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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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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劳改报》当编辑

我在《劳改报》当编辑
   庄晓斌
   《劳改报》是我曾服刑过的黑龙江省第一监狱办的一张四开版的油印小报。这份油印小报每半个月出一期,一年出24期,逢是春节等重大节日或监狱召开记功减刑大会还要出特刊。这份报纸的采编人员全部是在监服刑的犯人,读者也都是清一色的劳改犯。
   
   在该监狱,《劳改报》的编辑虽然并不是一个值得荣耀的头衔,但确叫许多犯人垂涎三尺。因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这个位置可以获得许多其他犯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权。《劳改报》编辑可以得到像其他大杂役犯一样的胸牌,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的二门、三门,不用干部带领随便到男监各大队的厂房、监舍采集稿件;还有机会找借口去一墙之隔的女监开开眼界,这可是监狱里最难得的特权了,在两性隔绝的世界里,那怕只是饱一饱眼福,也心旷神怡。况且,当《劳改报》编辑,立功受奖减刑的机率居全监犯人之冠,每个当编辑的囚犯都可以得到减刑三年的表彰,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惯例了。

   
   不说这些,在每次《劳改报》编报刊印的两天,干部特许的那顿夜餐,也是大排犯人奢望不得的美食。每期出报,要加夜班,监狱管教科负责《劳改报》的王科长,都要犒劳一次采编组犯人。他写一张批条,批到某个犯人伙房,那个伙房便遵旨为《劳改报》编辑室的犯人做一顿丰盛的夜餐。这顿夜餐的标准是四菜一汤,几乎比犯人过年的菜肴都要强上几倍,不但要有肉有鱼,而且吃不了还可以拿回去,份量足够我们几个人享用三天。
   
   这个惯例,一直被保存下来。其间的机巧,则正得于我们这些编报“文人”的聪明。起初是每次编报,都由王科长写个便条,后来刻钢版的犯人便按此刻了个表格,每次只须王科长在上面签个字,便美餐告成。况且,我们的夜餐可以到监狱内几个犯人伙房轮值,他们互相有了攀比,我们得到的实惠就更多了。
   
   《劳改报》编辑室共有四名犯人。我和小邵年轻,是外出采稿、编稿的主力;老董和老鹿两位老头儿则主管刻版、印刷及校对等事务。老鹿是历史反革命,曾服役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自报是国民党第一兵团某师的上尉军需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他写得一手好字,虽然年过60,但眼不花,耳不聋,入监快30年了,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走起路来像一股强劲的风。每天清晨,他都独自练习跑步。几十年的禁窘生涯,使他对任何人都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从来不与任何人交流,闲暇时,他就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抄写毛选四卷,许多重要的文章他都能倒背如流,监狱年年评他为劳改积极分子。
   
   老董原是东北某城市的劳动局长,是一位抗战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的老干部,后来腐化堕落。他具体犯的是什么罪,对任何人都讳莫如深。
   
   小邵则是一个刑事犯,充其量也不过有初中文化,之所以能分到《劳改报》滥竽充数当编辑,大概因为是他有个在省劳改局当处长的舅舅的缘故。我之所以有幸能得到这份差事,也是有贵人相助的,是笑星黄宏的父亲黄枫老人特向监狱领导建议,才把我调到《劳改报》做了编辑。
   
   《劳改报》的编辑,并没有责编和主编之分。反正稿件的终审权在管教科王科长,每期出版清样都要送他审定。他在清样上签了字,回来才能刻版油印。而我们几个人充其量不过是做些文字的润色和校对工作,除了小邵之外,我们三个人编稿、刻版、油印轮着干。老董是编辑室的犯人组长,样报出来后由他作最终校对,然后再向各大中队分发。
   
   虽然是在监狱,但我们的编辑室,却几乎是个国共搏杀的战场。老董和老鹿虽然在一个编辑室里共事多年,俩人却是势不两立的对头。他俩办公桌对着办公桌,但除了工作上的事,平素是一句话也没有,而且都绷着脸,一丝笑容也不露,俩人彼此心里有着不可化解的仇恨。
   
   我和小邵来编辑室的时间短,正是他俩争取的对象,但他们的手段却不同。老董是时常乘着老鹿不在的时候,向我俩灌输老鹿的奸诈和狠 毒,说“你们别看这个老历反不言不语的,他的心狠毒着呢。他杀过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现在装着靠近政府,都是他妈的假的!他就是靠整人来骗得政府的信任,你们可得小心点。”
   
   而老鹿却从不背地说老董的闲话,但每逢月末过犯人生活会时,他都掏出笔记本,一条一条地道出我、小邵与老董吃喝不分的违纪事例,害得我们经常受干部的训斥。当然老鹿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从不接受我和小邵送给他的任何东西,那怕是一支烟,他都用手挡回,而且异常严肃地说:“犯人之间,不许有任何馈赠,这是监规,不容违犯。”
   
   其实监规是监视,人在一起,又怎么能没有一点往来呢?即便是在监狱,互相赠一支烟,也不为大过吧?但参加了一次冬训,我才知道,随便地送给别人一支烟,也会有说不清的时候。
   
   每年冬季监狱里都搞冬训,那时犯人集中学习,人人过关,个个剥皮,自然检讨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真的要给你上纲上线,还真的不得了。到了冬训时候,像老鹿这样的老犯人会拿出一个笔记本,按本宣科:“诸如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犯人某某,在教育室《劳改报》编辑室里送给某某香烟一包,牌子是处处红的。”跟着提问犯人:“你为什么要将香烟送给某某?你有什么目的?你们俩这样笼络感情有什么企图?是不是想串联一气来对抗政府?”天呀!这样的上纲上线来认识谁能接受得了、解释得清?
   
