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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六四”,习近平的历史使命

    中国最大的被沉没的声音,当属平反“六四”的希望和呼吁,不论是国内的天安门母亲,还是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积二十二年之热泪,并未融化专制政权的冰山,以致社会的积怨旧的没去,新的又凝,切莫一次次地简单重复昨日的呐喊,使它稀释在山谷的裂缝里,应当依据中国的土壤,找到点燃体制内的干柴烈火,既化解社会矛盾,又减少阻力,实现冬去春来的双赢,因此,我认为,平反“六四”,是习近平的历史重任,也是李克强的使命,我们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说,胡温刚上任时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原本就是一个骗局,那麽,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们履新后的一些新的气象,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农业税的减免,跳金水桥的上访者曾受到慰问,租赁房的大面积推广,等等,可能的情况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胡温,真诚地想用社会和谐的观点,取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但他们启动的政改,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顽强抵抗,主要是现有的官僚体制,已经彻底地烂透了,没有了效率和活力,很快他们的美好愿望就化为泡影,不得不举起了毛泽东的画像,不得不把孔子雕像搬走,而留了一个尾巴:孙中山画像覆现,他的可取之处仅仅是“三民主义”,所以,“暴力革命”,“唱红打黑”和“高压维稳”的噪音,又扰乱了天安门的氛围。
   
   实际上,谁都看清了中南海领导层的左右为难:一方面想把权力永不动摇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维护既得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想缩小两极分化,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争取民心,或者再具体点说,一方面想使各级官员自己及其家人多捞点,享受富贵荣华,另一方面又想占领信誉的高地,让愚民们敬仰,总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他们都懂,但不想做,因此,在我看来,第五代领导核心如果是“习李配”,就先天够足:至少眼下看,他们没有贪腐的问题,成了体制内的异类和极品。假如他们再敢于和善于启动政改,打开“六四”死结的锁钥,就一解百解,柳暗花明。

   
   毫无疑问,以往中共官员由于制度的羁绊,留下的错误和罪行太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在冰山上积压了累累的尸骨,像胡耀邦那样拨乱反正的大手笔,对资历不足的习李,都过于沉重而望尘莫及,他们所基于的事实是:不论有多好的策划和构想,不论有多完美的法律条文,必得通过各级官员去落实,而他们没有制约和监督,可以阳奉阴违,自行其事,所以,上面的声音如果与其心跳一致会顺其自然,反之则变着法子抵制,因此,与其像胡温那样泛泛地谈政改而折戟沉沙,不如抓住“六四”锁钥,举一反三。
   
   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遇:习近平虽是太子党却与薄熙来不同,习的父亲是党内改革派,又是小说《刘志丹》文字狱的受害者,而文革运动恰恰是从文字狱开始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习近平从担任耿飚的秘书时起,到身负福建省长的要职,几乎没有怨怨相报的传闻,尤其是他主动化解与旧僚卢展工的矛盾一事,则表明他向来主张“和为贵”,这就为其平反“六四”,留下了思想性格的基础;而李克强呢,他在河南和辽宁的经历已经说明了,他是“言者无罪”的倡导者,高耀洁的自传是最有力的佐证,而且,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本人与“六四”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总之,习近平1979年就成为现役军人,比胡锦涛多了军方背景,李克强1982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与温家宝比较,少了家人涉及经商的指责,故他们都胜胡温一筹。
   
   显然,我们无法想象习近平和李克强,会否定党的领导,一步到位地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会像胡温等前任那样,缺少排山倒海的勇气,但是,平反“六四”事件则不同,它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巧妙地绕开制度性问题,从海内外人们最聚焦的热点开始瞭望和耕耘,并着手予以抚恤,首先,查清和公布事实真相,原则性地找到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再对死难者家属给以巨额赔偿和恢复名誉,让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进入人大和政协参政,至于最敏感的追究责任和惩治凶手之举,必得谨慎从事,因为中国二十二年未能平反“六四”,其阻力就在于对邓小平及其追随者的评价和处置问题,他的大批党羽会奋力抵抗,与其无休止地博弈下去,遗误时机,不如明确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行,但前提是其必须向人民认罪,实际上,既便追究其责任,已难度太大,读罢《李鹏日记》,我已看出端倪,活人可以把罪行推到死人身上,是中共官僚的惯伎。“六四”的屠夫一定是这样。
   
   在我看来,自上而下地由习近平主导平反“六四”事件,中共不会倒台,这一前提就凝聚了体制内外的力量,体制内的官员从历史血的教训中,找到“疏导”而不是“封堵”民意的执政经验,并不一定失去既得利益,但必得走向党内派别公开化,合法化,以便互相监督,减少腐败;而体制外的人们,可以就“六四”的得与失分析,看到保持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维护现有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下一步走向政党轮替的入口。习近平和李克强正好站在了历史的交叉点上,既总结了过去,也承接了未来。
   
   无疑地,由目前整个形势的向左转可以得出结论,期待胡温还“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一个公道,已不切实际,离中共十八大还有不到两年时间,第四代中南海领导人只能守株待兔,能否守住旧业都成问题,但假如平稳过渡到“习李配”体制,我还是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近期发生的江西抚州爆炸案,成都工交集团爆炸案,内蒙古时局动荡等,已秉告世人,中共不政改,只靠高压,已无济于事,这就催生了他们思想的裂变,而历史人物总会在突发事件的裂缝里涌现,或许不是习李,但是他们的可能性较大。俗话讲,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动全身又想不倒,对中共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反“六四”事件。
   
   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这样一幅情景:人们的参政议政的热情,如同雪山春融一样倾泻而下,龟裂的土地彻底消失了躁动的饥渴,人民有了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谁还会把眼睛紧盯着金钱,而行尸走肉,社会良知的唤醒和官员的民选,则必将远离谎言,于是,既使是体制内的贪官也会惧怕来生的炼狱,而主动捐出钱财,各种有益于社会的基金会配合公平的税收政策,将会抹平贫富的鸿沟,使中国成为民主共和,稳定发展的世界强国。
   
   所以,习近平,李克强想做什麽,能做什麽,不仅在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当时的形势,和时代的使命,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他们躲避,将被历史遗弃,而有新人辈出替代,如果他们顺应民意,仿照蒋经国那样,即公布“二二八起义”的真相,又解除党禁和报禁,那麽,不仅习仲勋九泉之下,深感宽慰,而且,在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也作为推手,青史留名。
   
   2011年5月30日,为纪念“六四”二十二周年而作于多伦多。
   
   《纵览中国》5月30日首发
(2011/05/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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