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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托利对卢梭的评价有值得商榷之处


   萨托利是美国享有盛誉的政治学者,读他的著作《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2009版),使我得意非浅,同时也因他所显示的高深学识而敬佩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全部接受他在该书中所说的观点,特别在有关卢梭的评价方面,萨托利的某些说法,我无法认同,如下文将予商榷的内容。或许有人会觉得可笑,一个非政治专业出身的普通读者,居然敢于对一个学界巨人叫板。恐怕,真所谓“无知者无畏”,更不要说是一个“坦诚的无知者”。
   
   在我看来,关于评价卢梭的问题,是马虎不得、含糊不得的。我所写的一些文章,论证了卢梭如何与洛克针锋相对,不是在一个问题上,也不是在一个观点上,而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对立,这涉及到两种对立的政治理论及政治体制;这也不仅仅是洛克与卢梭两人在思想上的对立,以他们两人为其源头,已经发展成为两种思潮的对立。由此,我很认真地对待有关卢梭问题的分歧,这就是写作本文的出发点。
   

   萨托利写道:“为了对卢梭公平起见,应当补充说,他的一些所谓的错误,往往都是他的解释者的错误。”(《民主新论》493页)此话欠妥,按这种说法,似乎卢梭原本没有什么错误,谁要说卢梭有错误,那都是他这个解释者犯的错误,都是强加于卢梭或歪曲了卢梭的本意;似乎萨托利对卢梭的评论才是“正确的”,似乎萨托利才代表了卢梭的本意,似乎萨托利把握住了鉴定“正确解释”和“错误解释”的标准。可是,萨托利忘记了,他自己也只是一个“他的解释者”,正如评论卢梭思想的作者都是“他的解释者”一样。不管是对卢梭作出肯定或指出错误,都只是评论者自己的主观解释,包括萨托利自己,在这一点上,所有解释者都是平等的。把他人的评论归于主观偏见,而把自己打扮成客观公正的模样,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为公平起见,应当说,任何解释者,只要不是胡说八道,只要有所依据,严肃认真地作出评论,都有利于让人们深入地了解卢梭,至于其解释是“正确”还是“错误”,读者自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正常的良性的学术争论理应如此,这么做,也是“为了对卢梭公平起见”。
   
   对于卢梭著作中的同一个提法、同一段文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于是就会有争论、有商榷,这是无法避免、也无法阻挡的。本文着重对萨托利评论卢梭的两处文字,谈谈我的解释。
   
   先谈第一处,是关于公意,以及公意的解释者。萨托利在谈到卢梭的公意时(341—345页),先温习狄德罗的说法:“公意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是欲望平静时一种纯粹的知性和理性的抽象活动。”然后萨托利指出,卢梭不同意这个定义,并不是因为狄德罗把公意简化为“理性”,而是因为狄德罗说“公意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萨托利接着说,卢梭的公意“它是一种理性实体”,不受个人意志“变幻无常之害”。但是,如果公意这一理性实体与个人不发生“链接”,公意在卢梭设计的政治体制中所起的作用就无从发挥,这“链接”的“中介”是什么?萨托利认为:“他(卢梭)在寻找公意与公民要求之间的链接时,允许多数充当‘公意’的解释者。”
   
   我认为,卢梭没有“允许多数充当‘公意’的解释者”的意思,这只是萨托利自己的解释。我的解释是,卢梭明确指出这个“解释者”是“立法者”。我还曾进一步解释过,洛克才是明确指出这一点的:公意是按多数原则作出决定后显现出来的,而卢梭在这一点上正是与洛克针锋相对的。卢梭要让公意成为社会成员“全体一致”的意志,要让公意成为每一个人“自己的意志”,他怎么会“允许多数充当‘公意’的解释者”呢?下面将作说明。
   
   卢梭明确指出公意的“解释者”是“立法者”。卢梭这样写道:“确切说来,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是法律的创作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们。然而这些人该怎样来规定社会的条件呢?是由于灵机一动而达成共同一致的吗?政治体具备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意志的机构吗?谁给政治体以必要的预见力来事先想出这些行为并加以公布呢?或者,在必要时又是怎样来宣告这些行为的呢?常常是并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些什么东西的盲目的群众,——因为什么东西对于自己好,他们知道得太少了,——又怎么能亲自来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一桩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呢?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公意永远是正确的,但是指导着公意的判断却并不永远都是明智的。所以就必须使它能看到对象的真相,有时还能看到对象所应该呈现的假象;必须为它指出一条它所寻求的美好道路,保障它不至于受个别意志的诱惑,使它能看清时间与地点,并能以遥远的隐患来平衡当前切身利益的引诱。个人看得到幸福却不要它;公众在愿望着幸福却又看不见它。两者都同等地需要指导。……正因此,才需要一个立法者。”(《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六章)
   
   卢梭所谓的立法者是干什么的?他是为政治体“表达自己意志(即公意)”的人;是“给政治体以必要的预见力来事先想出这些行为(即制订法律)并加以公布”的人;“或者,在必要时来宣告这些行为”的人;是“来执行像立法体系这样一桩既重大而又困难的事业”的人;是个人和公众“同等地需要”给予指导的人。有了立法者,人民就不再盲目,才看得出什么是幸福,才能辨别真相与假象,才能不受个别的、眼前的利益的引诱,才能明智地判断公意,等等。
   
