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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耻咎在“党国”--读杨恒均网文有感

   “剛看到微博編輯的私信,要求我就搶鹽事件談一下‘國民素質’,我覺得這就屬於過分解讀,國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以及普通民眾感覺到即便政府要幫忙,也輪不到自己的那種無助的感覺,弄出了可笑的搶鹽。而這可笑卻也是我們國家的可悲。我不認為搶鹽事件折射了國民素質低下,我倒覺得應該檢討一下‘國家素質’!”
   
   以上引自楊恆均《買鹽的民眾與出賣民眾的卡扎菲》次段。其中“國家素質”一詞似屬首創,倘依大陸中國“國情”,愚意以為改作“黨國素質”更為貼切。
   
   誠然,因日本地震後核輻射危機引致的國人(包括本港同胞)搶鹽事件,“過分解讀”未必相宜,但不置一詞也未必適當。畢竟此乃舉世獨一無二,淪為笑柄。由此“折射了國民素質低下”,恐屬多數論者之共識。

   
   不過,正如現年未滿半百的“老楊頭”所云:“政府”缺乏公信力,致使“普通民眾”不得不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圭臬,面對可能致命的核輻射,唯有搶鹽以自救。此笑劇實質亦“國家”/“黨國”之悲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國而無信”呢,豈非更加“不知其可也”?
   
   寫到此,想起五十年代周立波的名著《山鄉巨變》,描寫“合作化”。裡面有位中農“亭面糊”,老實巴交的一心幹好自己的農活。每次開村民大會他都打瞌睡,有人不以為然,提醒他要留意政府有什麼新政策,以免吃虧。他答稱不要緊,我相信政府不會讓我吃虧的。(大意)周曾獲斯大林獎金,當然旨在頌揚當局得民心。而五十年代中期包括中農在內的多數村民,確實“相信”政府/黨國。
   
   半世紀過去,早已此情不再矣!農民工的血汗薪水杳如黃鶴,要勞動日理萬機的總理溫家寶援手追討,便是活生生的一例。
   
   其實黨國非但公信力欠奉,其“道德的血液”之有無更成疑。中宣部歷來重視“輿論導向”,對“國民素質”教育卻往往“抓了芝麻,丟了西瓜”。比如此次日本大地震,一小撮憤青之流彈冠相慶,官媒未見“旗幟鮮明”地予以制止,反而放任自流,聽憑幸災樂禍者盡情發洩,如此嚴重傷害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人民的感情”,使我“泱泱大國”的“形象”極大地受損。這無疑在世界歷史上將留下不光彩的一頁!
   
   對此,有論者稱當局正為“茉莉花革命”憂心忡忡,草木皆兵,巴不得可以藉此轉移民眾視線,故坐視同情東瀛的正直人士與喪心病狂的“拳民”繼承者相爭,以收漁人之利。
   
   行文至此,不妨仿效上段楊文末句,將之改作:“我認為幸災樂禍者的表演固然折射了部分國民素質低下,但更應該檢討一下國家/黨國素質!”
   
   有一種說法道是: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國家。此說不無道理。但就敝國國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言,應該講:有什麼樣的政府/國家/黨國,就有什麼樣的國民!
   
   蓋中南海易幟已逾一甲子,毛、鄧、江、胡相繼登大寶,即使以阿Q的“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來計算,也歷經三代人矣。現時不下十億國民乃“黨化教育”的狼奶餵大的,其素質或“國民性”與魯迅當年揭示者雖並無二致,但所從來卻迥然有別。要言之,阿Q屬傳統糟粕之惡果,時下憤青則為黨國孕育之怪胎。後者使人想起馬克思所引海涅詩句: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因此,為發揚正氣以矯人心計,無論對搶鹽一幕或憤青一族均不應視若無睹,置若罔聞。分別給予適當的諷喻、痛切的指責很有必要。而追根溯源,卻需將矛頭直指北京當局“黨天下”體制下之寡頭統治。一句話,務須抓住制度這個根本。
   
   有關制度問題,八十年代鄧小平有一段話:
   
   “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文選.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人民出版社,1983年,293頁)
   
   鄧本人同樣是“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六.四”屠城慘劇。可見,只要體制/制度不變,大陸“國民素質低下”乃勢所必然,中華民族之振興無從談起。即使有朝一日經濟總量躍居全球首位亦屬枉然。
   
   總之,炎黃子孫憂國憂民者理應著眼於犖犖大端,捨本逐末不足為訓。
   
   (3-21)16:10
(2011/03/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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