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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臣贼子如予何?----圣贤的自信

   乱臣贼子如予何?----圣贤的自信

   一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梁漱溟回答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诚如梁漱溟自己所言有点狂了,他这么说,略嫌“分量”不足,如果这话出自于孔孟之口,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这点儿狂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不影响他为毛氏时代唯一的真儒。

   其实,这种特殊的自信,孔子是“始作俑者”。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集解马融曰:“如予何犹言柰我何也。天未丧此文,则我当传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违天以害己。”

   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桓魋伐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史记》)集解包氏曰:“天生德者,谓授以圣性,德合天地,吉无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德是得于道,文是道的文化和制度形态。“天生德于予”重在道德自信,“文不在兹乎”重在文化自信。《集释》引《論語或問》曰:

   “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故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過宋何也?蓋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闲暇也。”

   二 “自得者所守不变,自信者所守不疑。”(《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圣贤就是这样的人,自得乎道,实证良知,自然无忧无惑立场坚定,自然有一种强烈的文化、道德、天命的自信。

   正因为拥有这样的自信,孔子面对危难特别是生命危险也同样处之泰然,并且相信桓魋、匡人等都不能加害于自己,只要斯文不丧天下不亡,自己就不至于被害横死。

   圣贤的命确实特别大,比一般正人君子、英雄豪杰乃至佛道两家的大师大德都要大,比绝大多数盗贼魔头乱臣贼子也要大。自古以来没有死于非命死于乱臣贼子之手的圣人----“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及朱熹熊十力等圣人(升朱熹熊十力为圣,理由详见东海《圣贤论》一文),无不寿终正寝且长寿过人。

   某些儒家贤者的非正常死亡,如文天祥、方孝孺、谭嗣同等等,都是积极自动地“自找”、“自求”的,死得伟大而光荣,肉体虽死,精神永存,良知永生。奇人不可杀,杀之成天民,况儒家贤人乎?(其中方孝孺之死,刚烈激切有余而仁义中庸不足,已不够“贤”了,详见东海《关于叔孙通与方孝孺》一文)

   注意:圣贤不怕死,但是,不怕死的未必是圣贤---某些悲伤绝望者及恐怖主义者亦不怕死也。见危授命存道忘生,不等于缺智寡谋暴虎冯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时候,圣人不会暴虎冯河自蹈死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也。

   《中庸》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国家可均,其人公正无私;爵禄可辞,其人淡泊清高;白刃可蹈,其人刚勇;各成其一德而已。而中庸之道众德兼备,圣贤是全面掌握并勇于实行中庸之道者,不仅仅刚勇而已,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三杀生是大罪,杀人更是大罪,至于杀害圣佛,那是不可想象的。佛是法王,没有人可以伤害其性命,极其量,“出佛身血”而已----在佛教,“恶心出佛身血”或“起恶意於如来所”是极恶大罪,属于五逆罪之一。

   儒家圣人也一样。生逢乱世,难免遭到乱臣贼子的忌恨仇视,被“起恶意”甚至被“出血”,象孔子那样逢凶遇难,但终究会化吉成祥。我相信,即使孔子生在秦始皇乃至毛泽东时代,也不至于被坑掉或害死。梁漱溟都能大难不死,何况孔子?

   周敦颐有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育于身而已矣。”(周敦颐《通书•师友上》)圣贤就是“道德育于身者”。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之中,于人类最为重视;人类之中,于圣贤尤为钟爱。

   圣贤是道种、光明种,是天理的具象,良知的化身,道统的代表,中华的象征,是最有资格以身载道和“替天行道”者。“天”爱护他们,仿佛慈母爱护赤子。伤害他们,就是伤道害德,伤天害理。

   儒家的“天”,一般指的都是道体之天,于宇宙而言为本体,于生命而言为本性,于人身而言为本心,即王阳明的良知。天命之谓性,良知乃天之所命,人之本性。原始经典中的“昊天上帝”,就是对形上道体的人格化和形象化的描述。

   替天行道,就是努力把良知原则落实到人世间事事物物之中去。说真话、做真人、弘真理、扬正气、批异端、破邪说、斥苛政、惩罪恶,推动良法良制良风良俗的建设,推动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是非观的重建等等,都是弘道、行道题中应有之义。这都是圣贤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儒者“明明德”和“亲民”的法门。

   圣贤的对面是盗贼,即乱臣贼子----背逆仁义原则为乱臣,反对儒家文化为贼子。他们是黑暗的化身,莽夷的象征,恶习的代表。人既有本性又有习性,而且各种习性往往根深蒂固。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世人的本性普遍为习性乃至恶习所遮蔽,儒家遭受各种误会、反对和迫害并不奇怪。老宣说得好:

   “苏秦张仪,走遍六国到处受欢迎。孔丘孟轲,行遍天下到处碰钉子。因为苏张所谈的,是合于一时的人欲。孔孟所谈的,是万古不磨的天理。娼妓小人的甜言蜜语易惑人心,节妇义士的冰言冷语难入人耳。”(《疯话》)

   在这个比孔孟时代更加学绝道丧的“据乱世”,中华文化刚刚遭受了一轮空前严酷的摧毁,异端邪说当道,乱臣贼子纵横,良知的遮蔽特别严重,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去遮除蔽的可能,儒家的处境会特别艰难。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正是锻炼、考验儒者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圣贤的时代。

   四圣贤是人世间第一等人,至尊至贵,天爵第一。人生只有入了圣贤境界,才是致得良知修成正果。(严格地讲,圣与贤略有差异,贤境仍一间未达、有所不足,唯圣地才是高度圆满,才能真正超越贫富贵贱乃至生死,从心所欲,一切无碍。兹不详论。)

   学圣贤则是人生第一等事。《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 儒家为学的目的、宗旨是追求人格的圆满,即成德成圣。

   12岁的王阳明曾问塾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塾师答道:“只是读书举进士而已!”守仁听后不以为然,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少年王阳明就有此见识,后来成德成圣成为德功言三不朽的人物,有其必然性。

   学圣贤,就必须发“替天行道”之大愿、作兴学弘儒之努力。处此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社会,当此道德良知全面沦丧的局面,真正的儒者,能不忧天忧道忧患深重乎,能不主动肩起文化责任、社会责任、历史责任乎,能不以圣贤自期自任乎?朱熹就曾经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承担、奉献和牺牲。

   个人处境命运前程如何,不妨置之度外,一切听天由命。最重要的是自己做的怎么样,是否严格遵循仁义、中庸、诚信诸原则,是否见义勇为当仁不让问心无愧,是否随时随地以儒家经典和圣贤标准衡量、对照自己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了,是否对得起孔子,对得起儒家,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对于儒者来说,贫富贵贱皆无不好。贫贱,可以更好地锻炼、营养、成就自己;富贵,可以更好地利益、救助他人。《孟子尽心》章说:“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如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陋巷穷居,本性并无损益。酸甜苦辣咸都是人生好滋味,为了弘道而受难受罪,更是一种光荣、功德和幸福。

   甚至生死也无不可。生,人身难得,天命我性,生的光荣;死,“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死而无憾,可以好好休息了(或者那是另一期更加美好的生命的开始呢)。

   艰难困苦玉成我,乱臣贼子如予何?任何排斥打压迫害,都无法给真正的儒者造成内在伤害,而只会成为他致良知、明明德的“外助”,让他的生命之光更加辉煌而永恒。特以一联自勉并与儒友们共勉:

   百雪千霜更养气,气养成浩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任凭世间腾笑;千磨百折好修心,心修到高处,见鬼杀鬼,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直到天下归仁。2011-6-7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6/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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