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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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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茅于轼,清算毛泽东

   支持茅于轼,清算毛泽东一儒家判断贵贱的最高标准,不是外在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及事业的成败,而是道德的优劣。道高为贵,德劣为贱。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 告子上》) 天爵才是最高标准、最高价值,人爵仅具有辅助性、工具性价值。

   如果违背了仁义原则,即使权力最大地位最高,也是低贱之人。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特权主义)、物质主义、利益主义者都贱,恶人罪人更贱,罪恶越大越贱。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氏无疑是有史以来最伪、最黑、最恶、最贱的人。

   读罢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毛氏的刻薄寡恩、凶残冷酷、背信弃义、倒行逆施、阴谋诡计、阴阳两面、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等等表现,让我又一次禁不住满腔的悲愤。为我饱受凌辱的国家悲,为我饱经劫难的同胞愤。同时,对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厚黑学家邪教教主,禁不住满怀的鄙夷厌恶之情。这样的物人居然曾经当政并且成“神”,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

   林彪被毛氏下套发觉后说:“你们不觉得他像个痞子吗?太像了!如果我将来输给他,只会输在我的痞子劲不够上。”(见《千秋功罪毛泽东-毛林庐山决斗》)说得对。蒋介石败在他手下,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们死在他手上,就是因为痞得不够、坏得不够、贱得不够。人至贱则无敌啊。

   不过,《千秋功罪毛泽东》对毛氏还有某种粉饰。此君罪岂止千秋,功哪有一毛?中共元老陈云说“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那是站在中共的角度上讲的。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站在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立场看,毛氏一生,唯有破坏,从无建设;所谓“开国”,“开”出来的是党国,是千古浩劫,是有史以来最野蛮、最莽夷、最黑暗的时代。

   在毛氏领导下,中国人民包括毛氏手下众多文臣武将“开国元勋”,大多饱受迫害,连基本人权乃至生存权都得不到丝毫保障,连亡国奴都不如。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性、道德、文化“不聊生”。作为中华文化主要代表、中华文明重要缔造者的儒家,在毛氏领导下遭到了几千年来最深重彻底的摧残。仅仅纵容鼓励红卫兵掘我孔墓挖我祖坟这一条,毛氏就已罪不可逭!

   二毛氏崇拜,是赤裸裸的罪恶崇拜,比一般的金钱利益崇拜和特权崇拜更可耻更龌龊。史实真相和毛氏恶迹的不断曝光,越来越凸显出那些毛粉、毛左、小毛贼们的愚昧荒唐或别有用心。如果不是故意“上当受骗”,只能说被洗脑得太彻底,颠倒了基本的是非标准,完全残了。

   只有完全物化的愚民和恬不知耻的贱民,只有佛教所说的断绝了善根的“一阐提”,才会把伪人当作伟人崇拜,把恶行当作功勋吹捧;只有虚伪成风、罪恶丛生的社会,才会流行伪人崇拜、罪恶崇拜。反过来同样成立:流行伪人崇拜、罪恶崇拜的社会,一定会虚伪成风罪恶丛生。殷鉴不远啊。

   把恶人捧上神台之人、之团体、之社会,都会受到恶报,人就会变成鬼、团体就会变成鬼窝,社会就会变成鬼域。在个人方面,刘少奇林彪及毛氏的文臣武将们的体会应该是最深刻的。

   作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崇拜的最大吹鼓手,林彪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终究人性未泯。林彪最后“诛一夫纣”的企图值得肯定,只不过他的“五七一”行动的失败是“名”中注定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反掉或杀掉自己捧起来的“神”,那是比反掉或杀掉自己更难的事。

   君不见,根据林立果提出要加强地面武装力量的“指示”,用培训基层干部的名义在上海成立的一个“教导队”,誓词第一句就是“永远忠于毛主席”。尽管这句是虚的,是为了掩人耳目,接下去“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林副部长…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云云才是实,但这样一来,就给“五七一”行动制造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杀毛的命令就难以下达和执行。

