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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无语亦是忧——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九

左,姜维平,右,《文汇报》总编刘再明,95年摄
   亦是无语亦是忧——香港《文汇报》内幕之九

   

陈坚明与余仕清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地方,记者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尤其是对富有事业心和使命感的媒体人士来说,更是充满着难以预测的危险和变数,但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高压,大部分的《文汇报》记者都选择了沉默,大家把许多精力放在广告经营上,既可以避开政治风险,免于得罪人,又能获得提成,享受物质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报纸毕竟不单纯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还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使命,故此,总有一些媒体人士与众不同。
   
    虽然,我与陈坚明和余仕清没什麽深的交往,因为他们是讲粤语的香港人,彼此交谈有些语言上的障碍,但每次去香港公干,只要见到他们,我都主动与他们攀谈,亦是受益不浅。他们一个是财经新闻部的主任,一个是副主任,比较起来,大为不同,前者注重于广告,抓新闻是围绕经济效益,而后者则注重于新闻,而且长于撰写“扒粪”内幕故事,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陈坚明是活活累死的,被定为以身殉职,而余仕清呢,是被乱刀砍死的,自然善后待遇也不太透明。
   
    1999年底,陈坚明过世的时候,我还在《文汇报》任职,他是去美国采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忽然倒在了下榻的酒店里,死前还在奋笔疾书,虽然,他写的那些只有一分钟生命的稿件不能传世,但他每天都是那麽认真和执着,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并不被自己或上级重视,因此,此事给了以张云枫为首的《文汇报》领导层极大的震动。他们一度曾下令中层干部人人免费体检,个个寻医问药,但这个待遇并不包括我们内地办站的主任,他们是“皇军”,我们是“伪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体检等福利费用,还得转嫁到每个拉广告的人员身上,其实,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报纸越不讲真话,市民越不买账,发行量越小,广告越难拉,于是,报社的采编经营人士就越累。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猝死也有必然性因素,当然,陈坚明没有广告任务,但他也十分重视报纸的广告,记得1998年哈尔滨市的国企“三大动力”在香港上市,报社下达了针对东北办的硬任务,陈主任就对我说,能否与这几个国企的大老板联系一下,先做个人物专访,再把上市报告之类的广告拿到手,我感到为难,因为这样的级别很高的大型国企,不仅领导人架子大,很难约见,而且,他们在海外都有分支机构,一般都把广告生意给了专业性的大广告公司。但“小胡子”陈坚明还是说,你应当“志在必得”!。。。。。。他就是带着这种领导赏识的“志在必得”的信念,过早地撇下了妻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地点是在香港北角的殡仪馆,行前有一位领导说,报社没车接送,你是来港出差的,可以不去吧,我还是花了50港币的士费去了,我觉得应当表示对他的敬意和惋惜。
   
    他长着两撇小胡子,酷似歌星林子祥,这一特征令我印象深刻。我听过他两次会议发言,每次都要讲到香港上市发行的B股,由于国语欠佳,把它说成了“屁股”,总是使我们忍俊不禁,总之,小胡子是个可爱的人!虽是英年早逝,但也是善终,他没有体验生离死别的痛苦,也无忍受肉体疾病的折磨,故此,在狱中时,我常念及此人,深为羡慕。
   
    与其比较,他的副手余仕清之死则惨烈得多,他未能接掌财经新闻部主任的大权,还被调离了他原先熟悉的领域,改任资讯技术部的负责人,有传言说,报社高层早就对他过多涉足内地报道有所微词,何况他得罪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这是香港“左报”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显然,他与陈坚明不同,陈曾任香港亲共的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也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过从甚密,但余则经常往来香港和内地,有扯不清的人事纠葛。据了解,他曾采访多宗在内地较敏感的专题新闻,其中包括揭露中越边境走私贸易和内地偷运盗版光碟原料、以及制作盗版光碟等调查报道,奇怪的是,他的一部分采访稿并没有刊出,却引来了杀人之祸,2001年11月,他被发现被人杀死在香港锦田石岗机场路之后,有报道说,内地警方从《文汇报》的内地人员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但至今没了下文。
   
   

《文汇报》与外宣办


   
   
    中国政府机关往往是这样的:中央有什麽部门,下面就有归口的分支机构,比如,国务院有外宣办,那麽各地市委市政府也有设在宣传部的处室,如果说外宣办对《文汇报》是直管领导的话,那麽,各地的外宣办与各地的记者站就成了娈生姊妹了,不过,这个姊妹可够厉害的,她不仅经常陪同接待我们采访,而且还对我们进行暗地监控与考核,非常微妙的是,《文汇报》的领导到了东北各地采访与视察,时间较短来去匆匆,他们接触的人就只能是他们,如果有人给你说了坏话,以前做得好事就通通白费了,所以,搞好与地方外宣办官员的关系,至关重要。
   
    最初,我不知道外宣办的厉害,有一件事使我震惊,有一次,大连召开某个会议,宣传部设了个新闻中心,专门接待中外记者,我身临其境,在酒店的大厅有一个年轻人举止文雅,十分客气,他请所有的人登记,而后发你一个礼品袋,除了小礼品,还有会议日程表和联系电话等,真是热情之极,面面俱到,我不认识他,就问老同学,他也不避讳我,介绍说,王某表面上是我们宣传部的官员,实际上是安全局的。我感到好笑,我们这些拿笔杆的文弱书生,还能是特务或间谍?真是小题大做。
   
