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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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考

魏紫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考
   
   作者:魏紫丹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点击数:116 更新时间:4/27/2011 7:21:37 AM
   整风,从任何意义上说,从动机到目的、从起因到结果,一以贯之、一以蔽之,都是反右。按毛泽东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说法,就是“兴无灭资”。整风用来整“三害”,实质是灭资,毛泽东说“三害”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整风用来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右派),就是让学生把关,他们人人过关;整风用来整“反冒进”,就是反右倾;右倾、右派在毛泽东词典里是以五十米笑百米。不管转多大圈子,归根结底还是反右派。但,转的这个圈子,却大有名堂,曰:“引蛇出洞”。用什么手段“引蛇出洞”呢?又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瘾的说法是:“大鸣大放”。所以,研究反右派运动,首先要弄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来龙去脉,乃是思维逻辑的必然要求。
   

   (一) 由“四字方针”到“八字方针”
   
   1942年10月,“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平剧即“京剧”)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后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提出了改造京剧的主张,毛泽东为之题词:“推陈出新”,这四个字成为后来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
   
   1943年底《逼上梁山》演出成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第二次观看此剧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此剧是“旧戏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转引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推陈出新 ”的意思,就是排除旧事物中的糟粕,取其精华加以发扬、创新,构成新事物。
   
   典故出自:当年韩信刚投奔刘邦时,刘邦让他管理粮仓,韩信提出了“推陈出新”的管理理念,即把粮仓开设前后两个门,把新粮从前门运送进去,把旧粮从后门运出来,这样可以防止粮食在蜀中炎热潮湿的环境下腐败变质。从而使蜀中粮仓不再有变质浪费的现象,这无疑是仓储管理史上的创举。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推陈出新”这四个字,毛泽东在延安就为平剧研究院题过,“百花齐放”这四个字,是这次新增的。毛泽东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次决策会议上叙说过这个过程:“‘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座中有人说,是周扬提出来的。据说,周扬对人说,“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报告了。在延安,“推陈出新”还只是向平剧(京剧)界提出,一九五一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就是向所有剧种、向整个戏剧界提出了。但还没有明确地推向整个文艺界。
   
   章诒和在《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中写道:在我记忆中,他(张庚)是第一个讲述写作提纲的。其中的许多见解,令我震惊。比如,对官方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看法。他说:“在我们党的各种文艺政策里面,毛主席为戏曲艺术制订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比较正确的。但在贯彻过程中,问题往往出在对‘新’与‘陈’理解上。理解的错误、片面,不仅出在底下的文化部门,也出在我们的这些人的身上。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五十年代初,我和戏剧界的朋友组成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大家热情很高,都想看看社会主义艺术是些什么样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安顿下来以后,给我们看的第一个剧目是芭蕾舞《天鹅湖》。接着又连续看了莫索尔斯基的歌剧《鲍利斯•戈东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契訶夫的《海鸥》。一连几天下来,看的都是沙俄时代的东西,大家感到很奇怪,到了第四天,终于忍不住了。便去问苏联的文化部长:‘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看你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艺术作品?’部长很奇怪我们的提问,说:‘请你们看的所有节目,都属于社会主义作品。’我们十分不解,又问:‘这些作品不都是创作于沙俄时期吗?’‘是的。’部长说:‘是沙俄时代的作品,但是,今天被我们拿过来了。只要拿过来了,那就属于社会主义文化。’这番讲话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说明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有一个无比广阔的胸怀。”张庚由此联系到中国戏曲的“推陈出新”方针的贯彻情况。他说:“和苏联相比,我们对政策的理解就偏狭得多,总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全新的,也就是说唯有今人创造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领地。而从前的东西,包括《西厢记》、《红楼梦》在内,不管怎么优秀,都属于封建文化性质,或者说是封建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抱着这样的观点去理解‘推陈出新’的‘推’字,势必是推掉,推倒,推光。而且,永远也推不完了。因为昨日之新,乃今日之陈,而今日之新,又为明日之陈了。
   
   (二) 由“一百方针”到“双百方针”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一般还不知道。(《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在讨论十大关系过程中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
   
   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在5月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讲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还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中宣部长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是最初的、比较系统地阐明这个方针的报告,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篇报告。他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須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針,是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評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見、坚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在学术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思想熟視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中共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而被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讲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还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页。)
   
   右派中的有识之士,早已戳穿了毛泽东“双百方针”的人治本质。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李政道的老师、束星北教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座谈会上说:“鸣”“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一九五四年党领导人民制订的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上明白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见本书第三篇中,“束星北的右派言论”)。毛泽东这个人极不文明,动辄骂人“放屁”。本来是他动员党外人士鸣放的,他却又骂人家鸣放是“放屁”、“放臭屁”。只有说话不算话才叫“放屁”,如事先保证鸣放“言者无罪”,最后却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放屁”。就算毛泽东说话算话,在鼓噪“双百方针”这一点上,也是放屁。因为有宪法在,只用认真执行就比提倡“双百、双千、双万方针”都强。所以,把宪法放一边而来鼓噪“双百方针”,即便是真心实意而不是“阳谋”,那也无此必要,那也只能说是“脱了裤子放屁”。
   
   (三) 由双“百” 方针到二“大” 方针
   
   “双百”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是领导国家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办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416页。)“推而广之”云云,这话是毛在1957年3月12日说的,到了10月13日他又说:“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没有这个大‘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同上,485页)。至于那些“大”字,他在本篇的第一句就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第480页)中间又说:“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同上,第481页)。现在已经一目了然,昭然若揭。到底鸣放是“右派要涉及政治”,还是毛要“推而广之”?“大”字是“右派发明”,还是“群众创造”?是右派“要搞大鸣大放”、猖狂进攻,还是“开了很多会才放开”?毛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打自招。我看了最近出版一本书,名叫《翻云覆雨毛泽东》,其中这些典型的例子,有待收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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