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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思想偏激,北大将变成“阉大”?

   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3月24日《北京晚报》)
   
   北大自1912年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以后,便成为了中国的最高等学府,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北大依然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中傲视群雄。不过,如今的北大虽然在教学规模、师资力量上前无古人,但国际声誉仍然难以和民国时期的北大同日而语。北大今天的魅力,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辉煌的历史。
   
   北大是上个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鲁迅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北大称之为“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北大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推蔡元培先生当校长的那段时间,虽然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但是,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却拥有很高的声誉。

   
   北大的原始校园远不如今天的北大这么大,很多人把未名湖等景观视为北大的名片,其实,这原本并不属于北大,而是属于当时美国开办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强行撤销,所以,北大得以将燕大领土吞并。1949年以后,北大在学术水平和国际高校排名上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如今的北大在世界高校中,只能算是三流大学。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诸如北大这样的名校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运动的先锋。国民党当时虽然独裁专制,但高校当中依然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学术思想相当自由,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即使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毅然决然地对学生的行动表示支持,而他并未因此而遭到国民政府的秋后算账。
   
   历史上的北大,不仅仅在招生上不以分数为唯一标准,就连在招教授上也是不拘一格。一代国学大师梁漱溟仅有初中学历,照样可以进北大教书,而曾经撰文批评过蔡元培先生的陈独秀,也能被蔡元培先生请进北大担任教授。蔡元培也因为其高山仰止的人格以及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北大历史最伟大的校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学术和文艺界的小阳春,当时的北大可以说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包括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内,当时也积极地参加北大一些社团,和同学们畅谈民主、自由。在一些历史性的政治活动当中,北大都走在中国高校的前列。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北大就不再具备应有的活力,我们所能看到的大概只能是北大学生参加反美、反日游行这些民族主义活动。
   
   据悉,从去年11月起,北大就开始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说实在话,学校采取措施关心学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看看这些会商的对象,最不该会商就是“思想偏激”的学生。
   
   思想是否偏激,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个问题,有些思想在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稀松平常,但要是放到其它社会,就可能被人认为偏激。而最容易让人认为偏激的言论往往都和政治挂钩,所以,打击“思想偏激”的学生实际上就是在遏制学生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如果北大真的不折不扣地推行会商制度,那么,很多稍微有点思想的学生必然得违心地说话和夹着尾巴读书、做人。
   
   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思想解放,北大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梁漱溟、李大钊以及鲁迅、胡适、李四光、李书华、葛利普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大任职或任教。北大如今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显然与蔡元培先生和北大的精神不符。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是诤友,思想本无绝对的偏激,只有相对的偏激,当北大这样的名校以会商制度来对付“思想偏激”的学生时,北大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而是一个阉割自由思想的北大,我将它简称为“阉大”。
   
   2011年3月24日
(2011/03/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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