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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嚴正學: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行為藝術下課!》连载

(九)

   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1992年岁末左起岳敏君丶张明祥丶杨晓斌丶赵庆丶刘枫华丶张洪波丶严正学

   

     午夜三時,秘密警察讓我簽署筆錄,我說得很多,警察的筆錄記得不多。關於藝術,特別是「行為藝術」,我希望警察能知個大概,至少霧裏看花,從另一個視覺看我的民告官行政訴訟,否則,只能算我在對牛彈琴。

     看見讓我簽名的審訊筆錄上,「提審人」一欄仍是空白。這麼多天,連續四天四夜不間斷的審訊,來的都是秘密警察,沒一個穿警服能自報大名的,連個警號也不告知,是絕對的秘密審問。我想發難,拒絕簽名。後來一想,常見新聞報導中,也有「據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之說詞,秘密警察忌諱通報大名,自有他為難之處。

     二十四小時連軸轉的審訊使我恍惚迷離,如夢如癡,沒小睡或打個盹,才喝一口泡飯湯,又聽見「傳103嚴正學!」的吼聲。

     押進東邊第一審訊室。今天,換過班的兩位秘密警察早已各就各位,「繼續交待昨晚說的問題。」我有點驚訝,警察怎麼都是泛泛而問,細細一想,我明白,連軸轉審問就是為了耗損我的精神,於是我乾脆從頭說起。

     「1992年冬天。北京日報刊載《走出蝸居的畫室》,最先報導畫家村的展覽,圓明園藝術家在北京大學舉辦現代藝術大展,首次被傳媒關注。接着中華商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文化報都相繼對畫家村作了採訪報導。儘管如此,設在北京大學三角地的《第一屆現代藝術大展》仍被北大保衛處早早清場。女兒嚴隱鴻的十幾幅「婦女系列」水墨畫,都是平鋪在地上展出的。好在有現場觀展人幫着畫家們收拾。這自上而下刮來的『龍捲風』,將展覽滌蕩得無影無蹤。

     「次日,『中國文化報』刊登了女兒蹲在滿地水墨作品前的照片和一段關於展覽的文字,算是唯一的紀念。

   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1993 01 11晚 严生日聚会所摄

   

     「緊接着畫家村《第二屆現代藝術大展》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前露天舉辦。展出的前一夜,畫家們就得到舉辦方人大團委單方停展的壞消息。聚成一堆的畫家滿腔憂憤,圍着一個電鍋吃着、喝着,酗酒發洩到半夜,還有燒畫的……。第二天一早,我們決定依然前往展出。在中國人民大學東門,我們和阻拒我們布展的人大保衛科交涉,抗議單方取消展出。人大保衛科傾巢而出,公安調集兩車警察現場監視畫家們的一舉一動。自由攝影人王亡,拍錄着衝突的場面,卻被人大保衛科的頭目,奪走攝像機。眾畫家怒不可遏圍堵人大保衛科頭兒:『憑什麼抓我們的攝像師?』,『他侵犯了我的肖像權!』,『是你衝進畫家的隊列,才拍攝到你。如果你當眾脫褲子、耍無賴,你能反誣畫家們侵犯了你的隱私權?』。

     「抗議遊行開始!•

     「魏林、鹿林、葉友等都舉起了自己的繪畫,在前面開路。接着畫家們也都舉起各自的作品,排列成行,藝術自由的呼聲不絕於耳。有人在搶奪展覽的資料,包括我的黑皮書《天葬之路》、《路漫漫》,轉瞬之間,竟都被拋上了藍天,如一群烏鴉在蒼穹盤旋。

   

   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人民大学画展前所摄

   

