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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张千帆探访吉林老访民

媒体上读到《北大教授张千帆探访吉林老访民》一文,在地球背对太阳的一面,心中燃起一丝亮光,世界还有温暖,人间还有正道。北大出了张千帆、贺卫方、焦国标这样的教授,其风骨精气比出了一推常委官僚的清华更会经世长存。
   张千帆和冯军先生采访的李桂荣女士,7年来,我在上访村见过几次,也曾仔细倾听其上访历史和认真阅读她提供的系列材料,本人一介平民,无奈于李女士的上访苦难史,甚至也怀疑过她是否如北大另一个孟教授所言之精神病患者或偏执狂(北大就是北大,人们人才都能出现)。读了此文,深感惭愧。
   读了张千帆先生一文,尤其是这段话:“学者如果成天只是把人权、法治这套‘仁义道德’挂在嘴上,那未尝不是一种个人遗憾;如果每个人都能偶尔走出书斋,关心一点自己身边的事,兴许会发现法治状态的改良也不是那么难的”,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个学者知行合一的人文操守。中国只要有这批人在,就有希望。
   附:
   《北大教授张千帆探访吉林老访民》

   这只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老上访户的案件。“一个最需要得到关注的弱势人群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得到政府、媒体和我们普通人的关注。”“这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无奈,是整个中国的无奈。”
      此前,张千帆赶赴吉林辽源市,历时两日,调查吉林辽源公民李桂荣上访一案。张千帆表示:这只是一个普通上访案,作为一个关注制度的学者,他亲赴吉林调查,“实属无奈”。
     张千帆说,这是中国最“普通”的一个老上访户的案件。“如今中国,诸如此类的事件太多,以至不死人就不算什么吸引眼球的大事,这使我感到无奈和无力。作为一名法律学者,我并没有什么帮她解决问题的神通。但如果自己不走一趟(采访与调查),李桂荣上访案将永远是留在我心中的一个沉重的问号。”
     李桂荣是一个有着13年上访经历的老上访户,因对丈夫受工伤的事故鉴定有异议而起。3年前,张千帆在一次讲座结束后,遇到了拄着双拐的李桂荣,李拿出了材料并讲述遭遇,引发了张千帆的关注。
     据张千帆介绍,他在3月中旬接到吉林老上访户李桂荣的求助电话,反映其在“两会”期间被截访以及生活苦难的情况。3月20日晚,张千帆与一位媒体记者从北京赶赴吉林辽源,并在次日上午在辽源市中心医院见到了李桂荣。
     由于张千帆的到来,3月22日,辽源市政法委、市信访局以及李桂荣所在的辽源矿业集团信访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向张千帆等人说明了李桂荣的情况。
     张坦言,自己此前也曾联系过在部委工作的学生以及媒体朋友,希望能引起他们关注李桂荣案,但是“类似的事件实在太多了”,“既然没人肯出马,我只好自己走一趟。”
   
     根据调查情况,张千帆撰写了《关于吉林辽源市老上访户李桂荣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详细记述了案情梗概和调查过程,以及调查中了解到的不同意见,并提出了初步结论与解决方案。
     “一个最需要得到关注的弱势人群因为数量太大而无法得到政府、媒体和我们普通人的关注,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无奈,也不只是记者们的无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宪政研究的学者,张千帆感慨道:“这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无奈,是整个中国的无奈。”
     张千帆说,学者如果成天只是把人权、法治这套“仁义道德”挂在嘴上,那未尝不是一种个人遗憾;如果每个人都能偶尔走出书斋,关心一点自己身边的事,兴许会发现法治状态的改良也不是那么难的。
   
     关于吉林辽源市老上访户李桂荣的初步调查报告
   
     张千帆、冯军
   
     一、 案由梗概
   
     李桂荣今年54岁,是一个典型的“老上访户”。1998年,她40出头就走上了上访之路,至今已有13年之久。今天,她躺在市中心医院走道的病床上,似已无力纠结于漫漫上访路上的恩恩怨怨,惟愿自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适当的补偿,让自己和丈夫能安度晚年,也算是对自己历经上访磨难的一个说法。
   
