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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9)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59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觉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0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
   
   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1)。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络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到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的娴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毛在武汉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毛在武汉的遁隐生活中写道--
   
   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即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六月十五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敌人),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知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楣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
   
   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为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改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
   
   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以后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些政治动荡,仍觉得此信足以证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毛从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林没多久后,背叛了毛。毛死后,所谓的右派终于夺回权力。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说的 “事”
   
   ,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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