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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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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错误——《文汇报》内幕之十一

左,《文汇报》社长张云枫,右,姜维平,90年代中期摄
   诚实的错误——《文汇报》内幕之十一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
   

   《文汇报》的员工分成两部份,一部份在香港,大约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各个编辑部和管理人员,有香港人,也有“表叔”{中共内派干部},我们戏称他们是“皇军”;另一部份呢,在国内,主要是驻内地的办事处和记者站人员,大约100人左右,表面上看,“办”比“站”大,但实际上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它以承揽广告为主,新闻报道为辅,所以,谁的业绩好,谁就是老大,我们自称“伪军”。我是东北“伪军”的军头。
   
   1994年初,东北办刚开业的时候,我深知创业的艰难和吸引人才的不易,《文汇报》最初对我能否承担这付重任似乎有所疑虑,应当讲刘永碧是一个看人很准的人,她敢于用我必得经受一点风险,我不是党员,却是资深媒体人,写稿没问题,但能否拉来广告,自负盈亏,是一个新的考验,她顶住压力大胆地起用我,使我产生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我也自知感恩,所以,在头几个月里,我干得很努力,不仅有几十万的广告收入,还有数十篇的新闻稿发出。我的想法很单纯:我得让信不过自己的人闭嘴,也让刘副社长脸上有光。
   
   东北办主任不能总是“光杆司令”,我得有几个得力助手和同事,我告诫自己,应当像刘永碧对待我那样无私地选人,于是,《文汇报》在《大连日报》刊登了《招聘启事》,接到了一百多封应聘信,我重点初选了十几个人面试,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年轻人,媒体编采人员居多,但我告诉他们《文汇报》的特点,它是香港的报纸,首先要生存,目前,它需要的不是会写作的记者,而是会做生意的广告业务员,立即,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做广告业务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事,类似企业的推销员;而做记者走南闯北,“只唱颂歌,有吃有喝”,受人欢迎,但《文汇报》不需要,他们很失望,所以,一下子我海选的范围变窄了,最终,我物色了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出身的年轻人C某,仔细查看了她的应聘信,发现了三个错别字,心里很不安,但从经历看,她曾做过文秘和营销员,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已退休下岗,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她急于改变,我想,或许手把手地引导她,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广告员呢。问题是,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类似这样的年轻人?
   
   我和她通了电话,约定了见面的时间,正好,她供职的某公司在大连东方宾馆租房办公,那家国企宾馆的老板是我的老朋友,在见她之前,我通过他初步了解了她的情况,我的朋友说,如果你们选记者,她肯定不成,如果找能交际和拉广告的业务员,她最合适,我很高兴,这正和《文汇报》的要求,我想,必得向她显示出报社的实力,潜力和吸引力,才能打动她,于是,我在宾馆的大厅和她第一次见面时,故意把新买的手机放在茶几上。
   
   现在,手机不算什麽贵重物品,那时可非同寻常,大连第一批拍卖手机时,一个吉利号是8万多元啊,记得是被一个私企老板杨某买走的,《文汇报》第一次公款给我报销的手机费是7千多元,所以,当时持有手机是主管身份和公司财力的象征,大概就是这个可笑的派头吧,我找到了第一个同事,她一直努力工作到2001年底,我被捕后,她被留用了不长时间才离职。
   
   鸡蛋里面挑骨头
   
   有了一两个广告业务员和专职司机之后,我原以为自己的精力,可以全部专注于新闻报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文汇报》把我们当成了赚钱的机器,名义上,它是报纸,实际上,它是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跨国的大型广告公司,而办事处和记者站,则是它枝杈般的内地分支机构,既然,它给了我很响的招牌和丰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办事处“首席代表”和“高级记者”的头衔,那麽,就等于卖身投靠了中共外宣的营垒,我像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般,身不由己地拧进了共产党的战车,白天黑夜,不停地旋转。我不仅要出席各种名目的新闻发布会,不断发出稿件,而且,还必须亲自处理广告事宜,讨价还价,签订合同,商定版面,催款结账,忙得不亦乐乎。
   
   报社在大连设立了一个人民币的账户,发票是内部印制的,一切财权都在我的手里,领导信任我,让我兼出纳,我可不想学习前任关齐云,出经济问题,也不想受嫌疑,所以,我推荐大连市委办公厅的Z某做兼职会计,这对他是第二职业,对报社是个“定心丸”,两全其美。总之,我挑起了三副担子:新闻,广告,财务,而且,我们是白天上班,港馆的编辑部人员却是夜里九点上班,特别是外联部的主要领导,也大都在夜里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所以,我深感压力。
   
   不过,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是管人,这是我的弱点,至今我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往独来:散步,写作,思考,不喜欢热闹,但那时必得管理办事处的业务员,司机,临时工,等等,显然,他们各有想法,比如,报社给的薪水太低,又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司机和送报员都怨声载道,广告员因为有提成奖励,工作比较安心,但没有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时有怨言,所以,我必得做好思想工作,我仿照了过去父亲的办法,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也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几年下来,我可能是十几个办站里,最深入生活的领导之一,我走访过所有的员工家庭,熟悉他们每个成员,也无私地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父母生病,我都到病房探望,但有些事涉及到财务,香港不同意,我不得不违反财会纪律,私下变通地给他们报销一些费用,包括交通费,书报费等,时间久了,也招来总社财会部的指责,但我把委屈深深地咽在肚子里,对其不予理睬,这样一来,办事处的人心稳定了下来,工作走上了正轨。
   