    「這是自『八九•六四』後,發生在首都北京的一群自由藝術家,為爭取藝術自由的示威遊行,警察尚能克制,不願使衝突成為燎原之星火。

     「接着,兩名武裝警察奉命從警車上下來,沒有前來制止遊行,而是走到運畫的卡車旁。警察給司機先敬了個禮,彬彬有禮地以查驗駕證為由,捏走司機的駕駛執照。接着,警察就發下狠話,反說司機違規停車,命令司機從什麼地方來,拉回什麼地方去。釜底抽薪,司機將卡車引掣啟動後,畫家們只得紛紛上車,我和鹿林等騎着自行車尾隨。兩輛警車『黃雀在後』,一直跟隨到畫家村所在地——福緣門,才打道回府。

     「圓明園畫家村的《第二屆現代藝術大展》流產後,接着,迫於前北京陳希同政府的壓力,由炎黃藝術館邀請,約定在亞運村該館舉辦的《現代藝術展》,也被公安以消防檢查為由單方取消。《圓明園五人畫展》、《圓明園畫家村陳列室》都在開辦的第一時間被便衣警察衝擊取締。

     「圓明園畫家村名聲在外,國內外媒體的追蹤報導反彈結果,是越來越受到警察的封壓,取締圓明園畫家村的傳聞,不脛而走。」

     我稍作停頓,秘密警察插問:「這麼說圓明園畫家村僅是個鬆散的群體,不值得警察關注?」

     「圓明園畫家村遭警察打壓,最終遭陳希同北京政府暴力取締。但圓明園畫家村的出現有其歷史必然性,其發生是源於『八九•六四』之後,中國人信仰和理想的消失。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縱觀社會現實的墮落與覺醒,在自由知識份子中衍生出悲情,其『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也只是步甘地的後塵。

     「一群自由藝術家為逃避現實,拋棄正統的生存方式,以另一種活法,不約而同地聚居於北京海淀區郊外,進行極端個性化的藝術創作與生活。

     「88年夏天和89年元月,我和時為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學生的女兒嚴隱鴻,成功舉辦了北京、南京兩地的《兩代人畫展》後,認識了自稱藝術盲流的溫普林,去了北京西郊海淀。那時那裏已有藝術家落戶,零星租住農民房,分散在福緣門、一畝園和肖家河等地。溫普林、黑大春、後有遲耐、魏野……等,包括詩人、揺滾樂手和畫家組成的「圓明園藝術家村」為最原始的藝術生態,至92年形成規模。對傳統藝術的否定和顛覆,成為自由藝術家們加盟結集的組合力量。藝術家成為具有廣泛視野和批判精神的思者和行者,藝術家對現實世界的人文關懷彰顯其道德的力量。」

     停頓片刻,秘密警察沒有插話,我繼續說:

     「中國人民大學東門前因畫展被取締導致的遊行抗議,使陳希同政府提前收網。

     「93年元旦前後,有關部門對圓明園畫家作了身份和背景的調查,在重點調查首當其衝被稱為村長的我時,發生了陰差陽錯。元旦調查時,我只是椒江市(台州市前稱)美術家協會副會長;兩個月後,亦就是1993年3月的兩會期間,我被椒江市民眾推舉為民選的人大代表。我在接市人大電話通知時,明確表示不願意做『舉手機器』,拒絕參加兩會。但一本紅彤彤的『椒江市五屆人大代表證』還是發到我的手中。

   

   一群大雁「人」字形地排列着向我飛來……行為藝術下課!》九)
  

   1993.7,2深夜 严正学被画家村住地东宫门派出所三警察严刑拷打致重伤

   

    「警察稱畫家村為不安定因素,欲取締畫家村,終於發生了1993年7月2日深夜,在轄管畫家村的派出所,三警察嚴刑毒打畫家村村長的事件,發出暴力驅除圓明園畫家村的白色信號彈。因為有這本代表證,集『人大代表』和『畫家村村長』雙重身份的我,使《人大代表狀告人民警察》成為國內外新聞媒體的頭版頭條。

     「幾天後,我提起對北京市公安局侵犯人權的『民告官』行政訴訟,在海淀區人民法院立案。『以身試法』,我宣佈:這是為驗證中國民主與法治真偽的『行為藝術』。決定在北海中學內的《傳記文學》雜誌社,召開新聞發佈會。

