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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與“六四”

   “六四”二十二週年快到了。按照慣例,北京當局一定竭力打壓有關的紀念活動。尤其在茉莉花革命引起的杯弓蛇影中,只會變本加厲地防範,而絕不會有絲毫放鬆。
   
   然而,週日《蘋果日報•蘋果樹下》頭條文章末尾的一段話,卻一度誤導了筆者。其原文如下:
   
   “值此羅孚先生九十大壽之際,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集中展示了羅先生在文學長途上努力精進,不斷反思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不僅為研究香港文學史,也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陳子善:羅先生和他的《北京十年》)

   
   對此,筆者第一反應認為不確,蓋《羅孚文集》書目所列為八種,即:該社此前已出版的《香港人和事》,《南斗文星高》,《香港,香港……》,《文苑繽紛》,《西窗小品》,《燕山詩話》,以及待出版的《北京十年》和《羅孚詩選》。陳文謂“出齊了,厚厚七大卷”,顯然有誤。
   
   其實,前面六種/卷,都是在本港早已出版過的。至於《北京十年》,亦於今年3月由天地圖書推出。而陳文所稱“隨着《北京十年》的問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版《羅孚文集》出齊了”,給人的印象是該書剛在大陸付梓。際此敏感時刻,實在非同小可---因為,其中有幾篇直接反映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事件”!
   
   誠然,正如陳文所言:
   “《北京十年》是一部回憶文集,雖然還未寫完,但已自成系統。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遊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複雜曲折,儘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這裡面沒有提到,羅孚羈留京華的十年期間(1982年5月至1993年1月,實為十年零九個月),恰好發生了“那場風波”。於是,其“見聞”就不免具有某種史料價值了。
   
   例如,《部長樓的一夜》寫道:
   
   “部長樓曾經有過一個不尋常的夜晚,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三之夜。戒嚴部隊扳動了槍機,開動了坦克,長安街和復興門大街上流了多少鮮血沒有人知道。人們說的多的是部長樓也挨了槍彈死了人,平日極‘左’的老作家姚雪垠,只有在這件事情上不‘左’,由於他親眼看到了真實的情況,子彈到了他家,他雖然僅以身免,保姆卻未能獲免,倒地不起。傳說戒嚴部隊殺得興起,看見樓上有人影晃動,就開槍射擊,大有格殺勿論的味道。
   
   非部長樓那邊比較幸運,沒有成為主要的射擊目標。不過,那不斷的槍聲也夠他們當作春節的爆竹而強作鎮定的了。
   
   從部長樓沿著復興門大街向東,是復興門橋,再沿著長安街向東,是有名的坦克逞威的所在。”(天地圖書,2011年第一版,149-150頁)
   
   緊接着的一篇《夏衍與貓》,首段是:
   
   “那就是西單以東,中南海新華門以西的六部口。六三的白天已經有過軍車和示威者的衝突,施放過催淚彈,晚上木樨地一帶首先響起了槍聲,‘六四’的黎明就有人看見坦克在六部口七八具屍體上碾過去。那是一場噩夢的真實鏡頭之一。它不是天安門廣場的本身,卻在天安門廣場的邊緣。你也可以說那連廣場的邊緣也不是,畢竟離廣場還有好幾個街口,一站多的汽車路呢。但無論如何,那是坦克下的血肉!”(同上,151頁)
   
   再有《部長樓前子彈飛》,內中整整兩頁半記述當年的血腥屠殺,摘錄如下:
   
   “(六月三日)八點鐘,天已經黑了,人聲鼎沸中開始聽到了槍聲。‘部長樓’也開始了不安。槍聲越來越密,子彈也射進‘部長樓’了。用擴音器播出的警告聲投向‘部長樓’,警告樓中人,不要憑窗下望。警告聲還未完,更密的槍聲一陣陣雨一般襲來。
   
   這時姚雪垠家中的保姆正走向窗前,向熱水瓶加進剛燒好的開水,忽然‘唉喲’一聲,有人倒地,叫聲和倒地聲驚動了老作家,他舉目一看,倒下去的正是他家的保姆。他連忙驚動家人,把保姆向相鄰的復興醫院送。戒嚴部隊為了驅散‘暴徒’---所謂‘反革命暴亂’之徒,舉槍時上時下,時東時西地掃射;又為了警告市民們不要伸頭張望,高樓上只要有身影在窗前出現,他們就向影子開槍。這一來,許多家的屋中人都成了他們的射擊目標---中彈的靶子。
   
   我記不清了,也許不是姚家的保姆中彈負傷,而是鄰家的保姆流血倒地,反正都一樣,都驚動了姚雪垠,使他又氣又恨,連聲大罵‘法西斯’!一邊罵,一邊被家人拉出大門,走進電梯,躲避子彈,因為屋子裡不時有子彈飛進來,而電梯卻沒有成為靶子,門也較窗玻璃厚些,可以抵擋一下飛來的子彈。
   
   姚雪垠口中的‘法西斯’當然不可能是復興門大街上的學生和市民,只能是當權派。如在平時,他是絕對不會這樣罵的,這時因為實在氣憤已極,再難忍耐,罵了又罵。
   
   這一晚以後,他還是時有罵聲:‘法西斯!法西斯!’同時還要說:‘太不像話了!連段祺瑞都沒有這個樣子向學生們大舉開槍呢!’這和他平時往往是偏‘左’的傾向不同。他的罵聲被列進‘右’傾之列。
   
   在這一點上,姚雪垠不但和自己平時的議論有異,也和臧克家平時的議論不同,兩人的意見相左了。臧克家是眼不見為淨,姚雪垠卻是目擊證人,他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實事求是地下了斷語:‘法西斯!這個樣子就是法西斯!是這個樣子的法西斯!’這個樣子就是窮凶極惡,殺人如草。……
   
   北京城裡,不少人就是在‘六四’的槍聲和流血以後,‘右傾’了的,彷彿血洗亮了自己的眼睛,對眼前的統治集團另眼相看。姚雪垠卻依然極‘左’,除‘六四’外,仍舊‘歌德’。……”(同上,251-253頁)
   
   毫無疑問,上述文字從未出現於任何大陸官方出版物。若果如陳文末段所言,以往只出馬恩列斯著作的中央編譯出版社不加刪節,將《北京十年》白紙黑字原文付梓上架,豈非天大喜訊?
   
   但細想之下,總覺此事不可思議。再致電羅孚先生求證,得知京版《北京十年》迄今尚無確訊。故筆者先前之解讀純屬“美麗的誤會”而已!
   
   不過,歸根結底,“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載《魯迅全集卷3》,263頁)“六四”一案又豈會例外?
   
   (5-3)22:37
(2011/05/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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