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逸明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刘逸明文集]->[新华社记者遭围堵再现中国人权状况之恶]
刘逸明文集
·官员嫖娼那么容易被发现吗?
·“富二代”飙车撞上大树致死是死得其所
·日本地震,中国抢盐,皇帝不急太监急?
·肖传国获释,方舟子为何不敢上街?
·日本地震后中国人丑态百出,最该拷问的是体制
·冷血县委书记是怎样炼成的?
·不容思想偏激,北大将变成“阉大”?
·大贪官许迈永的明星情妇到底是谁?
·长影暴力拆迁事件背后的官权魅影
·北师大教授董藩在鼓励学生干什么?
·政协委员被情妇杀死是悲剧还是喜剧?
·深圳驱赶“治安高危人员”是在倒行逆施
·朱镕基不在其位可谋其政
·维权律师失踪,谁来帮他们维权?
·许迈永被判死刑,他的99位情妇在哪里?
·艺术家被劳教是中国法制的悲哀
·新华社记者遭围堵再现中国人权状况之恶
·香港17万公务员仅20余人配车让谁脸红?
·我们该到哪里去找水?
·美女大学生抢烟,真能断掉男人的烟瘾?
·重刑之下,还有无勇夫?
·中国的高考是选拔人才还是选拔奴才?
·卫生部建媒体记者黑名单是不务正业
·官员为何可以“腾云驾雾”?
·红歌真的那么好听吗?
·红十字会怎样做才不至于沦为黑十字会?
·宋祖英的香肩为何碰不得?
·“凉民证”与民族情感何干?
·中国的网站数量为何突然大量减少?
·冒牌的“中央办公厅秘书”为何能骗得巨款?
·毒物逼迁彰显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人性缺失
·为文学而生,为自由而战
·访民们被关“黑监狱”的噩梦为何挥之不去?
·中国女人为何大不起来?
·拆迁悲剧是社会悲剧更是政治体制悲剧
·天涯何处是家园?
·为何只向企业员工征收“月饼税”?
·用说真话来壮大公民力量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意欲何为?
·上海静安大火的4000多万善款被谁吞了?
·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生死之恋
·李双江之子再度点燃国人仇富、仇官怒火
·“十省防逃追逃”又一村
·有毒食品泛滥下的“幸福”中国
·朱镕基通过港报“找骂”让谁蒙羞?
·温家宝再吁政改,是干雷还是甘雨?
·女通缉犯改名为何顺利通过?
·《快乐女声》让谁不快乐?
·天宫一号飞天彰显中国崛起?
·李鹏“现身”黑龙江大学校庆背后的玄机
·“五毛蛋”让温家宝“影帝”桂冠失色
·且慢对“信访网络快车”叫好
·中共高调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意欲何为?
·诺贝尔和平奖何时再花落中国?
·历史必将为赵紫阳“正名”
·《北京日报》痴人说梦与汪洋其言难副
·卡扎菲之死触动了中国的哪根神经?
·维权人士将成“恐怖分子”?
·中国官员为何患上了权力癫狂症?
·派出所所长为何成了酷刑逼供受害者?
·陈光诚的遭遇与温家宝的沉默
·温家宝南开中学讲话与政改无关
·中国还有多少比杨武更勇敢的男人?
·维权时代的巾帼英雄
·温家宝错把《纪念碑》当《自由颂》
·艾未未“色情照”与官员聚众淫乱
·中国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将得到尊重?
·要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暴力执法泛滥显示城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中共的面子与中国的国家形象
·“吴法天”的自由与长平的不自由
·大学生版《新闻联播》为何走红?
·胡作非为的问题官员为何能顺利复出?
·形同虚设的中国官员问责制
·乌坎村成检验汪洋政治派别的试金石
·北京出台微博实名制规定传递什么信号?
·金正日到底是谁的朋友?
·中国网络中的哈维尔与金正日
·乌坎村的维权行动能否成为公民运动标杆?
·温家宝讲话能震住地方官吗?
·赖昌星案侦结会不会引起官场恐慌?
·火车票实名制让人欢喜让人忧
·汪洋痛斥“狗官”难改中国官场现状
·用另一种视角看龙票
·从余杰出走看中国异议人士的命运
·台湾用选票打动大陆民众
·《人民日报》还是“愚民日报”?
·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后遭冷遇?
·王立军“调职”背后的玄机
·汪洋高调打黑剑指薄熙来?
·《边城晚报》因言获罪,中国何来新闻自由?
·王立军寻求政治避难彰显官场险恶
·王立军事件让薄熙来前途充满变数
·广东组建“五毛党”能否灭火?
·赵紫阳词条为何昙花一现?
·十八大前维稳战已打响
·湖南湘潭政府为何叶公好龙?
·中国两会是一场盛大的Party
·汪洋能否“杀出一条血路”?
·本次“两会”上难得的杂音
·两会“议员”到底有没有人有外国国籍?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新华社记者遭围堵再现中国人权状况之恶

   5月15日,新华社记者就群众反映的土地违规流转问题前往河北省香河县采访,却遭遇一系列“怪事”。受访农民神情紧张,似乎受到不小的压力。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受到乡政府工作人员的监视、跟踪。记者在村中采访的时候,甚至被几车不明身份的人围困。当记者打“110”报警时,则被接听警员质问:“这么晚了采访什么?在这里采访是要通过有关部门批准的”。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创建于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才正式更名为新华社。在中共建政之前,新华社可以说还是非常大胆敢言的,发布了不少揭露当时社会阴暗面以及宣扬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文章。不过,非常遗憾的是,70多年后,当媒体人笑蜀将有关文章编入《历史的先声》一书时,此书迅速被中共当局封禁。可见,在新闻和出版自由程度上,今天的中国远不能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相提并论。
   