   卢梭说过:“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六章)还说:“每个人都顺从公意,这还不够;为了遵循公意,就必须认识公意。于是就出现了法律的重要性。”(《日内瓦手稿》)所以,在卢梭看来,立法者不仅仅是拟定法律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是能够把握公意的人,能够解释公意的人,从而才是表达公意的人,是能够代表公意宣告“公意的行为”的人,是指导个人及公众认识公意的人,一句话,立法者就是公意的解释者,也是公意与人民之间的链接者。
   
   立法者是何等样人物?卢梭写道:“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非凡人物。”(《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六章)他接着说:“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他又写道:“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七章)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洞察和把握那个“理性实体”般的公意。卢梭的立法者是一种特殊人物,而不是“多数”。
   
   不过,如果公意这个理性实体与每个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立法者要充当公意与人民之间的链接者是不可能的。所以,卢梭在指出“公意是一种理性实体”的同时,又反复论证:公意是“我自己所有、也属于任何别人所有的公共意志”,“公意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甚至于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选票的时候,他也并未消灭自己内心的公意。”他说道:“事实上,每个个人作为人来说,可以具有个别的意志,而与他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公意相反或者不同”,“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等等。可见,萨托利说卢梭不同意狄德罗的“公意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这说得不准确,卢梭明明说的是“公意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甚至以人的偏私天性作为依据来论证。其实,既说公意是理性实体,又说“公意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这二者在卢梭那里并没有矛盾。按照伯拉图的说法,作为“形式”的马是真实存在的理性实体,而具体的一匹一匹马则是其不完美的“复制品”或“影子”,“形式的”马与“具体的”马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却又彼此相互联系。卢梭受伯拉图的影响,卢梭说的理性实体般的那个公意是永远的、普遍的、真实的存在,而他说的“每个人身上”的公意则是其“复制品”或“影子”;虽然每个人难以认识真实存在的完美的公意,不过,在二者有着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立法者就可以运用“最高智慧”把握公意,并通过指引和教导,使人民勉强认识公意,“链接”就是这样实现的。
   
   所以我认为,萨托利说卢梭“允许多数充当‘公意’的解释者”,这话不对。不过,萨托利这么说,也许有他的依据,我们也可以在卢梭的著作中找到与此有关的一些文字,仔细分析这些文字可知,它们恐怕也难以成为萨托利的依据。
   
   在《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二章,卢梭写道:“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身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除去这一原始的契约而外,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是契约本身的结果。”这段话使人以为,卢梭肯定了多数原则。但是,卢梭更明确指出:多数原则“是(原始)契约本身的结果”。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卢梭为多数原则设定的前提和限制。卢梭先强调的是,原始契约(社会公约)是“全体一致”同意的,而这契约规定:全体必须一致服从公意,谁不服从就迫使他服从,根本不允许有什么多数或少数,这样的“契约本身的结果”就是:其一,保证了人民同意和服从一切法律,既然卢梭说“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那么这一结果当然是能够保证的。其二,在讨论法律提议时,可以允许使用多数原则,因为人民对公意的判断不一定是明智的,所以难免有人对法律提案是否符合公意产生错误估计,不过在立法者的指引和教导下,再加上社会公约树立了公意的绝对权威,就保证“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如果没有全体一致同意的社会公约作为前提和限制,使用多数原则是得不到如此“好结果”的。由此,人们会明白,为什么卢梭专门要列出一章叫《论总需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虽然只有一页文字,但却十分重要,其中写道:“假如根本就没有事先的约定的话,除非选举真是全体一致的,不然,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抉择这一义务又从何而来呢?……多数表决的规则,其本身就是一种约定的确立,并且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一致的同意。”然后卢梭接着就论述这个“全体一致的同意”的约定,就是他发明的社会公约或原始契约。卢梭由此而强调了,多数原则只有在社会公约的前提和限制下,才是可以允许的。
   
   就在同一章(《社会契约论》第四卷第二章),紧接着以上摘引的文字,卢梭对使用多数原则的实际情形作了描述:“但是人们会问:一个人怎么能够是自由的,而又被迫要遵守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些意志呢?反对者怎么能够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为他们所不曾同意的那些法律呢?我要回答说,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是公意的并不是公意。假如我的个别意见居然胜过了公意,那末我就是做了另一桩并非我原来所想要做的事;而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自由的了。当然,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假如它在这里也不存在的话,那末无论你赞成哪一边,总归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这一大段话虽然难以读得明白,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卢梭允许人民投票,允许有不同意见,是指允许对公意的“估计”有误(只要知道“我错了”就行),并不是允许对法律提案本身提出反对。卢梭所描述的投票过程,确切地说,是人民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人民在心中揣摩或估计公意、然后衡量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的过程,是立法者作出“公意的宣告”时,教导人们如何判断公意和认识公意的过程,请问,这哪里是什么“多数充当‘公意’的解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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