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小龙女
[主页]->[人生感怀]->[小龙女]->[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
小龙女
·点评(非九评)
·五指争大
·哪里没有佛?
·熟视无睹、全民参与的腐败才更可怕
·来路 归路
·繁华过后是简单
·弯腰
·我们离民主有多远?
·谈谈知识分子
·由新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想到的
·清平乐.中秋
·眼儿媚.忆旧友
·七律.中秋
·七律.中秋
·有关中华合众国的几点疑问------请教陈泱潮先生
·决定台湾前途的究竟是谁?
·不可以原谅,更不可以忘却---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
·美国为什么怕伊朗拥有核技术?
·关于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的思考
·贺小羽文报论坛开张
·做人不应当丧尽天良
·汶川
·送给天堂的孩子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为地震死去的孩子们而作
·子弟兵、白衣天使、志愿者、救援队员、炎黄子孙万岁!!!
·需要赞扬,需要质疑,需要惩处,需要批评,更需要反思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摘自刘亚洲文)
·闲坐
·七律 端午有感
·一篇机会主义的檄文,有感于《中国过渡政府继续降半旗直至中共解体的公告》
·什么是民主?
·再谈民主
·三谈民主
·你是刁民吗?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戏说“君子不器”
·再论让百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十五望月
·十五感怀
·十五感怀
·学会欣赏
·中国人的矛盾历史观
·谈谈诗词
·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比较:谁更有凝聚力?
·论复兴汉文化
·文人误国八十年
·说英雄谁是英雄
·请问候劳鹤
·永远的白玫瑰
·中国性格
·中国性格
·马克思其实就在楼上
·怯懦在折磨着我们
·汉族以前我们是什么民族
·《明朝那些事》58句感悟
·我们不需要别人代言---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卢武铉--------有骨气的贪官
·读史杂感:李登辉、毛泽东、江青和蒋介石
·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挽救中国人的根 —— 传统文化
·百年世事不胜悲
·中国古代6大风流客
·妓院就在考场对面--中国士子与青楼的不解之缘
·古代女性怎样遏止丈夫“包二奶”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
·妓院就在考场对面--中国士子与青楼的不解之缘
·女人吸烟的五个理由
·古代女性怎样遏止丈夫“包二奶”
·当年伤检报告透露赵一曼如何被折磨致死
·中华帝国扩张史第一部:铁血春秋
·中华帝国扩张史第二部:大汉风云
·中华帝国扩张史第三部:盛唐威龙
·中华帝国扩张史第四部:日月残辉
·中华帝国扩张史结语
·遥远的民族和世界
·柳如是窗口
·中国古代6大风流客
·古代中国,最著名的“红灯区”
·才貌双全、侠艺出众的历代名妓(辑42位)
·卧虎---假如中国战败
·卧虎---丢了《孙子》的中国正面临美国这个《孙子》的考验
·太平天国被洪秀全点天灯的几个女性
·历史上为一个朝代开国的“狐狸精”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2009文坛那些破事儿:大师遭质疑金庸当主席
·被历代文人追忆最多的败军之将
·不可不知的六个史记人物
·盛世不盛世 看看邻居们怎么说
·重读百年中国人的国家观
·你是人间四月天:才女林徽因珍藏老照片(图集)
·二战美丽的后勤支前女工的老照片,别有一番风韵
·美媒评史上十大狙击手
·朝鲜最漂亮女间谍靓照
·复活的军团:中国历史上的秦军
·旧连环画:孔子罪恶的一生(巴金配文)
·《宋代词人轶事》作者:晃晃忧忧
·《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中日文化历史的吊诡
·中国近百年的汉奸排行榜
·1989年我们曾经相爱
·图说1911:一组常人从未见过的武昌起义老照片(组图)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

三十年来的社会思潮
   
   时间:2011-02-28 09:06 作者:徐友渔 黄晓峰 曹柳莺 来源:东方早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变,各种各样的思潮也此消彼长。这些社会思潮与社会的变迁有怎样的纠结,其间是否有脉络可寻,各种思潮是否有共识可以分享?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徐友渔先生曾与闻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界的很多活动,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一段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岁月已渐行渐远,但徐友渔先生还是认为,只要消除偏见和伪装,共识依然能形成。

   
   近三十年的社会思潮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作为亲历者,您认为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能作为起点吗?
   
