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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26))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
   
   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2)。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毛的讲话,全文过长,节选如下: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司令员互相调动。”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
   
   “现在请了一位军帅,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有一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
   
   “你(指李德生),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
   
   “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板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作皇帝的。”
   
   “我同季辛吉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又跟我们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死时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
   
   “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一九六0年六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
   
   我藉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
   
   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
   
   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注释
   
   (1)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
   
   (2)有些消息来源指出,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
   
   ”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83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一九七四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再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好,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肯检查,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0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0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neuron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
   
   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只能稍微处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
   
   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
   
   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亳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毛同意。
   
   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0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1)。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
   
   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0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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