全违背。五四时期,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为代表人物国家主义派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行动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

   国家主义派曾遭到李大钊们的严厉批判,说他们反苏反共“反赤”反人民反革命。这倒并非栽赃。国家主义确是反对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曾“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苏联是强权者,“攻击”共产党卖国。

   国家主义派主张:“南京同人须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以期觉醒现在一般教育者之迷梦,而造成中华民国之教育,不要徒事贩卖洋货。”(《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尽管“标揭新国家主义作为教育上努力之目标”有误,终究比“徒事贩卖”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之洋货好得多。

   东海尽管对国家主义“以国家为前提”的方针不认同,但十分赞赏国家主义的某些观点,赞赏他们“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纲领。不过,当今中国,主权问题不大,内争人权才是当务之急。

   二“解放”以来,人权问题比满清当国及日寇入侵时代更为严重。无论是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帅还是后三十年的经济挂帅,人民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缺乏基本保障,比亡国奴还不如。想起来真令人痛彻心肺:回归前的香港澳门这些殖民地的民众所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保障,居然是号称站起来当家作主的大陆人民望尘莫及的。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华势力不在国际而在国内。民之大患、族之大患在心腹啊。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多数弱势群体并未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底层民众的生活、医疗依然缺乏基本保障,他们的谋生渠道和生存空间日见逼窄,无数人被各种苛政逼得走上歪门邪道,甚至被逼成“与汝偕亡”的“恐怖分子”。

   国民动辄违法犯法。公权力要依法整人,太容易了。寻衅滋事、行贿贩毒、非法经营、煽动闹事、赌博涉黃、嫖娼卖淫、黑社会…要整人,一抓一个准,罪名都是现成的;如果你是搞企业的,整起来就更方便了,偷税漏税、非法经营、非法集资、虚假注册,倒卖土地…罪名有上百个,总有一项“适合”的。

   就拿偷税漏税来说,如果依法纳税,只怕大多数商企人士及个体户能否维持和生存都成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税负之高,即使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等于逼着他们犯法呀。

   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歌功颂德之声四起。其实,中国经济暂时性的成就,有赖于对民众的“利诱”、压制和剥夺,有赖于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恣意破坏,付出的代价、留下的后果极其沉重,利在特权阶级,害留子孙后代。

   这种背离了基本道德精神的恶性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国富兵强也是靠不住的。秦始皇中国、希特勒德国都曾经很富强,说垮就垮了。毛氏说的不错: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切反道德、反文明、反民心民意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无论怎样不可一世,都是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的。

   三不仅文革而已,六十年来,中华文化、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锦绣山河,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政治黑暗的程度,唯秦始皇和五胡乱华时代差堪仿佛,而道德之沦丧、社会之溃败、自由度之低下、腐败现象之严重等等,又非秦始皇和五胡乱华时代可比。

   论自由度,“万恶的解放前”也比现在高得多。有人看了歌颂大片《建党伟业》,发现影片透露了以下史实:那时的中国人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是允许的,中国的北洋时期对知识分子是非常善待的;那时办报纸和刊物是随便的,有人看就有市场;周恩来在狱中还可以和众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闹事,搞集体绝食进行狱中斗争——居然还获胜了……诸如此类。这真是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冷笑话和黑色幽默。

   一叶知秋。日前,因一条骂官员、发牢骚的微博就被劳教一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地暴露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何等糟糕,言论环境何其恐怖。牢骚话固然不雅,可是,做出劳教决定的人物和势力更加龌龊。劳教本属毛时代遗传下来的恶法,祭出这条恶法来制造文字狱,可谓恶上加恶。

   防民之口、封锁异议、迫害异己、制造文字狱的政权,一定是反动的,其领导人不论是否主使者甚至不论知不知情,都难逃其责,难洗其耻。与秦始皇喜欢刻石立碑一样,马家政权最喜欢自我歌颂了。殊不知没有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歌颂赞美就不论真假都没有意义,或只有负面意义----反衬出被歌颂赞美的人物和势力是多么专制霸道无耻。

