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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筆桿子殺人”---蕭、高筆墨官司述評(之三)

“用筆桿子殺人”一語,筆者始見於毛批梁漱溟(<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07-108頁).原文是: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此乃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期間對梁的批判,時為1953年9月16日.

   
   半個多世紀之後的2008年11月,蕭默對高爾泰提出類似的指控稱: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訴過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1965年陰歷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系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裡,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陳克儉我見過,瘦瘦的,戴副眼鏡。他在所裡呆了五六天,畫了不少速寫,作為素材。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游”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通通算作是陳的反動言論,把自己洗刷一淨。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像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成現實了。
   
   以後我聽說,當時對陳的衝擊還不是很大。“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陳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干鎮開診所,有三個小孩,我妻子認識。”(<<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豆瓣網,2008-11-14)
   
   不足400字,”高爾泰用筆桿子殺人”之意蘊涵其中,真是言簡意賅!
   
   對此,高在<昨日少年今白頭——頭狼給一隻狗的公開信>(2009年1月30日)中詳加回應道:
   
   “第三個,你指控我出賣了陳克儉,導致陳自殺。你寫道“1965年陰歷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前,甘肅師大美術系青年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裡,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但還沒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游”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言之鑿鑿,駭人聽聞。但是謊言越具體,越容易證偽。且不說陳是水彩畫家,不畫油畫,也沒有在1965年來到敦煌;且不說“破除迷信”十幾年,那時已無浴佛節廟會和任何廟會,更不會有以此為題材的任何文藝創作;且不說“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五七年鳴放時蘭州市女子師範許植本老師在大字報上寫的(《尋找家園》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頭上 ……且說事實: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與陳克健和李巍(甘肅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一室。三個人晚上閑聊,說起當時的飢荒,李說,中國農民膽小,不然要造反了。陳說膽大也不會,因為國家有軍隊。我說不是國家有軍隊,是人民沒有組織。軍人來自人民,會把人民的體驗帶進軍隊,一定條件下會站到人民一邊。條件是出現某種組織性力量,比如獨立農會,比如民間宗教,現在都沒有可能……不是發昏,都想透口氣。時值“三年困難時期”,政治相對寬緩,以為在這個沙漠孤島上,天高皇帝遠,可以隨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裡(招待所沒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飯)談笑風生,有一天忽然手撫我背,說我“腦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瘋子”。這是不著邊際的話,本來沒有什麼。但是環境特殊(這一點你很清楚,我也寫過),有人就找他“閑聊”。後來支部書記李承仙找我談話,說,聽說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麼回事?常所長調你來,費了很大勁,對你期望很大,你怎麼一來就給我們惹麻煩?讓范華在會客室裡給開了個臨時床鋪,讓我當天就搬過來暫住,說清楚了以後,別再胡說八道了。
   
   我交待了談話的內容,作了自我批判(認識到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且不敢通知陳、李。這是醜行劣跡,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無事,他們在所裡待到1963年,先後離去。1965年春,我被借調到蘭州甘肅省博物館搞“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陳也在那裡,又同住一室。談起這事,他說在敦煌時,李承仙找他談過。他當過團干部,也處理過這種事。同樣一句話,要看是什麼人說的。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上牢騷很多,顧不過來,一般人說句錯話,基本上不會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壞右說的,性質就不同了。你們那裡水深,沒人追究你,要感謝李承仙。
   
   陳的厚道,李的保護,我只有感激。因所裡搞新洞窟創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陳繼續搞展覽,以後沒再見過。文革後我到蘭州,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說他是因我而死,“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像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為現實。” 一個“必”字斷案,干脆利落,就像說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斷一樣,顯然不是判斷力和記憶力的問題。為了和文革掛上鉤,把1962年發生的事挪到1965年,該不會是無意的吧?蘭州文革中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是一個人自殺,應有較大原因,應有檔案記錄,應有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記憶。現在甘肅師大還在,藝術系還在,當時的不少老師和同學還在,要了解真相,應該不難。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則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你們個人之間的是非恩怨也說不清道不明,但陳克儉老師之死是誰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憑高的幾句話就能決定的”,應是知情人所寫。你既然要做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個吃考古飯的?”(文章來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05868.html,(2009-1-30)鳳凰博報”十年砍柴”博客授權轉載)
   
   以上高爾泰回顧了全過程,並稱”我交待了談話的內容,作了自我批判(認識到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且不敢通知陳、李。這是醜行劣跡,我一直心存愧疚。”又提到1965年春在蘭州與陳”同住一室”時曾談及此事,陳表示諒解.整個故事來龍去脈一目瞭然.
   