   徐友渔:八十年代发生了许多事情,促使人们去思考社会本身要解决以及中国未来的走向问题。这其中当然也有许多争论。至于标志性的起点,要做出一个选择,挑选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的事件,似乎比较困难,因为有诸多事情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我认为临近八十年代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算作一件大事。因为,自1949年以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是一件空前的事情。过去,人们对真理的理解十分教条,大讨论意味着,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探讨自己动脑筋去发现真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另外还有一些事件不那么明显,但是可以作为例证。比如1982年5月,“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宣告成立。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着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开端。在这之后还有“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等团体的成立。因为社会思潮需要有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有形的组织,才能进一步探讨、研究以及安排成果发表、思想传播之类的事宜。这些事件都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而要挑选当时特别突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还是比较困难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成立之前,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讨论都是比较松散、自发的,所谓的“组织化”其实还未成为主流模式?
   
   徐友渔:对,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纵观八十年代上半期,深度介入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还未出现,所有能够发表见解与看法的还都是些体制内的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出现算是一种萌芽状态,标志着知识分子并不依靠自己所在的单位,而是在社会上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结构形式来从事思想文化活动。也许知识分子挣工资的地方还在体制内,但他们从事活动的空间一下子拓宽到社会,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意义将要开始显现。另外,这一类丛书编委会的出现意味着,知识分子能够根据自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去把握社会的需求,以及对不同思潮的接纳程度。这都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在八十年代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萌芽带有民间性的色彩,这一群体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发展。并且只有在这种带有某种组织形态的情况下,社会思潮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这比某个人的某本著作或是完全属于发表自我的观点来得更加有影响力。
   
   我们感觉到,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拥有一定的共识。但现在,知识分子内部的意见分歧非常大。比如说,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几乎就没有共识可言。那么,八十年代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分享的共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徐友渔:这个共识的产生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八十年代初,社会思潮的大背景是中国刚刚度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过去大家吃尽了苦头,所以都痛定思痛。不仅仅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当时整个社会,不论高层还是底层,体制内还是民间都有很多反省。这就更不用说知识分子内部了。这些共识源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说是共同的敌人——文化专制主义。第二,在八十年代,大家并没有机会或者念头去赚钱发财。在从事社会活动时,普遍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绪。比如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自觉地保有一种使命感,把自己的活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同起来,把自己当成是这前一场运动的传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想搞富国强兵,始终在寻求一条强国之道,要实现现代化和民主自由。八十年代那批知识分子的想法是和这一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处在相同的历史潮流之中,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能讲到一块儿。
   
   而现在,经过九十年代的下海、经商,大家产生了利益意识,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服务对象,利益产生了分化。其实,之前那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不善于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连要争取经济利益的这种意识都还没有产生。
   
   您觉得在九十年代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是由于利益的原因吗?
   
   徐友渔:思想的分化一定反映了社会的分化,而社会的分化最主要地表现在贫富分化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权利和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平等。知识分子为社会上哪一个群体说话,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思想自然产生分化。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成为某个社会群体的代言者。但他们内部同样有分化,因为对相同的社会问题,每个人思考的出发点不同。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是穷书生,又都认为自己是在继承“五四”的传统,探讨一个社会理想问题。但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或者进入了体制内过得如鱼得水,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非常之好;另外也有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自己的理想。就算是看重体制外的名声,有人追求得到西方的青睐,有人重视本国民众的认同。
   
   这是否可以说明,比起西方,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相对较弱,所秉持着的“信仰”也比较脆弱?
   
