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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与民主中国依然距离遥远
·草木皆兵下的中共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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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伤口撒盐----从“六四”大屠杀到包遵信先生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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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员为何这样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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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你们该为谁说话?
·怀念不屈的勇士郭飞雄
·怀念牛
·中国的教师群体已经彻底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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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遭围堵再现中国人权状况之恶

   5月15日,新华社记者就群众反映的土地违规流转问题前往河北省香河县采访,却遭遇一系列“怪事”。受访农民神情紧张,似乎受到不小的压力。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受到乡政府工作人员的监视、跟踪。记者在村中采访的时候,甚至被几车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当记者打“110”报警时,则被接听警员质问:“这么晚了采访什么?在这里采访是要通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创建于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才正式更名为新华社。在中共建政之前,新华社可以说还是非常大胆敢言的,发布了不少揭露当时社会阴暗面以及宣扬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文章。不过,非常遗憾的是,70多年后,当媒体人笑蜀将有关文章编入《历史的先声》一书时,此书迅速被中共当局封禁。可见,在新闻和出版自由程度上,今天的中国远不能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相提并论。
   
   当今中国,中共三大喉舌新闻机构分别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共当局的重要消息均会通过这三家新闻机构发布,在有争议的社会事件发生后,这三家新闻机构的立场和观点往往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总喜欢唯这三家新闻机构的马首是瞻,即使这三家所发布的是虚假和歪曲的报道,它们也照跟不误。

   
   事实上,新华社的地位比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更高,而记者的影响力也更大,报道也更容易被视为权威。中共将新华社称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在新华社创建初期还说得过去,在中共建政之后,新华社却彻底背离和抛弃了人民,成为了中共不折不扣的喉舌。从反右到文革,再从“六四”到“零八宪章运动”,新华社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多数专制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新闻自由。中共当局所统治的中国虽然新闻自由程度连民国时期的中国都不如,但是,新华社等新闻机构却和中共当局一样,从来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在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指责时,它们不仅道貌岸然地坚称中国的人权状况良好,而且还以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对其它国家进行反指责。
   
   新华社在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当中地位至高无上,所以,其记者走到哪里都会让地方官员刮目相看。在以前,新华社记者只要到地方上去,不管是准备做正面报道还是做负面报道,都会有地方官员请吃请喝,甚至是塞红包。如今,这种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但是,如果新华社记者是以做负面报道为目的而去的,不仅不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反而会有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记者因为做负面采访报道而挨打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包括央视记者在内,都有被地方官员安排的打手殴打的经历。不过,相对于那些官方色彩不是太浓厚的商业媒体记者而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安全系数还是要高得多。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每一年都有记者因为采访而挨打,有的甚至因为报道负面消息被警方通缉。
   
   记者在中国算是比较光鲜的职业,要是记者不讲职业道德,不讲良心,唯利是图的话,不仅可以拿到较高的岗位工资,而且还可以获得不菲的灰色收入。倘若谁要想做一个敢客观报道,敢为民请命的记者,其危险性便可想而知。原新华社记者高勤荣、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均因为大胆敢言,结果被冠以不同的罪名送进监狱。有诸如此类遭遇的记者不胜枚举,如果一一罗列,会让一般的人不寒而栗。
   
   这些年,各地的房价都在疯涨,而土地价格也在与日攀升,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驱动,所以,各地强行征地和强行拆迁的事情层出不穷。5月15日,中国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认真做好征地拆迁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发生。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就在国土资源部发布上述紧急通知的同一天,新华社记者前往河北香河就当地的土地违规流转问题进行采访,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配合?显然,配合的可能性更大。众所周知,新华社记者身上的官方色彩最为浓厚,所以,很多记者所做的采访和所发的稿件都是事先由领导授意的,完全进行自由报道的时候并不多。香河土地违规流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此前,想必新华社记者就已经知道,只是觉得这属于舆论禁区,所以干脆坐视不管。如今,为了配合国土资源部的行动,所以得前往香河做采访报道,以便揪出一个负面典型出来,以显示中共当局打击地方官员强行征地、拆迁的决心。
   
   曾几何时,地方官员对中共高层可谓唯命是从,然而,从这些年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明显在减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地方官员应付中央高层的常态,譬如说中央调控房价的政策,就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而且这种抵制非常有效,这促使中央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即使如此,仍然收效甚微。
   
   在强大的利益面前,地方官员已经完全无视中共的党纪以及国家的法律,甚至连基本的道德都不讲,只要有利可图,就敢于铤而走险,敢于与民为敌。强行征地、拆迁的现象在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在当时只有海外的自由媒体对这方面的消息进行报道,新华社等国内新闻机构则对此视而不见。直到这两年,这方面的话题才逐渐在中国媒体上开放。
   
   新华社作为国家级的通讯社,平时经常昧着良心说话,充当中共当局进行愚民统治的帮凶,此次该社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到围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新华社这些年一直将中国社会用文字装饰得美轮美奂,没想到自己的记者出去采访却陷入被围困的窘境,报警的时候竟然被警方拒绝援助,这岂不是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以及社会现实最好的诠释?这让笔者自然联想起了商鞅,商鞅因为在得势的时候推行弱民政策,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众的自由,结果在他逃亡的时候,连旅馆都不敢住,因为住旅馆得有官方的证明,而他正是这种规矩的创立者。
   
   就连新华社的记者在采访时都会遭遇跟踪围堵,其它媒体的记者遭遇可能会更惨,碰到这类事情的机会也更多。在西方国家,记者是无冕之王,在中国,记者还算是比较强势的群体,记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权益更遑论得到保障。但愿此事能让新华社领导乃至中共高层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是问题重重且积重难返,仅仅只是靠头痛治头足痛治足的临时性措施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民众真正的幸福,必须尽早启动政治改革,没有宪政民主体制作保障,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人权受侵害者。
   
   2011年5月19日
   
   转自《民主中国》
(2011/05/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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