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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野三关镇的“野三官”
·明星们,不妨大胆地过把毒瘾
·是骗子太高还是女记者太蠢?
·余秋雨,请不要再以“大师”自居
·中国人需要在精神上告别“东亚病夫”
·赵本山和春晚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拆迁户打死拆迁人员,谁更需要反思?
·中国高校在变相鼓励学生抄袭论文
·《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处女“卖淫”羞辱了谁?
·“翻版张柏芝”是娱乐至死的克隆
·假捐款彻底撕毁了余秋雨的“大师”面具
·杨克获释,狭隘的民族主义又在抬头
·罗京英年早逝,央视难辞其咎
·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
·信风水的余秋雨为何不信因果报应?
·高考舞弊是治不好的牛皮癣
·许宗衡堪称当代方鸿渐
·人肉搜索让《焦点访谈》原形毕露
·难道连金庸也堕落了?
·最年轻市长的论文是抄来的?
·抄袭论文的周森锋应该辞职
·严晓玲案不应由福州当地警方盖棺论定
·为上海黑心楼盘的倒掉喝彩
·陈良宇在监狱里玩不玩“躲猫猫”?
·远离另类的《葵花宝典》
·买了倒楼的炒房业主不值得同情
·强装“绿坝”是在践踏公民权利
·严晓玲案显示福州警方已经彻底黑社会化
·杭州法院的“辟谣”难证清白
·胡斌飙车案怎能不让人质疑
·胡斌替身张礼礤扇了谁的耳光?
·《新闻联播》变脸不仅仅是不让领导露脸
·以言治罪的势头必须得到遏制
·摇出经适房“十四连号”是奇迹更是耻辱
·飙车案续发,人间天堂已成死亡天堂
·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周市长的“论文门”,树欲静而风不止
·马斌,裸就裸了,怎么能不认账?
·心怀不轨却又见义勇为,他到底是嫖客还是侠客?
·中国媒体是世界上最能创造奇迹的媒体
·和人妖合影的官员自己更像“人妖”
·大嘴宋祖德,你准备好了吗?
·还有多少彩民在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更期待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泳装美女“钓”的是老板,更是色狼
·白毛女为什么就不能嫁给黄世仁?
·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文强和女明星有染,到底是谁玩弄谁?
·穿透视装“钓情郎”比穿泳装“钓老板”更无聊
·罚学生裸站羞辱的是整个教师群体
·裸女站在吃饭民工中间是色情对艺术的玷污
·周海婴,你维护的不是鲁迅的名誉
·荆州溺亡事件,有谴责更应该有反思
·陈琳,你的柔情我们永远怀念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的“首恶之区”
·敬告有些媒体,请别再把我当标本
·少林方丈释永信的“悔过书”情真意切
·禁止“非正常上访”,深圳当局进一步与民为敌
·2009年的第一场雪
·不仁不义的武汉大学如何能培养优秀人才?
·荒唐的罪名,无耻的审判
·感恩节
·中宣部是阻拦中国社会进步的拦路虎
·新闻封锁是导致瘟疫迅速蔓延的罪魁祸首
·《蜗居》照出了部分中国女人的丑恶嘴脸
·“宋思明”为何不愿蜗居而甘当房奴?
·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勇敢地践行《零八宪章》
·“中星九号”升级凸显广电总局的霸道与癫狂
·应当解散中国的各级地震局
·深圳火车站何不公布900多位未上座乘客名单?
·脚踢农妇,县政府的保安为什么这样狠?
·诈捐门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女明星的低劣品质
·就诈捐门事件致尚雯婕的忠实歌迷
·毒奶粉重出江湖,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出语惊人,“脑残教主”杨丞琳真的“脑残”?
·“80后”干部集体上任为何如此吸引眼球?
·别让“喝水死亡”论为酷刑逼供的替罪羊
·官方才是山西地震谣言的始作俑者
·日理万机的刘翔何不找个替身参加“两会”?
·召开“两会”,中共当局何必如临大敌?
·“八零后”是中共专制体制掘墓人
·暴力拆迁与血染的GDP
·疫苗事件,山西省卫生厅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离别的谷歌明日还会更好地重逢
·降半旗致哀掩盖不了玉树地震的人祸本质
·名酒专卖店卖假烟,传说中的挂羊头卖狗肉?
·体操运动员董芳霄年龄造假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又进入了乱伦时代?
·上海世博会无法撑起崛起的大国形象
·急功近利让新版《三国演义》无法成为经典
·宋山木就是传说中的衣冠禽兽?
·宋山木夫妇的名字暗藏玄机
·赵作海蒙冤再现中国法制之耻
·富士康“十连跳”折射台企非人化管理
·“宋山木楼”到底要不要改名?
·余秋雨大师已经成了娱乐明星
·富士康的连跳悲剧不仅仅属于富士康
·宋山木楼被除名,山木培训岂能无动于衷?
·诸葛亮隐居地之争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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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17万公务员仅20余人配车让谁脸红?

