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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6)

45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46  
   
     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後,我们便南下去广州。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都先後到了广州。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此时全国饥荒四起,党内不协调,政局不稳定。当时城里无粮,农村也无粮,因此生怕工人闹事。  
   
     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广州距离香港近,敌特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来搞暗杀或窃密。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谋部叁部等机构及公安部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要派人破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发脾气,认为内部有人泄密。进行彻查。凡是在此期间寄过信的、打过长途电话、电报的,一律审查。後来查明,原来由北京及各地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於中,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非常紧张。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汪东兴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布置小岛的安全警卫。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都增君了武装哨和流动哨,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我参加了这个会,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负总责。  
   
     上午开过会,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赵提议,要在小岛内设立一个医务室,解决工作人员的就近医疗问题。正在商量时,护士小李打来电话,电话上她的声音很急,说:“大夫快来吧,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叫你快来。”江青的神经衰弱又成了一件大事。  
   
     我匆忙与赵告辞,赶到叁号楼,进了值班室,护士、卫士都在。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看见我进来都说:“这回可够呛,就像中了邪一样。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  
   
     我问护士是怎麽一回事,护士器器啼啼地说:“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麽做也不行。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说昨天晚上给她洗澡,故意用开水烫他的屁股,给她吃的安眠药有问题,是有意害她。”  
   
     我向护士说:“不要急,你到一组来工作,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又不是你自已想要来的。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江青硬要你,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  
   
     我走进大厅,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看见我进去,她将一块毛往桌上一甩,说:“大夫,你们到底用的什麽人,安的什麽心哪?”  
   
     我坐在她的对面,问她有什麽事。  
   
     江青用手拍桌子,说:“有什麽事,你不知道吗?”我只好向她说明,我刚刚在开会,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  
   
     江说:“昨天晚上洗澡,护士有意用开水烫我。给我的安眠药,胶囊红颜色发淡,这里面有鬼。”  
   
     我说:“给你洗澡,水的温度调得不大合是有可能的,不可能是开水。而且她们给你冲水前,自已先用手试,如果是开水,她们自已也受不了。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  江青说:“我只说了一句,你讲了这麽多句,难道我讲假话?安眠药的问题呢?”  
   
     我说:“我没说你讲假话。我只是说,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开水。安眠药是保健局、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每批货进口的时间不同。不是一个批号。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但是进来以後会经过药物监定和检定检查,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更不可能有毒药。你吃的药全部是经过这些检验手续,密封从北京带来的。药箱由护士们一同保管,取药时要两个人同时去取。她们两个人,包括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都经过保健局、警卫局审查清楚,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她们工作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决不可能捣鬼。她们如果捣鬼,保健局和警卫局岂不是都有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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