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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当“特情”

我在监狱当“特情”
   庄晓斌
   “特情”这个词,现在的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其实就是“卧底”或“线人”。不过,在那个时代,“特情”颇有些革命色彩:是负有特殊使命、隐身于特殊环境、颇具些神秘感的特殊人物。曾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红岩》里,郑克昌就是这样的人物,不过他的身份叫“红旗特务。”
   
   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常有这类角色——当然,充当者不是别人,正是囚犯。在我痛苦的履历中,也曾有这样的灰色一页。

   
   一
   
   那是1980年9月的一天夜晚,静悄悄的监舍已经熄灯了。我所在的大队的苏教导员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带我到了监狱禁闭室的一间屋子里。
   
   进屋以后,我见到监狱狱侦科李科长表情十分严肃地端坐在屋里。苏教导员掩好门,对着我友善地笑了笑说:“今天叫你来,是政府对你的信任,给你一次立功减刑的机会。具体事情由狱侦科李科长向你布置。”
   
   服刑犯人谁不巴望着减刑呢?减刑即意味着离自由的距离越来越近,减刑对犯人来说是最大的诱惑。
   
   当李科长向我详详细细地布置了工作任务后,我的脑门上沁出了汗珠,但是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只有听从的义务。
   
   就这样,我被戴上重镣关进了监狱的禁闭室。监狱的禁闭室又叫小号。我入狱几年了,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小号。小号真是小,宽二米,长不过三米,地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铁环,四围全是坚固的水泥墙壁。小号活生生地是一具水泥棺材,置身其间的人每日只能蜷卧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由于吃喝拉撒全是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所以小号里充满着厕所的气味。
   
   根据事先布置,我先进了小号。我的监测对象还没有来,我就独自一人躺卧在水泥地面上,回味着李科长向我布置的几条戒律:“第一,你要注意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要急功近利,半个月内不要多讲话、多打听,抑制好奇心理。第二,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运用一切手段与你的目标沟通感情,使他信任你。第三,你要适当地表现出对政府的抵触情绪。当然,这可能要使你吃苦头了,但不这样,你就无法叫他信任你。尤其要时刻牢记的是,你的身份,你的任务,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能暴露,除了我和苏教导员,对其他政府干部都要保密……”
   
   监狱的禁闭室,负责监管看押的人员虽然都是政府干警,但清扫卫生、送饭送水的也有两名杂役犯人,其中有一名叫老钟的犯人还是我的同乡。我未关进小号之前,老钟曾去过我们大队与我攀乡亲,而今见到我戴重镣被送进小号来,早将乡亲的情面扔在脑后,见了我,他像不认识似的,板着面孔,一脸阶级斗争相。
   
   我心里暗暗地发笑:人啊人,终究是重利益的动物。老钟捞到这个杂役的差缺不容易,况且六亲不认本来就是监规的律条;我所充任的这种角色,不也是如此吗?
   
   二
   
   在我进了小号的第二天上午,随着一阵重镣拖地的哗啦、哗啦声,一位黑铁塔似的大块头犯人被送进了我住的监号。他有一米八九的个头,健壮得像头牛,满脸络腮胡子,样子很凶。进得号子里来,他先对我抱拳作个揖,说道:“幸会,幸会,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在此人间禁地,还有人与我同道,看来,黄泉路上我也不会寂寞了。”
   
   我漠然地点了点头,挪身在狭小的空间里为他腾出了一块地方,他便和我邻席而卧了。
   
   起初几天,我从不主动和他说话,他这个人却好像是耐不住寂寞,首先像查户口一样地把我问了个清楚。他问:“你是什么罪?”“反革命。”“判多少年?”“无期。”“为什么将你关到小号?”“不服判,申诉喊冤。”“就为这个?”他语气里明显带着惊奇。“就这个还不够吗?”我反问。
   
   “那你可是个大傻帽儿了。”他语气中明显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们这类人,我所在的新肇监狱也有。说你们有钢、有骨气,我也承认,但你们太傻、太蠢了。国家、民族的大事是咱们草民管得着的吗?你们写写反标,发泄不满,顶个屁用!自己坐牢受罪,才不值呢。”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会理解我们这类人,正像我永远不会理解你一样。”我按事先设计好了的话回答他,不冷不热的,使他心不设防。不到几天,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他叫谭贵,是一名江洋大盗,原被判死缓。一年前,他神秘地从离我所在的革志监狱仅30公里的新肇监狱里脱逃。他在外流窜了一年多,贼迹遍布南方十几个省,作案几十次,罪孽深重。这次他在浙江落网,依照罪行,他是万劫不复,十恶不赦了。
   
   谭贵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所以想从他的嘴里掏出口供来是太难了,这也正是使用“特情”的理由。一年前,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逃出去的,这始终是个谜。那时,谭贵就是狱内重点监控对象。监狱里规定的犯人三人小组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三个犯人每天都形影不离。谭贵脱离三人小组不到十分钟便神秘地从监狱里消失了。犯人们传说,他会飞檐走壁,是从大墙上飞出去的。
   
   我的侦察目标,就是这样一个死到临头的要犯。为了完成使命,我不得不绞尽脑汁。他的饭量特大,为了与谭贵沟通感情,我忍着饥饿,从嘴里省出食物给他吃。谭贵对此从不拒绝,也不说感激。每顿开饭,他三口两口地吃完了自己的一份,便大睁着眼睛望着你。只要你稍有相让的表示,他便捧过碗来,风卷残云般地把一切可吞咽的食物,填到肚子里。
   
