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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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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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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时空的对话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随笔
   
   田牧
   
    湛蓝的环宇,闪烁的星辰,静谧而幽深,朦胧而神秘,一颗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一道道银色弧线,仿佛抒写着神话般的传奇,宛如一个梦幻,一幅画卷,一首诗篇。这一美景,却也时常不尽人意,被漫漫长夜笼罩和湮没。似乎又在传递着一声哀叹:人间冷暖,世事沧桑哪……

   这是「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会幅,覆盖了旧金山希尔顿酒店会议大厅正前方的整面墙。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和民主人士,以及臧启芳老先生的几代后人,汇聚于此,他们是:李桂琴、戴晴、万润南、陈奎德、吴国光、刘海岩、杨建利、盛雪、封从德、费良勇、王希哲、朱学渊、杜欣欣、黄肖路、方政、唐元隽、张小刚、阿海、严力、董昕、刘绍夫、顾明、贺军、洛桑尼玛、汪岷、林牧城、陈汉中、草庵、刘因全、郭保胜、陈维健、臧英年、臧凯年、臧素莲、臧雪莲、臧锡光、韩莉、臧锡慧、高飞、臧大化、臧大成、卢杰等百余人。
    与会者目睹着眼前的一片星空,犹如天穹群星闪烁,先人应是未眠。主持人盛雪娓娓道来:我们将超越时空,与伟大的灵魂交流、对话……
   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研讨会如期在此举行。
   
   超越时空的对话

   
   图片一:会场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盲区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可是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是一面破碎而缺失的镜子。统治者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利弊,有选择地记录历史,刻意愚弄天下百姓。「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真相,长久的被历史混淆、掩埋,被人们漠视,甚至被权力扭曲、抹杀……
    去年九月,台湾学者唐启华出版了一部名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的著作,该书填补了两岸史学界的一项空白。对于北洋政府,国共两党在修史上,都出现了选择性空白,或者说真空。我们这代人对北洋政府的记忆是:军阀混战,卖国条约,屠杀学生等等。
   难道北洋政府真的如此昏聩无能、一事无成吗?那个时期就没有好人和俊杰了吗?《北洋修约史》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告诉读者:北洋政府并不只是「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和「汉奸」,相反,它拥有一批被「列强外交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中国教科书中,都成了「买办」、「走狗」等,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被历史一笔勾销。
    时势造英雄。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大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北洋政府至少有魄力、有度量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管理权,交给了国民党的蔡元培,这与今天的中共统治,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北洋政府年间,许多杰出的英才、人杰,都被历史忽略,被岁月遗忘。唐启华先生的《北洋修约史》,只是对这一时期的外交领域进行了梳理、研究和挖掘,重现了这段真实的外交史。在其它领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历史缺失和空白。「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无疑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眸、沉思和探索。戴晴女士道:由「民间(家族后人)出面叩问历史」,「对中华民族未来事关重大」。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就这样翻回到了历史的那一页……
   
   超越时空的对话

   
   图片二:吴国光教授
   
   
   女中豪杰「唐大姐」
   
   吴国光教授的演讲,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
   赵紫阳执政时期,吴国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是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
   吴国光的演讲题目是:「唐大姐和E先生:略论辛亥革命与民主制度建设」。他介绍道: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大家熟记秋瑾,事实上那一时期的女中豪杰不少,唐大姐就是个典型人物。
   之所以称之为唐大姐?有两个原因:一是唐大姐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二是唐大姐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三岁,比秋瑾大六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唐大姐自然有大名:唐群英(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字希陶,号恭懿,湖南衡山县新桥镇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唐群英的叔叔伯伯都在清廷任职,有的官至提督、奉政大夫、武功将军、建威将军,并赏换花翎,被授予「靖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在满语中是「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勇为之勇」,作为赐号,应该是英雄之意。唐群英的父亲,名星照,号少垣。咸丰年间,因功升提督,赏换花翎,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简放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
   唐群英的丈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可是结婚没几年,丈夫就病逝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表达了她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唐群英在丈夫家时结识了秋瑾。一九〇四年,秋瑾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唐群英得到消息后,立即追随而去,成为秋瑾的同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唐群英是最早的女权运动家。「辛亥革命」成功,唐群英发起建立「女子后援」、「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但「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日子,同盟会取消了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积极领导了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于是,唐群英在一次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所以,有人称:今天台湾立法院议政期间出现斗殴事件,也是历史延续。也有道:议会斗殴,总比两军对垒、上街枪杀百姓要强。
   唐群英的女权运动,一度使袁世凯颇感头痛。在唐群英的努力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并联络北方女界,要求参议院给女子参政权。对此,袁世凯极为忧虑,他公开阻止「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上。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唐群英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抗议党纲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在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会议上,唐群英盛怒之下,上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对于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持肯定态度。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孙中山也「爱莫能助」了。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唐群英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开办了「中央女子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还创办《女权日报》等。唐群英为振兴中国女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唐群英病故。
   一九九七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为纪念唐群英逝世六十周年,题书「女权斗士」。
   吴国光所指的E先生,即(E—elections),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唐大姐的人生经历,恰恰为我们后人展示了当年唐大姐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权运动。这个历史人物,对今天公民选举制度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和启迪。
   
   
   超越时空的对话

   
   图片三:陈奎德教授
   
   
   宪法之父张君劢
   
   《纵览中国网》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教授,做了「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的演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河殇》电视纪录片,在当年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引起强烈地震,该片由对中华传统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从而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为当时的社会意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对「八九民运」起到了思想动员。陈奎德先生也是当年《河殇》思维群体中一员。
   张君劢是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他是徐志摩第一任夫人张幼仪的哥哥,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是其四弟。张君劢是近现代著名学者,亦被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研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学贯中西,一生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毕生为此目标而奋斗。
   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拟者是张君劢。虽经该《宪法》已经七次修改,但文本的基本架构未变。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三六年原本有个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但因抗日战争,遂束之高阁。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社会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声浪日高;又因为中共武力夺权势头日盛,使得「行宪」与「和平」成为当时重中之重的期盼。国民政府遂于一九四六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政治、军事、国民大会与宪法四大议题。由政治协商会议推举孙科(召集人)、邵力子、王世杰、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曾琦、馀家菊、傅斯年、王云五、莫德惠、章伯钧、王宠惠、史尚宽、林彬、吴尚鹰、戴修骏、吴经雄等,组成修宪小组。由于修宪小组来自各方代表,并无成形的主张。于是张君劢主动拟定了一份草案,交予孙科。据张君劢自述:「有一天我告诉孙哲生(即孙科)]先生,我已草拟了一部宪草,大家要也好,不要也无所谓。谁想就此被接受了,由雷震秘书长印出来,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其中还有个插曲,某日,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我懂了」,走了。《宪法草案》虽然有了定局,但是由于中共代表秦邦宪坠机身亡,而接替的李维汉对于宪法不像秦邦宪那样认真,只说「此项草案,只不过是纪录,不受约束」,于是宪草又似乎将要胎死腹中了。不久,张君劢把宪草译成英文,给马歇尔看。马歇尔是「二战」中的英雄,五星上将,被美国人誉为「祖国的托管者」,退役后,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调停中国事宜。或许是由于马歇尔的压力,九、十月间,蒋介石还是把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付诸通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从整个过程来看,张君劢先生始终起着主导和推动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的宪法之父,一点也不为过。以后的学术界也有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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