     事件的起因是李桂荣的丈夫汪茂林,现为辽源矿务局西安矿的退休职工。1994年,他因下井工作头部受伤,留下了精神障碍症,当时被评定为四级伤残,不符合领取护理费的条件。李桂荣认为丈夫伤势严重,不满于四级伤残鉴定,要求提高工伤待遇并发放护理费,多次交涉但是遭到拒绝。据矿务局信访办人士介绍,当时整个辽源矿务局伤残人员达7000多人,其中四级伤残近3000人;像汪茂林这样的脑外伤综合症共123人,到1999年达到700多人。另据知情人士判断,其中某些比汪茂林伤势更轻的被鉴定为三级甚至一级、二级伤残,享受更高的工伤待遇。
     1998年起,李桂荣多次到中纪委、国家煤炭管理局、公安部、最高检等中央机关反映问题。她不仅反映丈夫的工伤待遇问题,而且还举报原辽源矿务局(现已改制为辽源矿业集团)领导张义等人将泰信、西安两煤矿假破产,骗取国家资金15亿元,以及张义等人瞒报谎报工伤死亡人数、贪污腐败等问题。2002年、2006年前后,李桂荣反映的问题得到中纪委监察部何勇部长的三次批示。在中纪委催办下,吉林省纪委曾数次来辽源矿务局调查,但是一直没有公布调查结果。
     十多年来,李桂荣多次来北京上访,前后被截访押送达20多次,被劳动教养两次共计两年半。据她自述,2001年,自己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被打重伤,双腿残废不能走路。在劳教期间,其五岁的女儿(“小汪”)被辽源矿业集团送往市社会福利院,此后在福利院生活长达7年多。由于长期骨肉分离,小女儿怨恨她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母女关系十分不好。
     2011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李桂荣再次进京上访。据她说,她当天在北京火车站遭到截访,被送进一辆车里并在车上遭到四名男子殴打,其中有辽源市驻京办事处主任邓喜文,致使她的脑袋、胳膊、腰部等多处受伤。之后,她被关进“黑监狱”并再次遭到殴打,差一点尿失禁。李桂荣的主治大夫说,她患有冠心病和心律失常等疾病。我们回京后,她打电话表示自己无力继续支付住院费用,医院已经停药。
     二、 调查经过
     为了了解李桂荣的案情,我们于3月20日晚坐火车赶往辽源。次日上午,我们来到辽源市中心医院,在二楼楼道的病床上见到了羸弱的李桂荣。她正在输液、吸氧,其右手的大块淤青清晰可见。她说自己呼吸困难,需要一天24小时不间断吸氧,病床后竖着两个氧气瓶。根据她向冯军介绍的案情,李桂荣于今年“两会”期间来京上访,3月10日在北京火车站被四名男子打伤,其中有辽源市驻京办事处主任邓喜文,之后被吉林省公安厅送回辽源。由于她害怕在矿务局医院遭到迫害,因而要求进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据她说,住院是完全自费,当时已经支付数千元,自己已无力承担,目前是向邻里借钱维持着。她尤其反映自己双腿致残、行动不便,上厕所需要有人搀扶帮助,但是政府派来监管她的人只是在一旁看笑话,并不提供帮助,以致有时一白天都不能上厕所。
   
     从医院出来,我们去了辽源市政府信访局。负责人员告诉我们说,李桂荣属于涉法涉诉上访,不属于市信访局的正常管辖范围;她从不走正常的信访程序,经常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等非指定地点进行非法上访。他介绍此案归属辽源市公安局管理,要我们找辽源市公安局控申处刘石磊处长,刘是李桂荣案件的体经办人。恰好李桂荣本人也曾提到,刘石磊熟悉她的情况。
   
