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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揭發=告密?---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五)

”擺事實,講道理”,是1957年反右時官方宣傳的”辯論”方式.不過實質並無”辯論”,只有一面倒的批鬥,而且控方擺出的”事實”不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就是加油加醋,以假亂真.而被鬥者之話語權則遭剝奪,欲辯無從,沒法開口”講道理”.儘管如此,但不能因此否定此種方式.美國影視裡的法庭戲控辯雙方無不依此行事,香港亦然.
   
   基於此,筆者前四篇”述評”著重”擺事實”,羅列蕭、高筆墨官司中所涉四件公案的若干細節,供讀者思考判斷孰真孰假.本文則結合有關事件之時代背景,逐一分析,嘗試”講道理”.
   
   蕭給高扣的帽子是“告密者”,所舉”受害人”包括:賀世哲、施娉婷夫婦;陳克儉;蕭默本人。後果分別是:把賀、施“兩位有為青年葬送了”;陳“上吊自殺了”;蕭則備受當局猜疑。另一位隸屬社科院,但姓甚名誰,受何損害一概欠奉.

   
   對於上述指控,高先後兩次回應,即2009年1月30日的<昨日少年今白頭—一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10年11月5日的<哪敢論清白—致<尋找家園>的讀者,兼答蕭默先生>.前後說法一致,明顯有別於蕭某三個文本(2008年11月10日發表的<<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2009年2月10日的<蕭默致高爾泰先生的公開信>和2010年4月間問世的<一葉一菩提>)自相矛盾.
   
   揭發賀、施
   
   有關與賀、施的過節,高指緣自對方於文革之初“先動手”,賀以“文革組長”身份“發動群眾”對高“窮追猛打”。其後“文革工作組”進駐,令高“寫檢查”。高乃在檢查中“暗中使壞”,以賀、施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對於高的上述說法,蕭某在其第二封<致高爾泰先生的公開信>中未就事件細節作反詰,只為其<一葉一菩提>有關記述之失實自辯稱:
   
   “也許會有局部的並非有意的誤記,但總的事實是絕不會有錯的,”(南方都市報2010年11月11日 “大家版”RB14)
   既然如此,我們可以肯定:高確曾揭發賀、施夫婦,後者未幾遭批鬥.整個過程在2004年出版的<尋找家園>中早已披露無遺.
   
   這裏需要辨析的是:高當日的揭發=告密嗎?
   
   筆者淺陋,對於”告密”一詞可謂不甚了了.為此,查了一下海峽兩岸三地的詞典,除手頭的本港詞典無此詞條外,其釋義如下:
   
   “向有關部門告發旁人的私下言論或活動(多含貶義).”(<現代漢語詞典>420頁).
   
   “[tell on sb.;inform against sb.]向上司或有關部門舉發別人的秘密.”(百度百科)
   
   “揭發他人的秘密過失.”(<中文百科大辭典>,旺文出版,232頁)
   
   至於”揭發”,釋義為:
   
   “揭露(壞人壞事).”(<現代漢語詞典>,643頁)
   
   “揭露舉發.”(<商務新詞典>,274頁)
   
   “把事情揭開舉發出來.”(<中文百科大辭典>,旺文出版,542頁)
   
   可見兩者意義相近.不過,中共建政時筆者剛上小學六年級,之後耳聞目睹以及親歷多次政治運動,”揭發”一詞最是耳熟能詳.1958年反右補課時更成為”揭發”對象.而”告密”在毛時代的大陸卻似乎鮮有使用.1980年8月第一版的<辭海>中即無此詞條.
   