   当今中国,中共三大喉舌新闻机构分别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共当局的重要消息均会通过这三家新闻机构发布,在有争议的社会事件发生后,这三家新闻机构的立场和观点往往代表着官方的态度。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全国各地的新闻机构总喜欢唯这三家新闻机构的马首是瞻,即使这三家所发布的是虚假和歪曲的报道,它们也照跟不误。

   
   事实上,新华社的地位比人民日报社和中央电视台更高,而记者的影响力也更大,报道也更容易被视为权威。中共将新华社称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在新华社创建初期还说得过去,在中共建政之后,新华社却彻底背离和抛弃了人民,成为了中共不折不扣的喉舌。从反右到文革,再从“六四”到“零八宪章运动”,新华社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多数专制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新闻自由。中共当局所统治的中国虽然新闻自由程度连民国时期的中国都不如,但是,新华社等新闻机构却和中共当局一样,从来都不会承认这一点。在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指责时,它们不仅道貌岸然地坚称中国的人权状况良好,而且还以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对其它国家进行反指责。
   
   新华社在中国的官方新闻机构当中地位至高无上,所以,其记者走到哪里都会让地方官员刮目相看。在以前,新华社记者只要到地方上去,不管是准备做正面报道还是做负面报道,都会有地方官员请吃请喝,甚至是塞红包。如今,这种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但是,如果新华社记者是以做负面报道为目的而去的,不仅不会受到地方官员的接待,反而会有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的危险。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记者因为做负面采访报道而挨打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包括央视记者在内,都有被地方官员安排的打手殴打的经历。不过,相对于那些官方色彩不是太浓厚的商业媒体记者而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安全系数还是要高得多。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每一年都有记者因为采访而挨打,有的甚至因为报道负面消息被警方通缉。
   
   记者在中国算是比较光鲜的职业,要是记者不讲职业道德,不讲良心,唯利是图的话,不仅可以拿到较高的岗位工资,而且还可以获得不菲的灰色收入。倘若谁要想做一个敢客观报道,敢为民请命的记者,其危险性便可想而知。原新华社记者高勤荣、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均因为大胆敢言,结果被冠以不同的罪名送进监狱。有诸如此类遭遇的记者不胜枚举,如果一一罗列,会让一般的人不寒而栗。
   
   这些年,各地的房价都在疯涨,而土地价格也在与日攀升,因为有强大的利益驱动,所以,各地强行征地和强行拆迁的事情层出不穷。5月15日,中国国土资源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认真做好征地拆迁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防止简单粗暴压制群众,引发恶性和群体性事件发生。坚决防范查处强征强拆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就在国土资源部发布上述紧急通知的同一天,新华社记者前往河北香河就当地的土地违规流转问题进行采访,这究竟是巧合还是配合?显然,配合的可能性更大。众所周知,新华社记者身上的官方色彩最为浓厚,所以,很多记者所做的采访和所发的稿件都是事先由领导授意的,完全进行自由报道的时候并不多。香河土地违规流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在此前,想必新华社记者就已经知道,只是觉得这属于舆论禁区,所以干脆坐视不管。如今,为了配合国土资源部的行动,所以得前往香河做采访报道,以便揪出一个负面典型出来,以显示中共当局打击地方官员强行征地、拆迁的决心。
   
   曾几何时,地方官员对中共高层可谓唯命是从,然而,从这些年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明显在减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地方官员应付中央高层的常态,譬如说中央调控房价的政策,就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而且这种抵制非常有效,这促使中央不断采取新的措施,即使如此,仍然收效甚微。
   
   在强大的利益面前,地方官员已经完全无视中共的党纪以及国家的法律,甚至连基本的道德都不讲,只要有利可图,就敢于铤而走险,敢于与民为敌。强行征地、拆迁的现象在很多年前其实就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在当时只有海外的自由媒体对这方面的消息进行报道,新华社等国内新闻机构则对此视而不见。直到这两年,这方面的话题才逐渐在中国媒体上开放。
   
   新华社作为国家级的通讯社,平时经常昧着良心说话,充当中共当局进行愚民统治的帮凶,此次该社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遭到围堵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新华社这些年一直将中国社会用文字装饰得美轮美奂,没想到自己的记者出去采访却陷入被围困的窘境,报警的时候竟然被警方拒绝援助,这岂不是对中国新闻自由状况以及社会现实最好的诠释?这让笔者自然联想起了商鞅,商鞅因为在得势的时候推行弱民政策,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众的自由,结果在他逃亡的时候,连旅馆都不敢住,因为住旅馆得有官方的证明,而他正是这种规矩的创立者。
   
   就连新华社的记者在采访时都会遭遇跟踪围堵,其它媒体的记者遭遇可能会更惨,碰到这类事情的机会也更多。在西方国家,记者是无冕之王,在中国,记者还算是比较强势的群体,记者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的权益更遑论得到保障。但愿此事能让新华社领导乃至中共高层认识到,中国社会已经是问题重重且积重难返,仅仅只是靠头痛治头足痛治足的临时性措施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民众真正的幸福,必须尽早启动政治改革,没有宪政民主体制作保障,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人权受侵害者。
   
   2011年5月19日
   
   转自《民主中国》
(2011/05/22 发表)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