   徐友渔:对,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国的结构决定了知识分子具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不但在经济上必须依附于体制,而且从社会氛围,包括整个意识形态来看,并不鼓励知识分子坚持其独立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用俄国或法国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现在很多人在体制内也只能做到挣钱、吃饭,状况和公务员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大家都抱着一腔热血想要报效祖国,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整个心态、精神面貌与当下是十分不同的。
   
   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能因为其受过比较高等的教育就在道德上有特殊要求。实际上,整个社会都有如此的心态,即首先考虑自己的生活状态。但从传统来说,大家对知识分子始终抱有较高的要求。好像大家都可以考虑自己的利益与生活状况,但总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即所谓的“清高”。从这个标准出发,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指责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下,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非常激烈。您觉得这两派之间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有没有必要为区分两者设定某条标准?
   
   徐友渔:从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就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无谓之争,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个“贴标签”的说法。我觉得,用“自由主义vs新左派”来概括知识分子间的主要争论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九十年代上半期开始,社会的分化急剧加速,贫富差距以很快的速度显现,社会弱势群体出现,不公正情况愈演愈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解释这种不公正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一派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把社会不公的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进而归结为改革开放。另一派的解释是,市场经济机制随着经济改革而出现,但它受到了旧有权力的干涉,而这种权力又是不受制约的、是垄断性的。因此,是市场经济的不规范导致了种种的不公,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前一种是标准的新左派的解释,而后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解释。
   
   这个被激烈争论的问题,的确是大家长久以来都非常关注的问题。然而,这两派对中国之病所开出的药方是截然不同的,一派主张从市场经济退回去,加强政府的计划和控制,另一派主张深化改革,规范市场。并且两派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中国新左派主要依据西方的当代新左派理论,而自由派的学理资源则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如果说对两派的划分仅仅是贴标签的话,就不能解释这两者大相径庭的“诊断”、“药方”,以及理论来源的对立是那么明显。当然,对这种思想派别的命名容易有简单化的倾向,这是需要注意的。在同一的标签之下,也存在着差异,如果只注意标签,会使人无视这些差异。但是这种称呼有一个好处,就是派别间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理论资源来自何处,会比较清楚。
   
   但有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现在有人打着自由主义或新左派的旗号,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但他到底是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新左派,这点是存疑的。随着矛盾的尖锐、问题的加剧,这些就更成为应当思索的了。很早就有人怀疑,以前自称为新左派的人到底是不是新左派。因为根据西方经验,新左派应该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进行批判与反省,但中国新左派好像并非如此,反而是国家主义倾向表现得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对派别的真伪加以鉴别。
   
   举个例子,像钱理群或者艾未未这样的人,他们恐怕才应该算作真正的新左派。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立场与西方新左派的脉络更为接近,同时也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批判专制主义余毒和维权这类事情上,表现得突出。而其他所谓的新左派,不过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词,现在大家对他们的立场都表示怀疑。当时就有人说,那些所谓的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他们其实是国家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厘清思想派别。按照真正的新左派、自由主义的定义,中国的这两派应该享有不少共同立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极左的东西,是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对权力的垄断,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因此,当争论双方看上去是那么势不两立时,事情就不太对了。以我为例,在现实问题上,我与汪晖、甘阳等很对立,与钱理群、艾未未相当一致。
   
   之所以会如此势不两立,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在和披着新左派外衣的国家主义者争论。其实在当代中国,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应该是有相当多的共同点的。只有说到深层的理论认识,才会感觉到差别。因此,我认为对流行的派别划分重新澄清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也许,在对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的真实身份和名号认识清楚之后,中国社会思想的派别划分和争论就会显得简单和清楚。
   
   除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还夹杂着很多其他的思潮,比如民族主义。您觉得目前有哪些思潮值得我们关注?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