   據我所知,在以往層出不窮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大陸民眾沒有揭發過他人的,真是少之又少!這就正如五十年代胡適讀到”批判”他的文章時所說:他們(指文章作者—張注)在中共統治下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大意)真是一針見血!
   而作為政治運動的對象,”檢查”是免不了的一關.當局勒令被整肅者交代其言行,包括與他人相關的種種錯誤事實。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當事人務須“竹筒子倒豆子---一乾二淨”。如有隱瞞,一經發現,罪加一等。於是,”揭發”便成了“檢查”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它會被視為認罪改過之舉,可減輕當事人的罪責,甚至給以立功的獎賞。
   
   筆者本人當年被”揪出來”之後,班裏那位主持反右的黨員就一再找我個別談話,要我深挖細找”階級根源”、”歷史根源”、”思想根源”,實質是誘供.結果,時年18歲零兩個月、一介書生的我最後不僅”坦白”了自己的”問題”,也交代了別人的”問題”.
   後者無非是幾位平日來往較多的同學說的”牢騷怪話”.也就是說,我也”揭發”了他人,”當了告密者”.對此,我後來在長篇回憶錄中,以<靈魂扭曲>為題作了反省懺悔(<六十餘年家國—我的右派心路歷程>,2006年,科華圖書公司,267-268頁)
   關於”告密行為”,日前在北京有個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章立凡在發言中稱:
   “我由此提出了評判告密行為的三條底線:一看動機是高壓下的被迫自保,還是自願地、持續不斷地告發,坦白跟陷害要有一個區別。二看告發的內容是主動套取、編造還是被動聽說,以及傷害的致命程度;告密者有選擇告發內容的自由度,什麼告什麼不告,告發“惡毒攻擊”言論與告發日常牢騷,後果是大不一樣的,這裡面也能看出人心中良知的比例。三看事後對自己的行為有無補救和懺悔,把責任全部推給體制和時代,至少是一種怯懦。”
   
   章立凡是章乃器哲嗣,1950年生.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堅不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也未揭發任何人.錚錚風骨堪稱在55萬/百萬右派中罕有其匹.另一位拒絕認罪的是傅雷.但他們二位的身份地位特殊,其他右派難以效法.茲不議.
   
   回到章立凡所提三條底線,包括動機、內容和事後態度,竊以為可以之為準,檢視高爾泰“對賀、施和蕭的報復”.
   .
   高在《尋找家園》(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中寫道:
   
   “我檢查自己的錯誤之一,是反對文革組長(賀世哲),因為他公開場合指控我反動透頂,私下里卻讚揚我能獨立思考;公開場合批判和平主義和戰爭恐怖論,私下里卻說戰爭是殘酷的;指控常書鴻不支持他創辦《敦煌研究》是壓制對封、資、修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創刊號的內容,全是封、資、修。”(206頁)
   
   這是在被迫寫下的“檢查”中“揭發”的,其動機顯然出於”高壓下的被迫自保”,而非”自願地、持續不斷地告發”.固然內裡不無某種向先前陷害自己的對手“復仇”之快意。但內容則絕非”主動套取、編造”,且並不包含”惡毒攻擊”言論,故”傷害的程度”也有限.
   
   再看事後的態度.高對自己的行為當然無法補救,但卻一再懺悔,絕無”把責任全部推給體制和時代”.在<尋找家園>中他描寫當年揭發賀氏夫婦後,被指令在全所大會上”同賀世哲當面對材料”,目睹後者顫抖的情景,於是,
   
   “一絲復仇的喜悅,剎那間掠過心頭,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來的,是沉重的悲哀,為自己,也為他們.”(207頁)
   
   <哪敢論清白>(2010年)文末高爾泰自我剖白道:
   “高壓下檢討認錯鞠躬請罪,我什麼醜沒有出過!畫了那麼多歌德畫,我什麼臉沒有丟過!對賀、施和蕭的報復,手段也邪乎得可以。還有那麼多我至愛的親人,因我而受苦受難。想起他們的苦難,我就有深重的罪感。用泥污的肢體,帶著創傷的靈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我早就不像人樣。敢不謙卑?敢論清白?”
   這裡面坦承”對賀、施和蕭的報復,手段也邪乎得可以”。“邪乎”屬於北方話的方言,有兩義:一是“超出尋常;厲害”;二是“離奇;玄乎”。(《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1392頁)在此當取第一義。由此看來,能說高怯懦,沒有懺悔嗎?
   