     「警察聞訊,即對中學和雜誌社施壓。於是,我故意在福緣門村唯一的,已被警察監控的電話上發消息,稱新聞發佈會受警察阻撓,轉為在頤和園北宮門毆打現場召開。虛假的消息,使警方三輛警車和秘密警察,當日一直在北海中學與頤和園北宮門間巡邏。而當時的新聞發佈會,正是通過調虎離山計,口口相傳,才得以在什刹海『荷花市場』順利進行。我宣稱將提起一百個行政訴訟,作為民告官的行為藝術,來檢驗中國法制的真偽,使身為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惱羞成怒。

     「所謂『行為藝術』也稱『身體藝術』、『行動藝術』等直觀藝術,是社會不公,正義不彰的現實在藝術家心靈的投射,藝術家以『行為藝術』方式使之焦點化,藝術家扮演着社會批判的角色,在訴諸當代政治語境裏,引發社會深層次的關注和反思。但威權的傲慢恣肆,驕橫妄為,使法律在撲朔迷離中付之闕如。

     「1993年8月26日《浙江日報》北京記者陳燮衡在報導該事件的文章裏,特別提醒不明身份人的多次電話恐嚇:『如果你堅持不撤訴,當心在交通事故中暴死街頭,或讓你的屍體在圓明園福海中浮起。』我拒不理會陳希同政府的軟硬兼施,後來就發生了我在北京大學學五食堂前的『丟車事件』。當日,我發現未上鎖的舊自行車失蹤,而原位置卻停着一輛同樣是黑色未上鎖的自行車,我喊:『誰騎錯了我的自行車?』因無人答理,認為被人騎錯了,就推着這輛沒人認領的自行車去燕園派出所(北大內)報失。沒想到當日中午燕園派出所鐵門緊閉,我就匆匆將自行車推到不遠的北大南門崗亭前,停在人行道上供人認領。自己仍在兩旁停車處尋找丟失的車子。後見兩位中學生模樣的人,走到我停的自行車前擺弄自行車,我立即過去詢問,兩青年說這是他們的自行車。我問他們是否騎錯了我的那輛也是黑色未上鎖的自行車,他們否認;我詢問他們的車照、車鑰匙和車本又均說沒有。因此,就建議先去不遠的燕園派出所掛失,然後歸還。到了派出所我才明白這是一起人為的圈套。

     「還未報案,早已等候在一側的攝像機的水銀燈就亮了。我恍然大悟,原來同樣未上鎖、同樣是黑色車、中午派出所鐵門緊閉,都是為了促使我騎上該自行車回畫家村。因有同步攝像跟蹤,到畫家村自己的畫室,便衣警察和秘密警察們一咋呼,畫家和村民湧入,就都成為現場目擊『偷車』的見證。《人大代表偷自行車》的新聞,如屎盆子倒扣在我的頭上,讓我有口難辯,好就好在我一直尋找自己的自行車,未回畫家村。

     「警官說:『你撤訴,我們就撤案。』我拒絕撤訴,警察立案審問,稱市局局長蘇松祥就在另室。警官問:『你認為你的車被人騎錯了,那你的車是什麼牌子?』『自行車上有個鳥,是飛鴿牌吧』。警官用電話遙控,不一會,三輪警車拉回一輛舊自行車,馳入派出所。我一看正是我失蹤的那輛自行車,我當即質問:『誰偷走我的自行車?這輛車是我的。』警官尷尬,反問:『你說你的是飛鴿牌,而這輛車是黃鶴牌』,我說:『買的是舊車,我記不清飛鴿還是黃鶴,只知商標是只鳥』。不再理會警官的盤問,我掏出口袋中與自行車的納稅鋁牌連接的車鑰匙,立即開啟了自行車車鎖,警官啞然,但仍堅持要我撤銷對北京市公安局的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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