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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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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干血泪,名利双收 《文汇报》内幕之十一


搞好关系,利于发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读者订阅《文汇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手续很烦杂,效率较低;一是通过《文汇报》较早地设在深圳或广州的办事处,时空上较为麻烦,成本亦高,故此,在中共严密操控新闻媒体的情况下,既使是香港《文汇报》这样的由“党八股”充塞版面的报纸,进入大陆,也绝非易事。
   

   然而,读者往往就是这麽好奇,越是少见的难以得到的媒体,越是兴趣浓烈。因此,如同对《大公报》一样,内地省市,特别是信息闭塞的东北地区,对《文汇报》的需求尤大,正因为看到了这一商机,《文汇报》领导层一直在研究自办发行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过去是中图一家独揽市场,它由于是国企,当然只能坐等生意,且中间盘剥太多,报社几乎看不到利益,但为了扩大影响力,尤其是与友报《大公报》的竞争,只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994年11月成立的东北办,《文汇报》在广告,新闻和发行方面,都开辟了一块新的处女地,至此,报社自办发行的创意,才真正地在东北变成了得以落实的业务。总社负责发行的关闽强,张勇,刘史鸣等人都曾给予有力的支持,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最大的决策是利用了航空公司的关系和优势,大连的北方航空公司有很方便的班次,每天不断地飞往深圳或广州,打通他们的人脉关系是很简单的,《文汇报》先派记者采访他的领导,再搞一些政绩和业绩的报道,然后,他们的总经理一句话,就可以每天通过快捷而准时的航班,把《文汇报》送到东北办。
   
   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运作的:总社的发行部,先派汽车经过海关,把报纸送到深圳的黄田机场,因为记者们常年给机场领导唱颂歌,所以,机场的各个机关和运输环节都非常畅通,人人全力以赴,提供方便,所以,三个半小时即可到达大连市周水子国际机场,我们这边呢,派出送报员守候迎接,把报纸取回来,先送到办事处分检,然后,按照客户提供的要求,送报上门。因此,发行的业务如同雨后春笋,很是旺盛,刚开始是三份五份,后来多达上百份,并继续发展,而每份全年的定价是人民币2500元左右。故此,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我不清楚《文汇报》的成本是多少,想来,报社利用这一途径把总社各个部门的指示,批文,财务报表,发票,信件等便捷及时送达,节省了一大笔邮费,既使是微利,也是值得的,但我只记得报社领导的指令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停地通过外联部给我们施加压力,增加发行量的指标;一方面不断地发牢骚说,自己多发一份就多赔钱,只是为了扩大在东北的影响,不得已而为之。由于我是一个不善于理财的人,虽然,办事处每年进出账目上百万,但有兼职会计和发行广告的助手代劳,也为了避嫌,我从不碰现金,故究竟发行赚不赚钱,至今我也不甚清楚,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白的:《文汇报》为了经济利益,则丧失了新闻媒体的大原则:对民航的工作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就我们来讲,对北方航空公司尤为关照,比如,他们的新闻发布会必得派记者参加,记者也写过吹捧北航领导改革先行的专访,而所有的材料则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真实与否,可想而知,甚至连自然天气引起的航班误点,旅客投诉,等等,负面的东西,都极少报道,其目的就是一个:搞好关系,利于发行。
   

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的书生气不利于给《文汇报》赚钱,既使像机场出货柜台的员工,我们的送报员也得罪不起,他们经常受到一些刁难,我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一是他们没有收到礼物,可能心里不痛快,实际上,按照当地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我们已是高抬贵手了,所以,我总是督促员工逢年过节,送一点类似台历,挂历的小礼物去,这样就疏通了关系;另一种情况是新闻报道造成的,因为大连经常有海上大雾,会使航班受到影响,如果问题拖得太久,就会听到相当多的批评声音,有时民航工作人员照顾不周,就会有冲突等事件发生,这就出现了大新闻,必须报道,印象里90年代后期有一次,我们做了简短的报道,当然是事实求是的,但依然搞火了北航的某领导,此后的一次取报,我听送报的师傅告诉我,他一般是早晨八九点钟到民航的柜台取得快件,效率是很高的,但这回反常,民航员工显得傲慢无礼,故意拖延时间,反复查看手续和证件,还明确地说: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不言则明:既使是一张香港影响力很大的中共报纸,我们也得罪不起机场,为了经济利益,必得低头,正如一个人在商业街行走,只有不时地低头查看,你才能捡到硬币。问题是,这样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太多,岂止民航一家呢?
   
   由于报纸的发行量扩大了,急需送报员,报社不可能每人配备一辆汽车,但大连的城市高低不平,海岸线太长,路上要耽搁很多时间,我建议一个人配备一辆助力车,得到了报社领导的首肯,这既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也大大地加快了办事效率,但又得与交警打交道,我聘请了两三个送报员,都必须有车辆准行证,而交警的敲诈勒索是国内官场的常态,师傅送报的路上动辄受到检查和刁难,在加上我自己也由报社配备了专用采访车,不仅有车辆的年检和驾照的审查,还难免时有违章,故此,也必得与公安局,特别是交警支队搞好关系,这样一来,为了搞好发行,还得迎来送往,聚餐交往,师傅们也得看民警的脸色办事。因此,《文汇报》驻地记者批评公安的工作,是遥不可及的事!
   