   總之,身為專政對象的高別無反擊能力,只能以此洩憤,屬於人之常情。故與一般告密者在毫無壓力的情況下出賣他人,以圖一己私利的惡劣行徑迥異,兩者顯然不可混為一談。
   
   至於對蕭默的揭發,同樣也是忍無可忍下的報復行為。
   
   高、蕭之間的恩怨,事緣1967年蕭以“民兵”身份,向所監管之“牛鬼蛇神”高突然發飆,迫令其在烈日下穿回上衣幹活。高氣憤不過,晚間想起蕭文革前收聽蘇聯歌曲的往事,翌日遂向當權者揭發。
   
   <哪敢論清白>文中寫道:
   
   “兩天後遇見蕭,大聲對他說,你偷聽敵台,我揭發了你。他站住,我繞過他走了,很高興碰上了,對他說這句話的機會。”
   
   須知蕭某整個文革期間儘管從未大紅大紫,但各個時期勢不兩立的派別“你方唱罷我登場”,從上到下不少人大起大落,獨有蕭“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時而躋身宣傳隊到處演出,時而充當牧羊人逍遙自在,一度還以董超薛霸式的解差身份,押送常書鴻到蘭州看病。縱觀十年浩劫該員毫髮無傷,可見其看風使舵本事一流,堪稱為文革期間的典型“變色龍”。高的揭發其實對他又有多大損害,值得他這樣苦心孤詣地連篇累牘捏造事實,還夥同其胞弟蕭功秦沆瀣一氣撰文抹黑嗎?
   
   說到“陳克儉之死”,人命關天,事件中各個環節有必要梳理清楚.
   
   為準確起見,先引述蕭默筆下的原始版本:
   
   “1965年陰歷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系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裡,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陳克儉我見過,瘦瘦的,戴副眼鏡。他在所裡呆了五六天,畫了不少速寫,作為素材。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游”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通通算作是陳的反動言論,把自己洗刷一淨。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像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成現實了。
   
   以後我聽說,當時對陳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陳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干鎮開診所,有三個小孩,我妻子認識。”(<<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2008年11月10日)
   
   概括起來蕭某說的經過是:
   
   1)1965年甘肅師大教師陳克儉來所創作”四月八”浴佛節廟會油畫;
   2)其間陳與高”談了不少”;
   3)陳未返師大即遭高去信揭發,包括”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等句;
   4)當時對陳衝擊不很大;
   5)文革時陳因對此”說不清”而自殺.
   
   高在<哪敢論清白>中臚列事實澄清真相:
   (1)其時早已無浴佛節廟會,更不會以此為題進行文藝創作;且陳乃水彩畫家,亦無1965年到敦煌一事;
   (2)1962年高初抵敦煌住招待所,與陳及李巍同居一室,談及饑荒,彼此均頗有出格之語,但”粒米……”句為57年蘭州女子師範某老師大字報語;
   (3)李巍言行引起注意,有人找他”閑聊”;
   (4)李承仙找高”談話”,謂聽說其”在客人面前放毒”;
   (5)高認錯檢討,做了交代;
   (6)高搬出招待所,事情過去,”大家平安無事”,陳、李1963年先後離去;
   (7)1965年高、陳在蘭州搞展覽,”同住一室”,高談起此事,李無責怪,又謂高未被追究應謝李承仙;
   (8)未幾高返敦煌,再無見陳.
   
   蕭斷言高”必是覺得後怕”而揭發陳,又將62年之事挪至65年.其後在致高的公開信中,再把65年改作64年;又說高之舉報信先交李承仙而非寄師大.並謂自己”並不詳知”此事,簡直語無倫次!
   
   關於此,有知情者在蕭默網文的跟貼中指出,“陳克儉老師之死是誰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高的幾句話就能決定的”。但蕭某在致高爾泰的第二封公開信中(2010-11-11),仍固守謊言,以此作為指控高乃”告密者”之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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