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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20)

62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后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1)。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厮混。但中南海仍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历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毛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
   
   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着准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
   
   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复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
   
   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躲起来了。
   
   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产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产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
   
   “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
   
   ”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为我也认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注释
   
   (1)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63
   
   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武门不断在各地爆发。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完全瘫痪。工厂生产下降,有些地方则完全停顿。运输交通中断。林彪和江青领着造反派喊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口号。工厂和学校分成两派--反党组织的造反派,和支持党组织的“保皇派”。党组织内部也四分五裂。各地党领导彼此攻讦、夺权。但保守派仍占优势。党组织多年来凝聚的力量并不容易被打倒。
   
   这一场革命根本跟意识形态斗争扯不上关系。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个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1)。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2)--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戍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3)。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出,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
   
   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才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效。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门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露说:
   
   “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
   
   他们相信了。
   
   这一招很灵,根本用不着什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派就在军管会的调停下,开始讨论联合了。随即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将这事的原委告诉毛。毛笑着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起来。”针织总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联合起来,毛为此写了“同志们好”。
   
   我将纸条拿给了汪东兴,他拿给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如获圣经,欣喜若狂,马上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将纸条亮给工人看。他们邀我坐在台上,我不肯。
   
   工人们听到毛主席亲自写了“同志们好”时,掌声雷动。毛的纸条贴在工厂院内的告示板上,每个人都前去瞻仰。然后厂长将纸条照了相,把照片放大到跟一面墙一样大。放大的照片就挂在工厂入口。
   
   革委会被褒扬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模范。汪东兴由此获得很大声誉。几周后北京几家大工厂--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便在汪的支左军管之下,很快被宣传是毛亲自领导的典型。
   
   许多人突然一窝蜂的拥到八三四一部队军管的工厂,这是很光荣的。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毛的“女友”--是第一批去的人。一一八厅的一位女服务员也去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
   
   各报纸派记者来采访,《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也派了摄影记者。他们很喜欢拍一些漂亮一点的女兵像(4)。
   
   后来江青翻看《画报》,发现有女服务员的军装像,于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质问汪东兴,让服务员穿上军装,假装解放军去支左,谁是这件事的后台。汪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江青似乎吃了一记闷棍,不作声了。
   
   叶群和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都到这里来参观,由军管会副主任孙与他们往密切,又到处大加赞扬,说孙该提升为军一级的干部,并要孙去军委和各总部报告军管工作经验。于是孙与叶、黄来住日益密切。叶、黄各派一名他们的秘书住在厂内。
   
   我同江东兴讲:“针织总厂是毛主席抓的厂子。叶、黄插手进来搞,孙与他们来往密切,又到处去报告,这些会不会引起主席的误会,认为是跳槽呢?”
   
   汪东兴觉得应该不会。文革后汪的权势日益坐大,他也在拉拢可帮他达成目标的人。汪仍恨江青入骨,他最后的目标是斗垮江。我陪汪去探望过林彪后,汪告诉我,他又到毛家湾去了一次,这次是毛叫汪去看看林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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