   不过,最大的最难看的脸色是市长,那时,为了扩大读者群,争取市领导强有力的支持,报社特批,免费每天给薄熙来,于学祥每人每天各一份赠报,我听助手向我汇报,她在于书记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被翻阅过的,显得很凌乱的《文汇报》,于对她说,他几乎天天浏览,但薄熙来没时间看,他对香港及海外媒体的新闻每天只看秘书整理的简报或内参,此外,他还看给他唱颂歌的文章,如果谁批评了他,就会记恨一辈子,所以,别看当时他是二把手,但派头不小,对报社摆得架子最大,故此,我让送报员给他送了一个月,就下令断了,我说别浪费时间和师傅的汗水了!没用!
   

真假办站之争


   
   说起过去的故事还真有火药味呢!1994年底,由于《文汇报》的发行业务有利可图,大连有一个精明的商人姓赵,他和太太买了一辆天津大发牌微型汽车,就建立了一个私营企业,账号是个人的,但招牌却是《文汇报》记者站,他根本不会写作,却很有应酬交际能力,经常出席公关活动,大概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对外承揽了上百份报纸,经济收入非常可观。
   
   我第一次发现他时,是《文汇报》刚成立办事处的1995年月初,我到位于辽师大附近的私企老板任运良的办公室去采访他,不想,碰巧找到了假冒《文汇报》的站点,他们只有两三个人,但生意特别好,因为那时东北人很土,只知道香港有《大公报》,不知道有《文汇报》,更没听说过《东方日报》,《明报》,等等,一些先富起来的商人,老板,政府官员,都把读香港报纸当成一种荣耀来看,所以,谁每月订了《文汇报》,就表明有社会地位,后来,大胆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民营老板任运良,也高价订阅了《文汇报》,而赵某的办公室就设在任运良所在公司的楼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热的商机,赵经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想招安他,但他决计为自己谋生,他说,等你干起来了,上边随时会抛弃你,那才伤心呢!给谁干都不如自己当老板,现在回忆,他有先见之明,但当时我以为他太自私,胸无大志,这样一来,我必得告诉他利害关系,他可以继续通过中图发行香港《文汇报》,但绝对不允许他以报社的名义行动,这不仅仅是错误的行为,而且是犯罪,我还力促大连市委宣传部下发文件至社会各界,声明他不代表《文汇报》,但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他依然在四处活动,我们决定以自己的成绩与其竞争,很快他就垮掉了,不过,听说他后来改行搞房地产,最终发了大财。这说明他的确是很有能力的。
   
   另一家造假的《文汇报》办站设在黑龙江省,它最初是由携款潜逃的关齐云在1993年底私立的,是关的一位姓张的亲友任职的,他经常以记者的名义参加当地风行一时的招商会,洽谈会,招待会,等等,我从关齐云留下的物品中发现了25本特约记者证,是蓝底金字,印制非常精美,这些东西就是张某具体操办的,他们究竟发出去了多少本,骗了多少人和钱财,不得而知,但《文汇报》内地员工管理混乱,良莠不齐,经常出现麻烦,则是明摆着的事实。
   
   直到1997年,有一次,我到哈尔滨出席一次大型会议,在省委宣传部设的新闻中心,还差一点与假记者碰面,工作人员说,你们《文汇报》记者刚领走了会议发放的礼品袋,我并不在意小小的工艺品,问题是袋子里还有会议日程表和入会者的联系方式,这些东西对我写作非常重要,那个假记者还留下了签名。我明白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驻黑龙江记者站一直没有正式建立,我不得不飞来飞去,疲于奔命,而这个关齐云留下的假记者就像假李逵一样困扰着我很久。
   
   于是,我忍无可忍,就根据关主任留下的地址,给哈尔滨建工学院的那个家伙写了一封信,我警告他,如果再发现一次类似事件,我会向公安局报案,但我不想让他坐牢,因为那样有点对不起关齐云。此后,他销声匿迹了。
   

对送报师傅不能做“铁公鸡”


   
   《文汇报》对内地员工的薪水控制得非常严,这有点冷酷无情,我是东北办艰苦创业的元老,每月薪水不过2800元,至于送报员就更少了,少得难于启齿,一个月不过五六百元,但既便如此,想在大连找到一份这样的比较轻松的工作,也是很难的,因此,我做了很大一份人情。
   
   面对社会上就业难的状况,我制定了一个当办事处主任的原则:选用人员,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尽可能回报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所以,三个送报员里,有两个是我的熟人,一个是中学老师李牧,一个是下乡知青朋友郭芳盛之兄郭芳霖,另一个是公开招聘的人,他们年纪都较大,又要每天骑车送报,也不容易,我告诫他们首先要注意安全,但我没说,报社不同意给他们买任何保险,而送报则必须穿街走巷,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致伤致残,《文汇报》就绝对会翻脸不认人,我只有代人受过。因此,我知道关键问题的所在,日夜不能安眠。所以,一方面我经常提醒他们以生命安全为第一位,送报第二位,免得出事;另一方面,我充分利用我的权利,变通地为他们谋取一些福利,比如,给有的员工家里按上了电话,每月报销固定数额的交通费,逢年过节走访送礼,等等,总之,报社从不把送报员的生活问题,拿到桌面上讨论,一切琐事都压在我一人身上,并画了一条薪水支付的底线,如同铁公鸡一样,真的一毛不拔,或者说,只想马儿跑,又想不吃草,尽管如此,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关爱他们,使我至今回想过去,觉得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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