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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还是不死,是一个问题

   死还是不死,是一个问题

   无道政权,包括非正义和非正统(不合儒家道统)的政权。儒者当然不允许帮这类政权的凶、忙和闲,拒绝是必须的。但怎样抗拒、斗争和防范,却不妨有所讲究。宁死不屈,不一定非死不可。死是可敬的,但多数时候不一定是最好的、智慧的选择。

   李业、王皓、王嘉的死就很不可取。

   王莽末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公孙述僭号于蜀,自称白帝,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到处征聘名儒,如果多次聘而不就,就会恼羞成怒,赏以毒酒,可谓欣赏与猜忌齐飞,聘书和毒酒共发。李业、王皓、王嘉等人不肯应征,仰毒而死。(这种征聘带有强制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所以说公孙述礼贤下士仅仅是摆出来的“样子”。)对此,王夫之评论道:

   “公孙述之廷不可仕也;虽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与周旋以待时,不亦可乎?李业、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过矣。述之初据蜀也,犹未称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据之雄心,虑相污陷,夫岂无自全之术哉?乃因循于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无余地,居危乱之邦,无道以远害,畏溺而先自投于渊,介于石而见几者若此乎?谯,荐贿以免,则尤可丑矣。处乱世而多财,辱人贱行以祈生,殆所谓负且乘致寇至者与!哀平之季,廉耻道丧,一变而激为吊诡,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妇之谅,恶足与龚胜絜其孤芳哉!”(《读通鉴论》)

   王夫之认为,公孙述的小朝廷当然不能为官,但是,公孙述毕竟不是王莽,迫不得已的时候,姑且略予周旋,也是可以的,以死为之陪葬,过了。特别是公孙述还没有称帝的时候,“威风”有限,如果儒者发现他割据一方的野心,担心他弄脏了自己,应该不难找到自保的办法,李业、王皓、王嘉等人却因循度日,没有远害全身之计,聘书到来则一死了之,太不见机了,与“自经于沟渎”的匹夫匹妇没有太大区别。

   王夫之认为龚胜之死才是死得其所。龚胜,少好学,通五经。哀帝时为谏议大夫,屡次上书抨击刑罚严酷、赋敛苛重。迁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不满哀帝宠幸董贤,出为渤海太守,托病辞官,后又被征为光禄大夫。王莽秉政时,归老乡里。王莽代汉后被强征为太子师友、祭酒,拒不受命,对门人高晖等说:“吾受汉厚恩,无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岂以一身事二姓哉!”绝食十四日而死。

   同样是拒聘而死,为什么王夫之厚此薄彼呢?因为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对象不同。龚胜面对的是恶贯满盈的王莽,又无处可逃----因为当时天下都是王莽的,一旦使者上门,就非死不可。而李业们如果见机,有的是机会早早走人,远离四川这个“危乱之邦”,即使不走,也不妨“姑与周旋以待时”。公孙述这个地方割据者虽然不怎么样,却“非王莽比”。

   对于公孙述,王夫之否定之中不乏某种肯定,认为他“存礼乐于残缺,备法物以昭等威”,功不可没。王夫之说: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则道无所丽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师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进而资焉者也。王莽之乱,法物凋丧,公孙述宾宾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传送其瞽师、乐器、葆车、舆辇,汉廷始复西京之盛。于此言之,述未可尽贬也。

   述之起也非乱贼,其于汉也,抑非若隗嚣之已北面而又叛也。于一隅之地,存礼乐于残缺,备法物以昭等威,李业、费贻、王皓、王嘉,何为视若戎狄乱贼而拒以死邪?自述而言,无定天下之略,无安天下之功,饰其器,惘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则诚愚矣。自天下而言,群竞于智名勇功,几与负爪戴角者同其竞奰,则述存什一于千百,俾后王有所考而资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谓无功焉。马援,倜傥之士也,斥述为井蛙,后世因援之鄙述,而几令与孟知祥、王建齿,不亦诬乎?”(《读通鉴论》)

   顺及,站在汉朝刘氏和家天下的传统立场上,王莽无疑是完全负面十全大恶的。跳出这一立场看,王莽固然德智双缺,不失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注意:儒家怀抱理想又尊重现实,不赞成单方面把理想“主义”起来,那是智不足的表现,倘付诸实践,必有害于德,如果表现虚伪或手段不良,就更坏了。

   另外,大儒谯玄也是一而再再而三拒公孙述之聘,宁受毒药。他的儿子谯瑛泣血叩求于巴郡太守,愿捐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代为相请,遂免死。东海本来觉得这么做不失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不料王夫之对谯玄的评价比李业、王皓、王嘉等人更低,认为“处乱世而多财”,诲盗诲淫,大不智,以贿求免,尤可丑---这个批评似乎略嫌苛刻。2011-4-10东海儒者余樟法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东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2011/04/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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