   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内容为: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另外,在香港17万公务员中,仅特首等20余人配车。(5月28日《郑州晚报》)
   
   香港虽然在1997年回国中国,但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仍然延续了英国统治时期的很多优良传统。在中国,香港既是经济特区,又是政治特区,所以,香港市民有着更大的自由空间。大凡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在香港可以自由结社、游行、示威,而且各种媒体都可以畅所欲言,市民对政界人士评头论足也不必担心会因言获罪。
   
   香港和大陆不同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每一年的城市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评选上,香港总是可以位列榜首。其实,香港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是毫无疑问的。大凡去过香港的人都应该能够感受到香港的那种文明、自由和法治氛围。香港不仅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官员和公务员,媒体和一般的市民同样可以自由监督他们。所以,香港的公职人员没有几个人敢于胡作非为,因为风险太大了,即使说了一句错话都有可能被轰下台。

   
   一般人都会认为做亡国奴不好,的确,在历史上,譬如说元朝,汉人是最低等的人,所以那是彻彻底底的亡国奴。而清朝则不同,虽然汉人为满人所统治,但满人并不歧视汉人,在朝堂之上,汉族的高官比比皆是。不仅如此,满人因为入主中原,结果逐渐被汉人同化,最后,就连满清的皇帝都不怎么会说满语了。所以说,亡国奴也是分等级的,在比较公平的制度下,做亡国奴未必就不如被自己人统治。
   
   近代的殖民统治和古代殖民统治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外族并不歧视土著民族。香港在100多年前被满清割让给了大英,在当时的人看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丧权辱国。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香港被割让之前,不管是从经济、文化还是文明程度上,香港远不如当时的大陆很多地区,但是,在经过了10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香港在这些方面都超越中国大陆。最为重要的是,香港人因为被英国人统治,避免了一系列的战争和政治浩劫。
   
   在民国时期,上海曾是亚洲金融中心,比香港的经济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在1949年之后,上海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已经被香港彻底取代。虽然中国的经济在这几十年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依然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香港的繁荣和发展是香港人的骄傲,甚至是英国人的骄傲,在香港面前,大陆人和大陆的城市只能感到羞愧。
   
   香港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这种美誉绝不是浪得虚名。香港不仅经济总量在中国城市中独占鳌头,而且社会公平程度也是最高的。在香港,即使是居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的市民,生活也比一般大陆人要好得多。只要你是香港市民,不管你的收入有多低,都不会有大陆人这样大的生活压力。香港虽然富人如恒河沙数,但是,在香港却没有多少人买车子,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香港人在品质上明显要比大陆人高出很多,在香港,不管你穿的衣服有多么抵挡,都不会有人向你投去鄙视的目光;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经济条件有多优越,也没有人会对你低三下四。所以,在香港生活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大陆各式各样的歧视在香港都无影无踪。香港人不喜欢攀比,没有大陆人这么爱面子,所以,香港的很多富豪和官员都表现得非常低调,不买车,而公务人员则更是不能随便配车。
   
   这些年,中国大陆每年用于“三公”的消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滥用公款可以说已经成为大陆官场上的痼疾,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但滥用公款之风依然无法遏止。香港公务员在经济条件上远比大陆的公务员要优越得多,但是,17万公务员中,包括特首曾荫权在内,仅20余人配车,这对于大陆而言,实在是不可思议。在大陆的很多政府机构,公务员所配的车子都不止20辆。如今,在有些城市,根据单双日期对单双号车子有所限制,很多政府机构便买更多的车子,单日子用单号车,双日子用双号车。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这些年的确是发展迅猛,但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幸福,很多人都被各种生活必须的消费项目压得抬不起头。在贫富悬殊如此之大,老百姓普遍缺少幸福感的当下,公务员滥用公款实在是令人寒心,香港17万公务员仅20余人配车的事实应该让大陆的官员和公务员们脸红才对。当然,要遏制公务人员滥用公款,仅仅靠评论者在媒体上批评和呼吁是没有多大效果的,要让大陆的公务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务员,让官员成为正真的人民公仆,需要从制度上着手,只有官员的权力来自于公民的选票,公务员通过公平的竞争上岗,让权力晾在阳光下,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巨额的“三公”消费。
   
   2011年5月30日
(2011/05/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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