   蕭某在<致高爾泰的公開信>(2009年2月10日發表)中沒有正面作答,而是岔開話題:
   
   “P7;關於甘肅師大教師陳克儉被高告密以致自殺之事,在敦煌很多人都知道。為再次核實,去年(2007年)我趁到孝感開會之際,曾專門繞道武漢拜訪了原在敦煌工作的畫家姜豪先生再次回憶。他肯定的確是事實,說他還曾在蘭州與甘肅省雕塑工廠的雕塑家羅代奎和省出版社某位一起,向高爾泰譴責過這件事,姜先生也當面指斥了高。不過他說此事發生的時間是1964年,不是我記憶的1965年。他還補充了一些情況,說某天高爾泰、陳克儉,還有另一位,從城裡買了驢肉回到莫高窟,一邊喝酒一邊發表議論,說了不少“反動話”。他們三位一天與姜同行,吵了起來,要姜證明什麼東西,姜沒管。還有,高寫的揭發陳的材料是高先交給所黨支部書記李承仙,再由李轉給師大的。我考慮,1,我只能按我的記憶來寫,我確實記得65年佛誕日幾天見過陳克儉,長得像個維族,且究竟是64年還是65年關系也不太大;2,他們喝酒或是先交給李與否等情不是關鍵情節,又牽涉到李,不必寫得太細,且也是姜先生說的,此前我並不詳知,故可不改。當然,按姜先生的意見改也可以。”
   
   過了1年多,蕭某在2010年4月出版的<一葉一菩提>內,<<尋找家園>以外的高爾泰>一章中有關陳克儉的兩段(210頁),照錄2008年已發表過的文字,只在”戴副眼鏡”後面加了一句”長得像個維族”.
   
   有鑒於此,高爾泰在<哪敢論清白>(2010年11月5日<南方周末>)裡,列出專門一節,題為<陳克儉之死>,再次詳述此事,內容如下:
   
   “蕭默還指控我出賣了陳克儉,導致陳自殺:“1965年陰歷四月初八,浴佛節廟會時,甘肅師大美術系教師陳克儉來到所裡,創作‘四月八’油畫,不知深淺,曾與高爾泰有過接觸,談了不少……但還沒有等他回到蘭州,高爾泰的揭發材料就寄到學校了。把陳克儉說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師生水中游’形容挨餓時期的打油詩,加上高爾泰自己說的反動話都寫上……‘文革’一來,陳克儉說不清,竟上吊自殺了。”且不說“破除迷信”十幾年,那時已無浴佛節廟會和任何廟會,更不會有以此為題材的任何文藝創作;且不說“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1957年鳴放時蘭州市女子師範許植本老師在大字報上寫的(《尋找家園》已有提及);且不說陳克儉是水彩畫家,也沒有在1965年來到敦煌;且說事實: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與陳克儉和李巍(甘肅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一室。晚上閑聊,說起當時的飢荒,李說,中國農民膽小,不然要造反了。陳說膽大也不會,國家有軍隊。我說不是國家有軍隊,是農民無組織。當時敢議論這些,不是發昏,而是因為時值“三年困難時期”,控制相對寬松,以為在這個沙漠孤島上,天高皇帝遠,可以透口氣。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招待所沒食堂,在所裡食堂吃飯)談笑風生。有一天手撫我背,說我“腦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瘋子”。引起注意,有人就找他“閑聊”。後來支部書記李承仙找我談話,說,聽說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麼回事?常所長調你來,費了很大勁,你怎麼一來就給我們惹麻煩?我認錯檢討,做了交代。她讓範華在會客室裡給我開了個鋪,讓我搬過來住。
   
   事情已經鬧大,我沒敢再找陳、李。小單位沒有秘密,此事無人不知。
   
   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無事。他們在所裡待到1963年,先後離去。1965年,我被抽調到蘭州搞“階級鬥爭展覽”,又與陳克儉同住一室。談起這事,他說在敦煌時,李承仙也找他談過。他當過團干部,也處理過這種事。同樣一句話,要看是什麼人說的。三年困難時期,社會上牢騷很多,一般人說句錯話,基本上不會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壞右說的,性質就不同了。你們那裡水深,沒追究你,要感謝李承仙。
   
   陳的厚道,李的保護,我只有感激。因所裡搞新洞窟創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陳繼續搞展覽,從此沒再見過。“文革”後我到蘭州,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很意外,很惋惜。蕭說他是因我而死:“高爾泰一時失言,必是覺得後怕,與其別人可能揭發他,不如先把別人宰了,就像曹操殺呂伯奢一樣,想像中的危險,又一次被白日夢般地化成現實了。”
   
   一個必字斷案,干脆利落。就像說賀世哲、施娉婷因我而幾乎自殺一樣。招數都相同,為了和“文革”掛上鉤,把1962年發生的事,往後挪到1965年。
   
   現在看蕭的“文本二”(指2009年2月10日<蕭默致高爾泰的公開信>--張注):他說可以把65年改為64年。又說不改也可以,因為“究竟是64年還是65年關系也不太大”。又說,“(高爾泰的舉報信)先交給李承仙(編者注:敦煌研究所黨支部書記,常書鴻夫人)與否不是關鍵情節,又牽扯到李,不必寫得太細,且也是姜先生說的,此前我並不詳知,故可不改。”既不詳知,怎麼又能說得這麼詳細具體,還說陳克儉還沒走我就把揭發材料寄到他的學校去了?這只能問他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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