   论腐败,当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贪官污吏之众多,任何王朝的末期都望尘莫及。所谓的公仆已成公害无异盗贼,所谓的政府就是“正腐”仿佛贼窝。就拿贪官外逃一事来说,据日前央行网站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引用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初这60多年里,中国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几十个之多,共赔款8.5519亿两的白银。约等于800亿人民币。外逃贪官席卷的资金10倍于清廷历年赔款总和。触目惊心啊!而且,这还是公开的数据(你知道的),而且不包括2008年6月以后,因为该报告由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

   秋风儒友高呼: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时代,危险来自于外敌;而现在,危险来自于内贼,来自于制度的落后政治的野蛮。比起国土,文化的沦陷、人心的沦陷更可怕更危险。

   国民党时代是“国破山河在”,现在,中华彻底蛮夷,山河满目疮痍,官民道德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且道德环境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还在加速度、无限度地恶化下去,中国正从“不适合正人君子居住”向“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方向狂飙突进。

   四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法家是君为主天下为客,马家是党为主天下为客。孟子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法家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国家主义是国家为重民为轻,马家是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

   2009年戴秉國在纽约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体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才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大意)此言可以视为“党为重国家次之民为轻”的“现代性”和极端化之表达。

   把一种党本位、特权本位的“基本制度和体制”视为中国的第一核心利益,其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立场,昭然若揭。

   儒家、国家主义和“党本主义”都讲爱国,实质各不不同。儒家先爱民后爱国,爱国但不主义;国家主义只讲爱国,尽管有问题,却是真爱国、真把国家当一回事的。“党本主义”的爱国主义则是用来忽悠人民的,堂皇的旗子后面,隐藏的是害国祸国恶迹累累的“共产主义幽灵”。(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也是反国家主义的。)

   在党主社会,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不是愚民就是刁民,不是奴隶就是奴才。愚民和奴隶是被忽悠的,刁民和奴才是帮助统治阶级忽悠愚民和奴隶的,轻则为爱国秀,重则为爱国贼-----打着爱国主义旗子的贼。难怪有句名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名实乖离,是法家更是马家及毛家的特色。秦始皇是千古大盗悍贼,却到处刻石勒碑自我颂圣;毛氏高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质上是极端的利己主义,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有人将毛氏与墨子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利他主义,殊不知墨子“摩顶至踵以利天下”是真,毛氏的利他主义全假,是仅仅留在口头上的。

   因此,儒家爱国,但对爱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正如陈独秀所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

   儒家爱国,但不会盲目地爱国,在爱之前,会先问清楚国是谁的国,它“姓”什么,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是否一致、一致到什么程度;儒家爱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真正的中华,而不是奴隶之国蛮夷之国反中华反人民之国,不是秦始皇马克思们的暴力机器。

   五儒家法家马家都讲党,形似而实异。法家马家要求的忠君和忠于党是无条件的,儒家的忠则有条件,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君主不仁不义,君主利益与国家国民之利益严重冲突,臣就可以不臣,可以逃离甚至诛杀之。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儒家既主张忠君又支持汤武革命,仿佛矛盾,实不矛盾。儒家义理中,似乎互不相容其实言各有当之处甚多,学者宜好好领会。儒家的忠,从根本上说,是忠于良知忠于道统忠于民本原则,儒家爱国更要仁民、亲民,吉凶与民同患。

   在这个时代,最好的仁民亲民工作,无疑是反专制、反特权、争人权、争自由、醒人心,这是当今儒者的“工作重心”,也是仁人志士最好的爱国行动。兴儒弘道,更是“华人”爱国爱民题中应有之义。良制良法的建设、良风良俗的恢复,都有赖于儒家的复兴良知的光明。所谓明体达用,明道救世,良知是体、是道,改制立法移风易俗则是救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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