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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棠文化召公魂

甘棠文化召公魂东海儒者余樟法

   一、召公身世召公是周朝一位重要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姓姬名奭,因他的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亦称邵公,是中华邵姓的始祖。

   召公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个时期,辅佐王室,功勋卓著,是兴周灭商和开创成康之治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在武王灭商和周公居摄之时起了与周公相当的作用。成王之后,康王继位,周公已逝,召公又为顾命大臣,主持了康王继位的册命。

   关于召公的身世,或说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或说他仅仅是一般周室同宗。

   认为召公仅是周王室宗亲的史料有:《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杨士勋:“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史记•燕世家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

   直接指出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之子也。”;王充《论衡气寿篇》:“召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帝王世系》:“邵公为文王之庶子。”推测召公为文王之子的材料有:《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弥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祭公解》:“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据《左传•僖四年》记载:僖公四年,齐以诸侯之师侵蔡伐楚,楚子使舆师诘难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管仲回答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这里提到的先君太公,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太公,他是灭商兴周的谋略大家,而召公居然能给他下命令、赋予他征伐和辅政的权力,可见召公的显赫地位远非一般周室宗亲可比。

   现有学者从各个角度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子的观点。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在解《君奭》时,支持历史上皇甫谧所持的“召公为文王之子”的观点,并引用近代于省吾先生的考证,提出召公是文王之庶长子的论点。

   刘起釪先生的论点应该比较符合史实。

   二、周召并重文王之时,周召二公已有采邑:周公旦采邑在太王所居之周地,人称周公;召公奭食邑于召,故称召公。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当的辅政大臣。

   《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 何休注:“陕者,盖今宏农陕县是也。”;《史记•燕世家》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陕是当时重要的地标,在今河南三门峡。自陕以东虽是“周公主之”,但为了平叛,召公也曾率领军队征讨。周公八师东征,召公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丙申,山东黄县莱阴出土了《旅鼎》(亦称《太保鼎》),铭文作:“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师,公赐旅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太保(召公)参与了对夷族反叛的征伐,其事确凿可征。

   经过三年战争,东方诸国的叛乱被平定了。周成王承武王遗志要营建东方的都城,于是命召公去选址勘测,最终确定城址为雒。雒邑营造完成后,召公委托周公上书,戒勉成王“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只有敬德保民,“其疾敬德”,才能“受天永命”。(《尚书-召诰》)

   《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朝,就“早坠厥命”,体现了西周王朝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建国思想----这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指导思想。

   西周盛世,“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孔子由衷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召二公,皆儒家圣贤,二公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二公的思想精神一体相通。“五声之相得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于和也。圣贤之相揆也,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语)周召二公相互配合,合奏出一曲中华文明的华彩乐章。

   周公、召公承尧舜文王及先王之德风,教化自岐周而行于南国,乃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周南》、《召南》列在《国风》开篇,以之为“民风之正者,风化之正者”,并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周召之道的重视。

   关于《周南》和《召南》的区别,《诗序》(孔颖达《毛诗正义》)曾以“王者之风”和“诸侯之风”,郑玄以“得圣人之化者”和“得贤人之化者”来分别“二南”,认为这都和周公召公道德的“级别”有关。

   苏辙的看法则不同,认为《周南》和《召南》的分别是,在文王治理周朝时,以周公主内,召公主外。二者的区别只是周召二公的职事不同,与其孰圣孰贤无关。苏辙释《大雅•召旻》时说:“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诗谓之《周南》,诸侯之诗谓之《召南》。所谓‘日辟国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汉之间,服从之国日益耳。”(苏辙《诗集传》)

   《史记•燕世家》又载:“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意思是说,成王年幼,周公辅政,召公对周公有疑而不悦,经过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释才消除了芥蒂。这种说法在战国时就流行。《列子•杨朱篇》云:“武王既终,成王幼弱,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居东三年,诛兄放弟,仅免其身。”西汉成帝时出现的《书序》、东汉时马融郑玄及之后唐宋时期的解经之书和类书多承此说。

   程颐认为召公不悦,不是疑周公,而是自己担任了师保的职务,责任重大,所以不悦。朱熹及蔡沈等亦从文本出发, 提出《君奭》乃召公告老、周公慰留之文,文中实未见不悦之意。王安石指出:

   “成王,可与为善,可与为恶者也。周公既复辟,成王既即位,盖公惧王之不能终而废先王之业也,是以不悦焉。夫周之先王,非圣人则仁人也,积德累行、数世而后受命,以周公继之,累年而后太平,民之习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后,则其不得罪于天下之民而无负于先王之烈也,不亦难乎!如此则责任之臣,不得不以为忧也。”(《召公论》)

   我赞同王安石的观点。

   《君奭》篇周公引召公的话说:“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又按《墨子•非命中》说:“于召公之非执命亦然,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天降,自我得之。”联系这两则引文来看,可推知召公并非不悦周公,而是不悦周王子孙不求进取的思想。

   西周初年,东方各国的叛乱平定以后,天命说又有所滋长,周王子孙也受了影响。召公反对“执命”之说,认为这种思想妨碍周王朝光大昌盛,周公赞同召公的意见。史官记录周公这篇重要诰词,名为《君奭》,可分四段:第一段周公强调事在人为,赞同召公非命之说;第二段周公广泛征引史事,说明辅臣的重要作用;第三段希望召公同心同德辅助成王;第四段勉励召公共同完成文王的功业。

   另外,“召公疑之”,还可以理解为召公忧自己重任在肩做的不好,疑自己不能为周公分劳。《初学记》卷十七引《乐动声仪》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於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后乃与圣人齐,是《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三、《甘棠》诗旨至今脍炙人口的召公问政阡陌、甘棠遗爱的故事和劳己不劳民、为公不为私的精神,都是召公敬德保民思想的具体体现。召公被尊为后世清风之源、廉吏之祖、勤政之根、民族之魂。《史记》载: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率,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诗经-召南》中的《甘棠》诗表现了周人思念召公,爱其甘棠的主题。甘棠这一树木与召公事迹联系在一起,极富象征意义。孔子通过此诗,倡导一个上下有序、官民互爱的德治社会。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毛传:“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击也。”郑笺:“茇,草舍也。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论及《甘棠》云:“《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盖)曰:童(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第十简)

   “保”,报也,意为甘棠曾是召公休息过的树木,为报答召公的恩情,请大家不要砍伐。孔子用一个“报”字总括《甘棠》诗旨,即《孔子家语•庙制解》所谓“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毛诗传笺“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是也。

   《孔子诗论》还有两次论及《甘棠》,第十五简云:“……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第二十四简云:“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

   第十五简意为,老百姓因爱戴召公而爱护他休息过的树木,今后的报答必然丰厚;第二十四简意为,从《甘棠》中体会到祭祀宗庙时的敬仰之情,这是由民性所决定的。人们尊敬一个人,必会敬重他停留过的地方;爱戴一个人必会喜爱他的作为;反过来,讨厌一个人也必会讨厌他的行为。

   《孔子家语》亦论及《甘棠》。《孔子家语-好生》“孔子曰:吾于《甘棠》,宗庙之敬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注:《孔子家语•好生》与《孔子诗论》第二十四简语言相近,唯于《甘棠》“宗庙之敬”下多了一句“民性固然”。)

   《孔子家语-庙制解》:“子羔问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异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庙可也。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曰:善,如汝所问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庙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于召公也,爱其人犹敬其所舍之树,况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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