   有了第一年的冬训经验,我和小邵也老道多了。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涉身的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人情、没有正常思想思维的特殊的空间。人在这里生存,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是不适用的。像老鹿和老董这样势同水火的对头,如果在社会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几年间同在一个编辑室里工作。人们宁可饿饭,不要这份薪水,也绝不能忍受自己办公桌的对面,有一双时时刻刻监视着自己的眼睛。然而在监狱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这样的死对头共处一室则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如果监狱里的犯人之间没有了矛盾,同声通气地对抗政府,这怎么能行呢?监狱是关押敌人的场所,一旦褚衣在身,即便你是受冤的,你得到的也绝对是对付敌人的“礼遇”。我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深刻地理解了“敌人”这两个字的涵义。
   
   一次惨痛的教训让我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寒心彻骨。那是我刚当上《劳改报》编辑不到一年,一天,监狱刑侦科的段干事带着几位干警,突然来到了编辑室。那天,老董不在,屋里就有老鹿、小邵和我三个人。段干事进屋来不由分说,便是一声厉喝:“你们三个人都到东墙边贴墙站好!”这阵式一下子就使我们战战兢兢。段干事和几位干警查抄了我们的办公桌,不知是抄到了什么东西,便把我们三个人一起押送到监狱的严管队里关押。
   
   严管队是监狱中的监狱,到这里来的犯人将受到比普通犯人更加苛刻的待遇。监狱规定凡是进了严管队的犯人,每日的粮食定量裁减一半,也就是由原来的每日一斤粮减为半斤粮,早晚两餐每顿二两半。虽然还是与普通犯人吃一样的饭菜,但量不足,饥饿感便备感强烈。
   
   我虽然在监狱里熬过几个年头了,但进了严管队,才使我真正地尝到了监狱的严酷,其比任何劳改队、看守所、教养院都严酷得多。因为在严管队值班当看守的,不是政府干警,而是凶神恶煞的犯人。
   
   黑龙江省第一监狱里的杂工,都叫站道子的。什么叫站道子呢?就是在夜里值宿当看守,白日里打饭、打水做杂役的犯人,其绝对是世界上最丑恶,最没有人性的人。严管队负责为犯人分饭的道长,是一位长着小眯缝眼的小个子,每次开饭,他左手拿一量勺,右手拿一柄木铲,他用木铲在饭盆里不停地搅动,把一盆高粮米饭搅得蓬松。犯人们好容易盼到了开饭的时间,都饥肠难耐地排着队,眼巴巴地盯着饭盆,依次来领属于自己的那一勺饭。而这个小个子犯人却不慌不忙,过来一个犯人,他先抬头眯眼瞄一下,顺眼的,他右手的木铲便大撮一下,把饭往量勺里猛力一按,份量便实在了;而遇到了不顺眼的犯人,他的木铲便将饭蓬松地托起,往量勺里一放,木铲又沿着勺边一刮,饭就所剩无几了。这种分饭法实在是太残忍了,但被严管的犯人们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说句不服气的话。因为,监狱里还有更严酷的地方,那就是禁闭室,也就是小号,那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那里不但有地环、支棍,还有“独居”——独囚室,长、宽、高都只有一米,人关进之后,无论怎样躺卧都无法舒展,简直就是个水泥棺材!所以,再生死不怕的亡命徒,一经关进“独居”,不出三天管叫他俯首贴耳,之后再提起,他的腿都直哆嗦。
   
   我和老鹿、小邵,在严管队里呆了三天也始终不明白,我们是因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的。奇怪的是我们始终也不见着老董,心里便猜测肯定是老董做了什么手脚。倒是老鹿先道出了疑惑。严管队纪律森严,我们不可以随便说话。借一次去厕所的机会,老鹿说我们准是中了老董的暗箭。我倒挺坦然,认为老董即便是诬告,也会有水落石出之日。
   
   到了第四天,段干事来提审我们,我才意识到,我们编辑室的确是出了漏子。段干事提审我时问:“你们这一期报纸是谁刻的版?”我答:“是老鹿哇!”“说准了,真是老鹿吗?”这时我未敢贸然回答。段干事把一份《劳改报》递给我说:“你看看,你们是怎么刻的版。”其上用红色铅笔道划出了一句话。天呀,我们真的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在一篇女监的来稿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被刻印成“敬祝毛主席无寿无疆!”这一字之差,在那个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紧的时代,可是不得了的事!我和老鹿都是反革命,这种政治责任,是我俩万万承受不起的呀!段干事又问我:“你说准了,确实是老鹿刻的版吗?”我不敢确指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字之差,足以致老鹿于死命。我只好说:“我……我也不敢断定这期究竟是谁刻的版,反正不是我刻的。”
   
   自从知道了我们被关押的事因,老鹿和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在那个时代,一字狱并不是虚事。在同狱中就有一个犯人,是因为一个字被判刑10年。那是一个农民,他在写“毛主席万岁”标语时,把“岁”写成了“碎”。这样的事如果加在我和老鹿这样的政治犯身上,罪责就无法解脱了。倒是小邵够义气,在一次去厕所途中,小邵悄悄地对我和老鹿说:你俩都往我身上推吧,我是刑事犯好辨白。当时,我和老鹿都没吭声,但我们都觉得这实在是最好的开脱方法了。
   
   果然,在段干事下次来提审时,我和老鹿都异口同声地把责任推给了小邵,小邵也真敢于肩担罪名,承认是自己刻的版,不经意刻错了,他甘心接受惩罚。小邵被押进了禁闭室,我和老鹿虽然没有解除严管,但也得到了较宽松的处理,我俩由《劳改报》的编辑临时变成了严管队站道的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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