   然而,90年代后期,《文汇报》从天而降了一位财务部主任王某,据称是浙江人,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推荐的,他与以前的负责人陈洁美不同,陈的先生是《文汇报》副总编王伯遥,他们两口子都是心胸宽阔的老好人,对我很信任,也很宽容,但王某不同,他像是故意找茬,经常鸡蛋里面挑骨头,与办公室的主任林某某,刘某某结成联盟,以查账为名搞内斗,矛头表面对准我,实际上是攻打刘永碧,而刘永碧又与总编辑刘再明争吵不休,隔阂很深,社长张云枫是老滑头,态度暧昧,两头不得罪。所以,我夹在中间,心情很不顺。
   
   后来,我索性裁减了员工,取消了发行业务,自己考取了驾照,也减少了司机费用,但办公室的主任刘伟昌依然排挤我,后来终于抓住了我的把柄:给《前哨》投稿。2000年6月,他是奉命赶到大连辞退我的主管领导之一,从此,《文汇报》在大连的业务一蹶不振。
   
   司机把汽车停在桑拿浴门前
   
   我的助手,办事处的司机姓Q,是大连市委副书记某秘书推荐的,他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外称“Q一刀”,可见技艺高超,但儿子实在不太争气,他喜欢玩,经常光临酒吧,饭店,桑拿浴,歌房,舞厅等,而我呢,只要没有工作上的应酬,一般不去休闲娱乐场所,这样,下班后他就把车开走了。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租不起车库,白天就停放在外面,夜里只有交给他,我想,他应当严以自律,但实事上并非如此,有时,晚上有突发事件,我有采访任务,必须立即出发,我打电话给他,竟没人接听,第二天早晨上班,我批评他,也当成耳旁风,屡教不改,我为此很烦恼。
   
   有一次,竟发生这样一件事,我夜里接到香港总部电话,急需立即回到办公室处理公务,但找不到司机了,只好打的士应急,不巧在路过一家桑拿浴时,看到了办事处的汽车停在那里,我气得要死。。。。。。第二天,我把司机辞退了,但行前我和他讲明了道理,为了安抚他,给了他一点经济补偿,但《文汇报》财务帐上不便列支,我只好把自己当月的薪水给了他,我记得,那时,我接过汽车钥匙,把他送到楼梯口,正巧一个女同事从电梯出来,我讲了Q师傅离职的事,以前他们相处很好,有说有笑的,但现在,那位女子异常冷淡,我很生气,说,人之将离,其言亦善,他要离职了,以后不知再何时见面,你为何这样冷淡?她答,《文汇报》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是啊,我想到关齐云失踪之后,我问过许多领导,同事,他究竟出了什麽事,他们大都闭口不谈;广告部的经理梁某被辞退了,也是类似;还有一个副经理伍某与我很合得来,她一度离开了《文汇报》,另谋高就,我深感可惜,便向一个同事打听她的新工作地点,想去拜访她,但那人说,你别自作多情了。。。。。。而此人,以前是与她合作最好的同事。
   
   于是,司机走后,我悲哀与失落了很久,我想,别看他们现在对我毕恭毕敬的,我如果有一天被上级解雇了,他们也会像对待师傅这样冷漠吧。。。。。。后来,我入狱了,一切都像复制似的,应验如此。在长达五年零一个月时间里,没有一个《文汇报》的员工去看过我或者我的家人,而我在《大连日报》上,却看到了《文汇报》领导到访大连的消息,我想明白了,这是一张共产党办得报纸,既然我拿了它的薪水,又批评了中共的官员,他们就认为我是叛徒,是“吃里扒外”,中共对叛徒向来是不讲情面的,另一部份对我略有同情感的人,也必须装聋作哑,与我划清界线,因为要保住饭碗啊!
   
   诚实的错误
   
   建站之初,我写的最多的文字,不是报道,而是报告,《文汇报》设立了外联部,由副总编兼副社长刘永碧担任负责人,只有两个部下:萧选诗和陈桂雄,别看人少,管理却很严,东北办事处既远在东北,鞭长莫及,又新近成立,白手起家,所以,领导最不放心。因此,大事小事都要打报告申请,批示,汇报,为此,消耗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那时,我对上级真是忠心耿耿,正因为愚忠,有时不但没受到表扬,反倒自找苦吃。记得有一次外出旅顺采访,路上共三人同行,我,司机,业务员C某,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驾照,他们都自称驾龄超过五年,所以,我对他们很羡慕,很信任,途中,C某说她能很熟练地驾驶,经常在高速公路奔波,能否让她开一会儿,因为是新买的高档奥迪车,司机不太放心,我说,可以叫她试试嘛,为了显示我的认真和宽容,我又亲自查看了她的驾照,于是,他坐到了方向盘前,一路向前奔驰,但很快发生了交通事故,汽车在右转弯时,与前面会车的一辆大巴相撞,损失惨重。。。。。。当然,责任在C某,维修费支付了29800元,好在我们参加了全额保险,理赔没有任何问题。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人知道,我用自己的钱预付了修车费,等理赔结束后,我的钱就如数回来了,按说,我可以向总部隐瞒,但我认为是我犯了错误,应主动申报,并接受上级的批评。于是,我给外联部打了报告,刘永碧看了非常生气,报社花了33万元,给东北办事处买了豪华汽车,时间不出一年,就交通肇事了,她很心疼,专门打来电话,气冲冲的训斥了我,当然,我只字未提自己预先付款的事,只有诚恳地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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