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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全憑華、葉功---《眾說紛紜話“改正”》(之二)

   上文《眾說紛紜話“改正”》(之一),小標題《胡耀邦主持“改正”》下的內容,主要徵引《胡耀邦抓典型,溫濟澤、葛佩琦先後平反》(作者薛慶超,原載《中外書摘》,見www.ewen.cc)。
   
   毋庸置疑,50多萬右派獲得“改正”,理應感謝胡的開明思想和辛勤努力。但追根溯源,對於當年受害者“恩同再造”的此一重大舉措,首功應推華國鋒和葉劍英。為此,有必要回顧若干有關史實。
   
   

   “實事求是 有錯必糾”
   
   胡耀邦是1977年12月10日被任命為中組部長的,同月15日走馬上任,隨即挑起平反冤假錯案的重擔。但他著手解決“右派”問題,卻是肇源於次年4月4日,當天中共中央接到統戰部和公安部的聯合呈文,題為《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於次日予以批准並下發【1978】11號文件。
   
   為貫徹落實11號文件,當年6月14日至22日,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和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召開煙台會議。此前的5月7日,胡耀邦即已批示對溫濟澤被錯劃右派一案“予以糾正”,使之於5月26日率先獲得“改正”,在全國各地反應強烈。因此,他對代表中組部出席煙台會議的副部長楊士傑強調稱:
   
   “右派問題不只是一個摘帽問題,而是成千上萬個被錯劃的人的複查平反問題。應當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
   
   由於中組部地位特殊,楊士傑為人正派,以致胡耀邦提出的上述原則居於上風。一些囿於“兩個凡是”思維的與會者最後也順應民心,不僅僅限於研究如何為全部右派摘帽,而把“複查平反”列為工作重點。
   
   
   “改正”一詞出於62年
   
   不過,上文的“平反”並未載入會議的正式文件。事實上,胡耀邦在前述溫濟澤案的批語中就有一句:“我意不用‘平反’兩字,但應予以糾正”。何故如此呢?其中大有講究。
   
   事緣196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關於右派分子工作的幾個問題的覆示》中稱:
   
   “對右派分子不應當一般地提出甑別平反問題,只是對其中個別完全搞錯了的,即確實不曾有過右派言論行動的,才作為個別人的問題,實事求是的予以糾正。”
   
   當年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在此前的7月26日統戰部報告裡,建議給右派進行甑別,“對於確實劃錯的,予以平反”。但這顯然有違毛及鄧的極左路線,故遭否定。
   
   細加考究,在這裡摘帽、改正與平反,是不同的概念。
   
   摘帽即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不管當局認定你本屬“右派分子”也罷,純屬錯劃也罷,反正過去20多年了,全部都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改正意思是個別受害人本非“右派分子”,不該給扣上帽子,當時搞錯了。現在糾正過來。
   
   平反是指運動中冤枉了一些無辜者,要為之昭雪,恢復名譽,並由當局賠償損失。
   
   毛、鄧分別是反右運動的策劃兼指揮者和實際操作者,視該運動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戰果輝煌,極之必要。根本不存在平反的問題。
   
   因此,儘管像溫濟澤這樣忠貞的資深高幹,當初連胡喬木都認為不該將其打成右派,還曾聯同廖承志一起出面力圖挽回,只是由於晚了一步,已報送書記處而回天乏術。就這樣明顯的“錯劃”,20多年後胡耀邦也迴避“平反”字樣,以便減少阻力。
   
   於是,“改正”一詞沿用至今。相應地所有獲得“改正”的右派,無一可獲補發20多年的原額工資,更別指望補償其間因失去晉升機會而導致的經濟損失了。
   
   
   
   國鋒、劍英厥功至偉
   
   雖然只宣布“改正”而不給予平反對當事人不公平,但絕大多數右派獲得“改正”,畢竟在其本人的政治地位和此後的經濟狀況而言意義重大,對親屬子女也大有好處。故不失為莫大的善舉。
   
   這裡有必要澄清一點:多年來不少人以為,此事緣自鄧小平發善心。此乃極大誤會。如果真要感謝什麼人的話,那麼自然要提出胡耀邦的名字。但決定性的人物卻是華國鋒和葉劍英。
   
   徐遲在其一部描寫“四人幫”覆滅的報告文學中,曾將華、葉二位的名字喻作兩件利器:國鋒乃一國鋒利的寶劍,劍英乃劍中之英!如非他倆雙劍合璧,殄除四魔,什麼平反冤假錯案,什麼右派“改正”,門都沒有。善良正直又踏實幹練的胡耀邦,將會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非但如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之前的三個多月,中發【1978】55號文件得以下發,首先離不開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首肯,還必然經過黨國大老、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圈閱同意。
   
   何況其後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前扭轉航向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兩個重要會議都是華、葉珠聯璧合,旋乾轉坤的結晶。華雖一度講過“兩個凡是”,但更講求實際,顧念民情,體恤民生,處理毛時代遺留的某些重大歷史舊案時,並無一味固守毛之成規。其民主作風及自我批評之舉,在歷任中共領袖中與胡耀邦不相伯仲,堪稱鳳毛麟角。
   
   反之,鄧小平復出時在1977年7月的十屆三中全會。次年6月煙台會議至9月55號文件下發,其間鄧主責教育、科技及外事,中組部與政法系統事務非其主管範圍。尤其不要忘記他始終堅持“反右是必要的”,故“改正”右派倘視鄧為“恩公”,大錯特錯也!
   
   到底鄧與此事有何干係,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
   
   (5-27)16:14
(2011/05/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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