   自作自受自作孽啊。

   三国人对毛氏的憎恨是真的,崇拜也有可能是真的,而爱戴则一定是假的,至少是变态、病态的,是患了斯德哥尔摩症。我相信,没有任何正常人会真正爱戴毛氏那样一个不仁不义无情无谊、道德败坏丧心病狂的、厚黑丑陋低贱到极致的非人之物。

   或曰:当年毛氏死时,那么多的眼泪总有某种真情在,岂能一概抹杀?东海曰:那也是假的,是一种特殊的伪,伪得可能连流泪者自己都误以为真了。绝大多数人民缺乏“反身而诚”的内力,在充满虚伪、欺骗的环境里生活得太久,喜怒哀乐被导向、调控得太久,就会丧失对自己的情感的主导、认知能力,真伪莫辨。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过一段很深刻的分析:

   “天下相师於伪,不但伪以迹也,并其心亦移而诚於伪,故小人之诚,不如其无诚也。诚者,虚位也;知、仁、勇,实以行乎虚者也。故善言诚者,必曰诚仁、诚知、诚勇,而不但言诚。陵阳严诩,当王莽之世,以孝行为官,任颍川守,谓掾史为师友,有过不责,郡事大乱。王莽徵为美俗使者,诩去郡时,据地而哭,谓己以柔徵,必代以刚吏,哀颍川之士类必罹於法。此其呴沫之仁,盖亦非伪托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欢心,而与人相昵,为之熟,习之久,流於輭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觉。盖习於莽之伪俗,日蒸月变,其羞恶是非之心,迷复而不返。乃试思其泣也,涕泪何从而陨?则诘之以伪,而诩不服;欲谓之非伪,而诩其能自信乎?

   呜呼!伪以迹,而公论自伸於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澌灭尽矣。故天下数万蚩蚩之众,奔走以讼莽称莽而翕然不异,夫岂尽无其情而俱为利诱威胁哉?伪中於心肾肺肠,则且有前刀锯、后鼎镬而不恤者。蔡邕之叹董卓,姚崇之泣武曌,发於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诚於伪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药石之所能攻也。”

   同样的,当时人们习於毛氏时代的伪俗,日蒸月变,羞恶是非之心迷复而不返,。说他们当时为毛氏之死流泪为伪,他们一定不服。可那种情感是真的吗?当然不。正如王夫之所说,那是“伪中於心肾肺肠”了,是“伪以诚”和“诚於伪”的表现。

   “伪以迹,而公论自伸於迹露之日;伪以诚,而举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乐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澌灭尽矣。”这不正是毛时代的写照吗?“天理民彝澌灭尽”的恶果,够我们和子孙后代品尝了也。

   四毛氏罪恶之大,桀纣秦始皇黄巢朱温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历代著名大恶人,统统望尘莫及,斯大林波尔布特们也都要让毛氏一头地。五千年来中国最大的独夫民贼汉奸卖国贼,非他莫属。有人把毛氏与希特勒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殊不知希特勒和成吉思汗的屠刀都是指向异国异族的,而毛氏残杀、迫害和犯罪的对象,主要是本国、本族同胞及他的本党同志。

   有人断言:茅于轼反毛就是反党。东海借孟子的话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反一夫纣矣,未闻反党也。把毛与党紧紧捆绑在一起,只怕当局未必乐意。毛氏罪太重、恶太大,留下的血债太多、怨仇太深,这个包裹太沉重,没有哪个人物哪股势力能够全部扛起,谁试图去扛,谁就会迅速“乌有”化。

   当年邓小平就将毛与党两者作了一定程度的隔离,而且为进一步彻底清算毛氏留下了“政治嘱托”。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主持通过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有所总结并承认:“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邓小平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详见《千秋功罪毛泽东》)

   对毛氏的思想、罪恶进行深入的批判清算,此其时矣。这是人性回归、道德重建的需要,是儒家复兴、中华振兴的需要。为此,东海已有十多篇文章批毛反毛。近茅于轼先生因《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而受到“乌有之乡”的“公诉”,东海特再作此文,以表示对这位良知老人的支持,表示对“乌有之乡”那股毛左逆流的鄙视反击,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次表明儒家的立场和态度。2011-6-9东海儒者余樟法

(2011/06/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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