    但以港报记者的名义在东北走遍了,就知道了,不论是省外宣办,还是市和县外宣办,都有身份不明,阴阳怪气之人,他们用多年形成的一种敌对思维看待境外记者,仿佛都是特务,都是在刺探情报,而官员最便于用这个手段欺骗和驱使马仔尽职尽责,也便于给挑刺批评的记者诬陷加罪。所以,每当在机场或车站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我明知他的身份,也得忍住厌恶,握手谈笑,言不由衷,他们不信任的目光好久才能改变。这有点像毛泽东,他从第一次与美国记者斯诺认识时,就怀疑他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直到1972年才知道他只是一个好奇的记者,他采访红军是为了写书赚钱,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都想做生意,除了广告提成,不管什麽东西,只要赚钱都干,他们有的还会千方百计地从你身上揩油。1995年我到吉林省延吉市采访,外宣办的某工作人员带我去晖春看看,但又以宣传部没车为由逼我租车,通常情况下,他们邀请我来,必有这笔经费,但我的时间紧,也别无选择,就答应租车,他又以熟人开车安全为借口,要求我选用他朋友的车。他的女朋友来了,三十多岁,没有什麽值得记忆的像貌特征,我为了使新朋友高兴,就先付了90多元就上路了,但不料在一个高速公路和铁路的交接处,险些发生车祸,那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使路面有点儿滑,而由延吉至珲春的盘山弯道很多,右侧又是悬崖下的图们江,显然,女司机是新手,在踏制动时不知道一脚到底的隐患,何况汽车又陈旧不堪,她遇险刹车时侧滑,只差一尺就落进了图们江,多亏有一块石头挡住了车轮。。。。。。记得那是一次不愉快的采访,我一无所获。
   
    另一个外宣办的官员是黑龙江省某市的,他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商人,与我刚见面,即直言,他开了一个书店,专卖香港的禁书,海关没收的东西应有尽有,我看了样品,吓了一跳,他们的书比《开放》编辑部的还多,但质次价高,有的是盗版,错字连篇;有的是原版,但贴了新的价格标签,每本都两百多元,为了日后的采访工作顺利,我假装很高兴买了一本,他就带我走了很多有特点的地方,中午吃饭时,他介绍宣传部两个部长与我见面,其中一把手姓傅,二把手姓郑,当地又时兴称某部长,这样就难免把他们的正副官职叫倒了,很是尴尬。最有趣的是,郑部长不胜酒力,与我对饮了几杯,话还没讲完呢,他就头往后一仰,躺在椅子上睡着了,鼾声如雷。。。。。。过了一会儿,老板娘来了,亲自给上了一道菜叫“牛鞭雕花”,她说,这是用牛的生殖器精雕红焖的拿手菜,是本地一绝,还介绍它的功能,又笑着说,你吃吧,找小姐钢钢的,讲得我脸红耳热。。。。。。
   
    此后,我还去过齐齐哈尔市外宣办,一个官员给我介绍了宣传部四个部长,他说,这个是一把手,大部长,那个是副部长,此外还有两个领导,一个是主管部长,一个是最小的新部长,我想,宣传部只有十几个人,要那麽多官员干嘛?但心里厌烦也得应酬,因为要是得罪了他们,损失大着呢!此地有招商会之类的新闻,他们就不邀请你,如果企业政府有广告也不通知你,我就会挨报社领导的批评。所以,只有笑脸相迎。
   
    那几年,我在东北三省见过很多类似的官员,从正厅级的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到县级的黑河市外宣干事孙雪梅,都交了大把的朋友。应当讲,他们都是“好人”,但目前中国这种专制制度把“好人”变成了“庸人”,大家都在浪费老百姓的纳税钱,也在消耗每个人的才华和青春。
   
    比如,当上海的官员赵启政当了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之时,《文汇报》立即刊出彩色专版吹捧他,这不是一种阿谀奉承的资源浪费吗?试问:如果《文汇报》变成了民办媒体,自负盈亏,独立办报,外宣办解散,他们愿赚钱就做生意,想做事业的就当记者,就会出现“商人是商人,记者是记者,官员是官员”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何必人人活得这麽累呢?
   
   

我们就是为了脸上贴金


   
   
    1995年初,我最头疼的事,就是东北办事处与辽宁省委外宣办的关系问题,因为选址大连,他们有气,而且,我不是党员,他们怀疑我的品行,所以,当我受报社领导的委托去拜访外宣办主任张某时,他的脸色十分难看,他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要想在辽宁这块一亩三分地上,做宣传,拉广告,参加新闻发布会,必须像小商小贩一样来求我们,为啥?我们就像你们《文汇报》的工商局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不服行吗?。。。。。。我很生气,曾把这话转告副社长刘永碧和外联部主任陈桂雄,他们都笑了,但也劝我忍气吞声,顾全大局,与各地的外宣办领导都搞好关系。后来,我们见到了省委书记闻世震和秘书长高东晓,他们都对我很不错,外宣办的张某才态度有了转变。
   
    再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在《文汇报》上刊发了一篇专题报道,说的是沈阳市郊区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心地特别善良,又做生意赚了点钱,就办了个养老院,她盖了一排瓦房,购置了健身养生设备,把那些没钱的鳏寡孤独的老人收养了几十个,照顾得很好,于是远近闻名,有一个香港的做五金小生意的老板,读了《文汇报》,流了眼泪,就赞助了10万港币给那个妇女,他通过报社要我转交,我不敢怠慢,但此事被外宣办领导某人知道了,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发雷霆。他说,凭啥我们地盘上的事,你《文汇报》瞒着锅台上炕?你眼里还有没有党委宣传部?他说,你应当把支票先给我们,由我们开个会,留点宣传费,把做好事的老板和妇女找到一快交接,这是惯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互助风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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