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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文章读后感

   上世纪90年代时,我阅读胡鞍钢教授的文章后常常耳目一新,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也可能那是一个缺乏学者见解的时代。那时候感到他的很多结论属于真知灼见。

   近年,每每阅读胡教授的文章时,心中逐渐产生发堵的感觉,最近他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一个著名学府的知名学者竟能发表如此“非专业”,“非独立”的见解。读后简直是惊愕不已。

   一、对一个学者而言,该文标题就很不严谨,“总会成功”与文革语言“革命万岁”几乎类似。人类历史基本常识证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都是不断在失败中取得完善和成功,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条定律和制度可以无限应用和“总会成功”,即使是让人类最为执着的科学信仰甚至狂热的宗教信仰,都有不断失败积累和不断改革的修正,何况我们繁杂的一套社会制度,我们偌大的一个国家管理,岂无失败和错误的时候?

   二、胡教授文章中认为现在制度优势的立论基础是:“中国总人口从1945年的近5亿人上升至今天的13亿多,与此同时也从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弱国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强国”。

   人口的飞速增长是否是制度优势使然,很值得推敲,我们的制度设计好像是抑制人口增长还来不及呢。

   胡教授认为中国从“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弱国到“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强国。连当今政治领导人都不好意思使用这些空话套话的时代,一个学者居然面向大众还在使用从形容词走向形容词的八股逻辑。1945年的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八年抗日刚刚胜利,外侮虽去,内忧未绝,一片废墟,百废待举,徒有主权国家之名,未有国力民强之实。国共双方都没有心思搞制度建设,忙着保权夺权进行战争,哪有制度对比可言?胡教授从这个时间纬度开始立论,我以为胡教授从根源要认真梳理“总会成功”的脉络呢,结果他突然忽略了内战三年,改革前三十年政治动荡千万生灵涂炭的历史事实,屏蔽可以反证我们政治制度曾经严重失败的历史事实,跳跃到1978-2008年的三十年和2008-2010年的三年。这种裁剪历史的手法只有御用文人惯常使用,恍如清华大学退回到文革年代。

   三、胡教授用后三十年的“纯银时代”概括六十年的“合金时代”得出结论:“一是从过去30年,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3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三十年的“经济刺激主义”的制度模式到今天已经使得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矛盾重重积弊难理,到了让后任领导苦不堪言的地步。尤其是三年来的“货币刺激主义”导致经济滑向通胀深渊与就业缩减的社会困局,对此,台上领导们左右为难如履薄冰无人能解的状态下,何来‘风景这边独好’?

   四、胡教授认为制度优势体现在“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

   对此,胡教授的论据是“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胡教授的三点论据可谓言之凿凿。

   胡教授可以无视温家宝总理为推进政治改革“至死方休”的誓言,可以蔑视众多学者不改革死路一条的警世忠言,但是一定要为自己的结论拿出经得住考验的证据,“领导人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何而言,不要说国家主席和总理委员长的候选名单选定的程序不得而知,就是我们部长省长县长乡长村长的选举是否真正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是一个问号?

   中央领导们中组部大员们都承认国家用人选任机制还处在人治阶段,缺乏制度监督状态,还在三番五次强调要加强机制体制的建设,我们堂堂的大学教授竟然向全世界宣告:“我们领导人的交替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胡教授更有高调:“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事实上2003年以来,温家宝自我做起努力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他老人家已经身心憔悴,仍然没有实现这个最基本的治国之道。从乡、县、市、省、部委等等部门的决策,哪个敢于坦然宣告我们的一切决策出台,已经是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我们的政府的投资和财政预算不清不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公车治理都成为顽疾,哪来制度化?

   胡教授应该比我明白,一个经过民主和科学考验的制度是不怕公开的,甚至是积极追求公开的,而我们举国上下,唯一一个偏僻的白庙乡仅仅公开了真实的政府预算一项,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孤立。

   我们的官员任免程序化、财产公开化、决策透明化喊了多少年都没有落实,谈何民主和科学?

   请胡教授千万不要简单回答下面案例的本质。

   刘志军部长在铁道部里是如何经过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洗礼后魔术般的贪腐几十亿养了一推情人?

   杜世成书记治理青岛市的时候是否讲民主和科学的决策?

   陈同海总经理治理中石化的时候是否依据制度办事?

   陈良宇书记是如何化解我们民主和制度的铜墙铁壁走向腐败和堕落的?

   我们有民主科学和制度还有众多监督机构,为什么官场依旧被人民咒诅?

   中组部都承认我们党内民主还在试点推广阶段,我们的国家监督制度还不到位,胡教授却迫不及待的研究出“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伟大结论,令人惊讶。

   五、胡教授继续引用“GDP年平均增长率、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差异系数”等被中央已经决然淘汰的浮浅经济指标来论证中国模式的成功,实在有损学者的尊严。甚至牵强到把“五年计划”和“十二五”规划当作民主决策的秘密制度来炫耀,我们自建国就有五年计划,如此说来,前三十年的五年计划和”七五“之前的六次规划就是不民主吗?

   胡教授举出《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一文甚至列出“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一言佐证自己的结论,胡教授认为我们的政府计划经济优势令美国和台湾都眼馋的不得了,有理性重事实的国人恐怕都不会把愚蠢外人的只言片语当回事。

   六、在信息社会里,国家统计局也承认要改进统计技术,或者说统计部门职员最清楚我们的经济数据是如何出台的,我们数字政绩的游戏玩了六十年,政府自己都厌倦了,胡教授却依然津津乐道于一堆难以考证的经济数据,用“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赞颂“中国奇迹”。政府为了激励市场信心,用数字游戏似乎还有些理由,一个学者无视4万亿带来的通胀噩梦和民企及实体经济萎缩的现实困境,空谈什么高增长,实在是不可理喻。

   

   六、胡教授言称“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善于竞争的发展能力;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全体中国人”就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当作主语的对象,而且都在“集体学习、灵活应变、善于竞争”这恐怕与国人现状相距十万八千里。

   七、胡教授之所以不顾尊严自娱自乐的卖弄“中国模式”,起因是“胡锦涛主席在接受海外媒体书面采访时,对中国政治模式作出重要回应,并给予高度肯定”。他要当姚文元,为领袖的思想鸣锣开道。这让我想起了牟其中,一个有创意的企业家,十五大前江泽民登泰山赋诗一首,牟其中紧跟该诗合吟一首更长的诗,马屁拍的震天响,以期政治投机,反而进了监狱。

   同样,胡主席不需要这种低级马屁,在一个风险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主席更需要逆耳忠言。如陈云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领导最需要的是实情和真意。

   客观的讲,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集中”二字,权力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资源集中,包括以城市化的名义搞的人群集中,秦始皇试图用万里长城把汉人集中在关内太迂腐,我们今天终于用金钱把国人集中到一起,无论是官员,学者、教授、商人、民工、职员…,还有外国政客商人等等,你们不是需要钱吗?请跟我来,因为我有钱。为什么我有钱,因为只有我有权。

   林青

   2011-3-3

(2011/03/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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