   又挨过半个月。我和谭贵在窘迫的环境里,用最原始的生存手段谋求活的乐趣。谭贵用破布条搓成根细绳,把毛巾绑在绳头上。夜间监狱走廊悄静无人的时候,他把毛巾从号门抛出去,再牵着绳头一寸寸地拖回,这样就可以将走廊里看守吸过丢在地上的烟头拖到号门旁。我们管这烟头叫蜢蚱子。有时拾到大半截烟头,即大蜢蚱子,谭贵就欢喜得不得了。取火,也有高招,用线头搓成个芯,再把被子里的棉絮掏出来,裹在线芯上绕成个拇指粗细的棉花棒,用鞋底把棉花棒压在水泥地面上猛搓,搓几下,把棉花棒拉断,用气一吹,便可点燃烟。这叫搓火,还有电烤火、蹦星儿蹦火等各种原始的取火方法。点燃烟头,我和谭贵轮换着吸。你一口,我一口,感情便在这种情态下交融。谭贵对我逐渐放松了警惕,每日和我神侃他在外流窜一年多来的种种轶闻艳事。我每日细细地聆听,用强健的记忆力,将有价值的事 情牢牢地刻在记忆里。但是,他究竟是用什么手段脱逃的,他一直没有提起。我不好发问,只能等候时机。
   
   三
   
   一次偶发的皮肉之苦,使我得到了契机。有一天,我们拖回一截蜡笔。我突生灵感,在监号的水泥墙上,用蜡笔写了四句诗:“生死何须挂心间,早将断头视等闲,甘舍此身任杀剐,留得忠魂壮河山。”诗是挺有气魄的,谭贵读后连声叫好。
   
   岂料,有一天放风回来,看守员杜班长把我和谭贵截在了走廊里问:“号里墙壁上的诗是谁写的?”谭贵当然没有才气写出这样的诗来,我只好承认是我写的。杜班长大声训斥道:“你这个顽固的反革命,贼心不死,还想翻天啊!”
   
   一根扁担捆绑在我的胳膊上,一字形排开,我便趴在地上动不得了。“打他一百鞭子!”三股电线拧成的鞭子扔在了两个杂役犯人的面前,执行惩罚的竟是两个犯人。这次,我感觉到老钟还算有点同乡的情谊,他落下的鞭子比另外那人稍轻点。我趴在地上,紧咬牙关竟然一声未吭。鞭子抽在我背上,竟像打在块牛皮上。事后,谭贵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行!哥们儿,够钢!”谭贵终于把我视为贴心的知己了。
   
   他说:“人生一世,难得知已。你我禁地相逢,又都是有钢、有骨气的血性汉子,也算是有了缘分。今后,你如果有幸还活着,请帮我捎个口信,行吗?”我知道,快到了我完成使命的关键时刻了,便不动声色地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只要我不死,就能为你捎出去。我死了,你的话就只好烂在我肚子里了。”
   
   “好吧,你替我捎一份血书吧。”谭贵把一件白衬衣的后襟扯下来,然后咬破中指,用殷红的血写下了几个字:“建军、兴国,来世再见吧。”“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将来你真有机会的话,请将这血书捎给我的两个哥们儿,就告诉他们,我谭贵虽死,但死得有骨气,我没有出卖朋友。”
   
   “这怎么讲?”我问。他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小老弟,你真是短练。想听故事吗?好吧,我讲给你听。”“我在新肇监狱有两个‘最铁’的朋友,但都不是犯人,而是干部。犯人和干部交上朋友,你觉得怪吧?其实不怪,这就是智慧的功力……”
   
   谭贵洋洋得意地开始了他的讲述。原来,谭贵之所以能得以脱离樊笼,是得助于两位干警的贪心。谭贵所在的中队有两名年轻的队长,一位叫建军,一位叫兴国。谭贵久在江湖,会几路拳脚,而这两位干警年轻好动,和谭贵混熟了,很想学点拳术。谭贵便用心良苦地开始在狱中授技了。起初,这两位年轻干警也许并没有别的想法,但彼此混熟了,谭贵动了心计。
   
   有一天,他对建军说:“你我虽然身份有别,但根据这段相处,我觉得你很够朋友,所以我将我的一桩秘密告诉你。在入狱前,我曾将一笔巨款埋藏在哈市的一个秘密所在。我判了死缓,这笔钱恐怕这辈子也花不上了。我看你够义气,便把这事告诉你吧。我画一张图,你按图去哈市把这笔钱取回来,你这辈子够花了。我在狱中也能常得到你的接济,好过一些。”说着,谭贵便将一张草图交给了建军。建军按图索骥,去了趟哈市,但无功而返,因为谭贵所画图中指明的所在已经被拆迁得面目皆非了。
   
   建军回来后,对谭贵说:“那地方已经拆迁了。按图我没法找准位置了。这样吧,找个机会,我把你弄出去你去取吧。只要你够义气,忘不了我,我担点风险也认了。”谭贵窃喜:终于在森严的罗网中觅到了一条可冲撞出去的缝隙。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干警建军又约上他“最铁”的哥们儿兴国,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暗藏一身警装,到监舍里找谭贵。他们把警装悄悄地塞给谭贵,谭贵到厕所里不到5分钟便换好了警装。建军和兴国两人骑着自行车带上了换了警装的谭贵,建军在前,兴国在后,谭贵背着脸坐在兴国的车架上。过二门和大门时,建军凭着脸熟与值班的干警一招手便骑车而过,值班的干警做梦也想不到坐在后车架上身着警装的人会是囚犯。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两个干警把一个囚犯带出了监狱的大门。
   
   谭贵津津乐道地向我讲述这一过程。我知道,这正是我所要的东西,但我一点儿也不露声色。我问:“那你所说的埋藏巨款的事是真的吗?”“傻瓜,是真的,我还用这样绞尽脑汁?但我绝对够义气的。我后来在浙江有了钱,分别给兴国、建军各汇了5000元,我是知恩必报的。”“噢,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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