     于是,我们来到辽源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在一楼见到了控申处刘石磊处长。但是在冯军出示记者身份和单位介绍信之后,他说自己不能擅自介绍情况,需经市公安局政治部同意。我们马上来到隔壁的市公安局大楼,但是被告知政治部无人接电话,政治部卢主任也不在,门卫要我们下午上班后再来。我们询问公安局接待室的电话,但被告知他们只有内线电话,对外不通,只有本人到那里才能知道政治部是否有人上班。然而,下午再去时,据说卢仍然没有回来,政治部也仍然没有人接待。
   
     我们接着来到了辽源市纪委的信访举报中心,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倒是热情接待了我们。他记录了李桂荣的案件,并表示立即向领导汇报。当我们再次返回了解情况时,市纪委的一位罗姓主任也来到接待室,向我们传达了市纪委的态度。罗主任口才颇佳,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解释了纪检政策。他表示,市纪委无权调查处理李桂荣此次上访被打之事。按照新治安法规定的属地管辖原则,在北京被打就要在北京报案、由北京公安处理。如果打人的是党员机关干部,也要等公安机关定性后纪委才能介入处理。我们表示这样的规则不能有效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因为打人的过程往往只延续几分钟甚至几十秒,而且据李桂荣说发生在截访的车辆内,北京公安可能完全不知道,谈何调查处理?地方公安往往直接介入截访,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生打人,再由公安自己来调查打人事件,显然未必能做出公正处理。尽管如此,罗主任坚持原来立场。一天下来,我们从市公安和市纪委并没有得到什么收获。
   
     下午,我们还走访李桂荣的工作单位——辽源矿业集团。在矿业集团信访部的部长办公室,刚退休的刘科长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李桂荣的家庭情况。看得出来,她长期处理矿务局的信访工作,十分熟悉李桂荣的情况,甚至当场就能说出事情发生的具体年月。从李桂荣为丈夫的工伤待遇向单位交涉直至后来上访,刘科长一直负责处理她的案件,几次进京接过李桂荣。她对李桂荣的举报不屑一顾,对她被打的说法也表示不可置信——谁会打她?怎么可能打她?她描绘的李桂荣个性十分张扬,想得到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并对矿务局提出砌墙等无理要求;矿务局已经对她“仁义至尽”,在经济十分紧张、普通员工开不出工资的情况下尽了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但是她仍然坚持无理上访。
   
     晚上回到宾馆,我们整理了一天的行程并放到微博上,引起不少博友的热心关注,当地政府部门的态度似乎也有所变化。晚八点半左右,冯军的房间突然接到辽源市宣传部新闻办付主任的电话,说自己马上就到我们住的宾馆,并请了冯军出去喝茶。见面后,付主任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目的,表示自己对李桂荣的案件不太了解,但早已听说她的“狠”是远近闻名的,辽源市很多领导都“怕”她,因为她长期在北京上访,跟人权组织、国外媒体都有来往,连何勇部长都几次批示了她的案子。
   
     次日早晨,付主任再次打电话说,宣传部把各机关单位具体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开个座谈会,全面介绍李桂荣的情况。就这样,我们来到辽源市政府办公楼六楼会议室,和市政法委、市信访局、西安区信访局、辽源矿业集团信访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座谈,其中也包括辽源矿业集团信访部的刘科长。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主要是政府方面介绍情况,基本口径和前一天下午刘科长的介绍相同,基本结论是李桂荣是一个要求永无止境、毫不知恩图报的职业上访户,并劝告我们不要介入她的案件,以免“引火上身”。我们听取介绍后表示,要建设性地解决问题,双方就不能把对方“妖魔化”;也许李桂荣应该承认矿务局和政府部门也一度切实帮她解决问题,但是政府部门也应该承认在处理她这样的老上访户过程中兴许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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